“互著”与“别裁”在中医古籍书目整理中的应用与思考

“互著”与“别裁”是我国古典目录学对图书文献进行分类著录的特殊辅助方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中医古典目录学分类研究也离不开这2种方法的应用。首先,对“互著”与“别裁”的概念、内涵与源流进行梳理;其次,分别对古代中医专科书目和现代中医专科书目中使用“互著”与“别裁”的情况进行核查,重点对其在中医古籍书目整理中具体应用实例进行整理与评述;最后,总结目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从而为现代中医古籍数字书目信息建设提供思路和方法。

《七略》“互著”、“别裁”辨正

从古书流传与刘向、刘歆校书的具体背景出发 ,通过全面考察《汉书·艺文志》反映的《七略》中著录的同名书的情况 ,可以认定《七略》中存在的同名书是刘氏有意所为 ,这些书或因篇数不等而著录 ,或因内容不同而著录 ,不是同一书 ,所以《七略》中没有“互著” ;通过综合对比与具体分析《汉书·艺文志》中同名书以及《孙卿赋》、《贾谊赋》和《琴颂》等情况 ,可以看出刘氏校书加深了对书的内容的认识 ,在单行本的基础上 ,在对特殊关系的单行本和全本的处理时 ,采取了保留特殊单行本的做法 ,著录在《七略》里产生了我国最初的“别裁” ,这种“别裁”不成熟也不全面。

中国古代书目著录中的互著法和别裁法

中国古代书目著录有互著和别裁两种方法。明代高儒编制的《百川书志》是最早发明别裁法的书目 ,也是最早采用互著成法的书目 ;祁承火业和章学诚关于互著别裁法阐释的宗旨有所不同 ,一为便于检阅文献 ,一为辨考学术源流 ;互著别裁法是中国文化的整体观特质所孕育 ,是中国目录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结果 ;作为文献著录的有力的辅助方法 。

论《文献通考·经籍考》的重出与互著

我国古代目录书图书著录中常有重复出现的现象,这一现象的性质应当归于有意的互著还是传抄的重出,是目录学理论研究中多有争论的问题,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在这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分析《经籍考》的这一著录性质,不仅有助于《经籍考》的认识和研究,也有助于这一争议的解决,同时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一争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经籍考》互著小考

互著是古代书目(主要指综合性书目,系统书目)中出现的一种著录图书的方法,具体地说,就是指同一书在有关类目中的重复著录。古人常把它称之为“重见”或“重出”或“互注”。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首次提出互著的科学概念,认为互著的作用主要有四点:一、可以备一家之学和全一类之书,二、利于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三、可以避免图书归类不当而产生的抵牾错杂;四、方便读者检索图书。

《艺文类聚》中的“互著”与“别裁”

在《艺文类聚》中,自觉而有意识地借鉴并大量运用"互著"与"别裁"之法,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最晚在唐初,古典目录运用"互著"和"别裁"已经相当普遍。在"互著"与"别裁"起源诸说中,只有起源于《七略》一说较为合理,而其他将其起源确定在唐代以后的各种说法,都是不顾古典目录发展实际的偏颇之论。

互著法探源

互著法探源潘猛补互著，又叫工注，互见。这充分揭示图书内容的一种有效的著录方法，是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它起源于何时何人，至今尚未定论。因此有必要对互著法的源流再作一探索，以期能得出一个合于史实的结论。我们认为，互著法其源来自史学，原是司马迁在《史...

基于机器学习的古籍目录互著与别裁探析

目录是组织与利用古籍资源的重要工具,也是图书情报学科的重点研究对象。互著与别裁作为古典目录学中的两种辅助方法,能在深入剖析文献内容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内容的多元性将文献准确、完整地记载于目录体系中,达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效果。将互著与别裁映射为文本挖掘中的文本分类问题,提出基于机器学习以实现互著与别裁的方法框架,为古籍在目录体系中的多类目记载提供方法。首先利用TextCNN与BERT两种机器学习模型对先秦诸子六家十部典籍文本进行分类训练,结果显示BERT优于TextCNN,可以达到91.64%的分类准确率;之后用微调训练后的BERT模型对《荀子》与《管子》进行篇、章粒度的分类判断,最终得出这两部图书各篇章互著与别裁的结果。本研究展现了在数字人文视域下,数字技术对古典目录学、古典文献学以及学术史研究的应用价值。图5。表7。参考文献43。

试析“互著”与“别裁”

文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古典文献著录中的“互著”和“别裁”两种特殊方法,通过追溯其源起和演化,分析了这两种方法的理论解释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揭示了它们在中国古典目录学中所表现出的宝贵价值,以及对现代文献工作的指导意义。

