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新文学与出版业的互动效应

五四期间 ,新文学与出版业之间建构起了密切的互动关系 ,产生了良好的互动效应。一方面 ,出版业凭借其拥有的物质力量和多样的传播手段 ,促进了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多元发展 ,成为新文学创造实践以及新文学家思想与文学自由表达的场所 ;另一方面 ,新文学观念的扩散以及新型作者群与读者群的培养和递增 ,也为出版业开拓了文学市场并给予其丰厚的利润回报。在出版业的积极参与和影响下 ,五四新文学从外在存在形态到内在审美特质均呈现出新的文化风貌 ,并体现为具有现代性质的文化创造。鉴于事物的复杂性 。

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关系研究述评

在如何理解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之间的关系上,建国后"十七年"与新时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十七年"中,五四新文学传统逐渐被革命化,革命文学传统逐渐被强化,从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联系;在新时期,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革命色彩逐渐被淡化,其地位一路飙升,革命文学传统逐渐被消解,从而在二者之间形成了"背叛与倒退"的历史联系。但两个时期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只是在学术界不占主流地位而已。这一变化可以从两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青木正儿与五四新文学的关联——以《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一文为中心

青木正儿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也是首位将鲁迅介绍到日本的学者。1920年9月至11月，青木正儿在《支那学》㈤杂志上连载《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一文，介绍了中国的新文学革命，并对鲁迅做出评论。这是鲁迅作品在日本最早被评论。

梁启超的日译西学与五四新文学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运用"和文汉读法"学习日语,意欲建造一座连通中西文化的巴贝尔塔,但是,翻译方法的急功近利、文学观念的返归传统,以及中、日、西多种思想的交错等诸多因素,都决定了梁启超难以跨越中国传统文学的樊篱,完成引导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性转型。本文从翻译手段、文学观念、思想文化等三个层面考察梁启超通过日文译介西学的行为,进而探析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中,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学的承续关系。

“人力车夫情结”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受"劳工神圣"、"平民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五四新文学对人力车夫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形成了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力车夫情结"。人力车夫是五四知识分子与城市底层劳动者生活联系和情感联系的一条纽带和重要触点,五四作家通过人力车夫这个群体了解城市贫民的生活和思想,他们的平民意识、平民文学观念也在描写人力车夫的作品中得到明确的表现。同时,五四文学将人力车夫奉为道德楷模,也与"改良国民性"的启蒙主题存在悖论。

《台湾民报》对五四新文学作品的介绍及其影响和作用

1923年至1933年间,《台湾民报》转载了胡适、鲁迅、郭沫若等数十位祖国大陆新文学作家的上百篇作品,对台湾新文学创作产生了示范和推动的作用。海峡两岸新文学创作在"救亡"、"启蒙"、"革命"等三大主题上的契合,在深层次上证明了这种影响关系。

“思想”与“思考”:贯穿20世纪的文化纠缠与纠结——关于五四新文学批评状态的一种考察

作为五四新文学生成的精神动因,从"思想战"到"思想革命",文学批评经历了一系列文化意识形态的演练和论争过程,构筑了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基础,突显了冲破旧的僵化观念模式禁锢和引领创新意识的历史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思想"与"思考"之间的关系也开始逐渐趋于分离和复杂化,出现了相互抵消的状况,而文学所呈现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性,又不愿意依附于任何"理性""思想"和"主义"羽翼之下,成为思想道德说教和传声筒,于是形成了一种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特殊的文化纠缠与纠结现象。

错位的对接：论实用科学理性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

"为人生"作为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用科学理性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从"实验主义"的科学接受到"求真理"的思想共识,最后落实到和俄罗斯拯救意识深度结缘的"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这种在科学和人文错位的对接中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转换为五四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全过程,都是在实用科学理性精神的烛照下完成;这真实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学张扬西化同时又游离于西学的双重矛盾:既反映了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现代性认知问题上的思想茫然性,又揭示着中西方文化与文学融汇过程中的历史复杂性。如果我们忽略了实用科学理性和"为人生"的内在逻辑关系,就会失去对五四新文学基本性质的科学描述与整体把握。

五四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发掘与继承

五四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有批判与摒弃,也有发掘与继承。胡适所代表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并非单向度的西方影响的产物,而是中国传统脉络与西方进化论交汇、融合的结晶。五四新文学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重新估定传统文学的价值、整理国故、梳理白话文学史与发掘民间文学,是新文学阵营向传统寻求支持的重要举措。鲁迅与郭沫若等作家的创作乃至人格中都表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新文学作家不可能切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只会借鉴外国文化重新认识传统,进而以融会中外的个性创造来充实与发展中国文化。