《汉书·艺文志》互著质疑

自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提出西汉刘歆《七略》中有“互著”之法后,历来都有不同看法。章氏据《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称省例而提出“互著”之法,实际只是一种推测;而反对者亦无强硬的实证。《七略》今已不存,我们只能据《汉志》

《尉缭子》与互著法——三论《尉缭子》

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既载有杂家“《尉缭(子)》二十九篇”,又载有兵家“《尉缭》三十一篇”;二者不仅学派有别,而且篇数亦有异(兵家《尉缭》比杂家《尉缭(子)》多出两篇),好像是两种不同的著作。可是,汉代以后的传本,内容却基本相同。这就给学术界提出了两个问题:《汉书·艺文志》所载两种《尉缭》

“互著”、“别裁”的理论探讨始于谁?——与徐召勋同志商榷

《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3期刊载徐召勋同志《论“互著”与“别裁”——章学诚目录学思想初探》

也谈互著与别裁的理论探讨始于谁

在我国,互著与别裁的理论探讨到底始于谁?对于这个问题,争论得比较激烈。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些同志认为始于明代的祁承(?),还有一些同志认为始于清代的章学诚,笔者认为给于元代的马端临。互著与别裁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六年刘歆编制的目录学专著《七略》中就已开始应用。此后很多目录学专著也都使用过。唐代魏征等编写的《隋书·经籍志》,后晋刘昫等编写的《唐书经籍志》,宋代欧阳修等编制的《崇文总目》,还有郑樵编写的《通志》等,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互著与别裁。但直到这时。

浅谈图书馆古代学术研究类书籍的“互著”与陈列

古代学术研究类书籍往往涉及多个学科,依据中图法仅能著录在某一学科下。如果采用互著法,在附加著录项中标明图书涉及的相关学科及内容信息,并相应增加书籍陈列,则会便利读者网络与实地阅览,也会增强图书馆工作的学术性。

论“互著”与“别裁”——章学诚目录学思想初探

“互著”又叫“互注”、“互见”。所谓“互著”,就是将同一本书在相关的类目中重复著录。用章学诚的话说就是“一书两载”。有些书的内容涉及到两个以上的学科和类目,如果将这本书既著录于这一类,又著录或互见于另一类,这就是“互著”。“别裁”与互著很相似,它们都在相关的类目中重复著录。二者的区别在于:“互著”是将同一本书,既分在这一类,又分在那一类;“别裁”则只将书中的个别篇章在相关的类目中重复著录。“别裁”又叫分析著录,它是只“裁取”或“分析”书中的个别篇章另外著录于他类,“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①互著与别裁是揭示图书内容、辅导读者阅读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著录方法。

“互著”、“别裁”起源时间考辨——读王重民先生《校雠通义通解》

指出关于"互著"、"别裁"这两种文献著录方法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诸多分歧。梳理学界现存的种种观点,尤其是剖析王重民先生在《校雠通义通解》中的归纳与分析,考辨"互著"、"别裁"产生的历史背景,并指出两者起源于刘歆的观点是不容置疑的。

“互著”、“别裁”兼用始于《直斋书录解题》

"互著"与"别裁"是我国古典文献著录中的两种辅助著录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长期以来,关于互著、别裁到底起源于何时的争论,一直没有止息。通过对《直斋书录解题》中采用的"互著"与"别裁"实例的举证,证明"互著"与"别裁"起源于南宋末年陈振孙编著的《直斋书录解题》,而不是前人认为的元马端临撰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或明高儒编制的《百川书志》。同时,《直斋书录解题》也是我国古代书目中最早同时采用"互著"与"别裁"方法的书目。

《文献通考·经籍考》互著法探由

《文献通考·经籍考》不但以总序和类序简要说明我国历代藏书制度和规模,更在各小类中著录图书计四千三百余种。《经籍考》所录图书中有五十八种重复出现于该目录,其中有三十九种属于互著。《经籍考》中的互著现象主要由两个原因导致:一是据《文献通考》全书处理史料的辑录之法而在《经籍考》中尽力保存前代书目旧貌,二是马端临践行'书有两用'的观念而主动互著。《经籍考》只有一条互著在目录解题中有典型的互著说明,但这并不能否定书中互著之法的大量存在。

明代的书目著录

明代书目著录项目在趋于完整和定型的同时，还取得了两项重大成就，一是比较普遍地采用了注释的方式来揭示文献内容和形式方面的信息，一是采用或发明了互著别裁著录方法，这是对中国书目编纂方法的发展。明代书目著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在使中国书目工具书化的历史进程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