体验·尚武·“为人生”——论五四新文学理论建构中的日本中介因素

"为人生"作为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理论建构的主观性认知,与日本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在日本体验的激活下,他们选择了弃"医"从"文";在尚武精神的引领下,他们践行了轻"文"尚"武";由此出现了从"诗人"到"战士"的作家身份转变和从"艺术"到"人生"的创作思想变迁。随着启蒙主义的激进介入,"为人生"严重背离了效法西方现代文学的原始初衷,却同时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多源、多元(中国、日本、西方、俄苏)的母体形态。如果忽略了"为人生"内涵的丰富性,我们就会失去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性质的科学描述与整体把握。

五四新文学塑造乡绅形象的偏颇与辨正

乡绅是民间处理公共事务、向官府表达诉求的代理人。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社会阶层,乡绅绝大多数是对乡村社会自治起积极作用的"良绅"。然而,在五四新文学中,乡绅作为专制权力的附庸,往往被作为"劣绅"而受到批判,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乡绅形象的政治偏见和社会性歧视。我们今天需要对这一现象进行历史的反省,在批判"劣绅"和各种民间社会陋习的同时,对乡绅的社会作用和群体形象,给予客观的评价和应有的尊重。

弗洛伊德主义与五四新文学

五四前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传入中国,当时中国文坛几乎所有作家都知晓弗洛伊德,也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弗洛伊德的影响。鲁迅的一些小说,以及《野草》的若干篇章,都于潜意识领域,深入发掘人物超常态的心理因素和精神特性,使其作品在透视人物灵魂方面具有了非凡的深度和广度。创造社作家的一些作品,通过对性的大胆和深入的描写,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给禁锢人性、扼杀人性的封建主义致命的一击。文学研究会作家周作人、杨振生、王以仁、汪敬熙等人的作品,运用弗氏的无意识和性本能的理论,揭示出人物深层次意识中真实存在的心理病变、性苦闷、性压抑和性变态,写出了当时社会环境下人性的本真状态以及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摧残。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与俄文学“白银时代”比较

俄国文学白银时代的辉煌是由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多元化、文学团体的集群化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而形成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也应该说是开辟了中国文学的另一个时代———白银时代,它与俄国文学白银时代在现代性、多元性和开放性等多个界面上有着极大的趋同性。它与俄白银时代的文学一样表现出几大精神特质:现代精神、叛逆精神和创新精神,开启了中国20世纪现代人文精神。

五四新文学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五四新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建设推动了教育现代化,新文学建设直接影响着现代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在初期,白话文替代文言的过程中两者共生相伴,其后,白话文学作品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经过国文教育的遴选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五四文学的发生发展深刻影响着中国语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小学语文学科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统意识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正统是人类文化历史中潜在的力量,它占据历史主导地位,可以从历史和现实双重结构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同时这种权力来自于某种虚构。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在论证正在进行的文学革命的合法性时,一方面在中国文学的历史流变中寻找依据,另一方面对正统进行颠覆和重构。

论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

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是从新文化运动中获得的 ,开放意识成为五四新文学发展的巨大动力 ;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的形成是由当时先进的精英知识分子主导的 ;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为满足急迫的救亡需要而从全方位开放逐步走向单一化开放 ,从而逐步发生了变异。

论辜鸿铭与五四新文学

作为批评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话语之一,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对辜鸿铭的话语资源背景不熟悉,对其话语理论缺乏了解,以及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文章大多用英文写成而且刊发于口岸外文报刊。迟至今日,仍然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必要地"强调"辜鸿铭对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则显示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应有的"盲点"或文学—文化视野上的缺陷。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欧文.白璧德、《学衡》知识分子群体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在批评的话语资源背景以及实践语境诸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这种思想的关联性的被"发现",不仅将有效地平衡"学衡"派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叙述,而且还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反自由主义"思潮上推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的辜鸿铭那里,并使得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文化批评已经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世界性"和"现代性"特性。

含混性和现实性:五四新文学人文价值观透析

以个性主义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学的人文价值理念充满着家族性的含混特质和现实关怀。在世界现代哲学思想转向的过程中,五四新文学展示并凸显出自身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但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混合和互换,使中国现代文学“人的解放”远未获得审美/本体的价值意义。人的解放在五四是一个实践过程,在左翼革命文学当中亦如此,时至今日,仍处于一个现在进行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