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下的亚太安全态势与战略应对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亚太地区呈现变乱交织的安全态势,美国深化同盟体系以遏制中国是影响地区局势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地区其他力量不断调整对外战略,导致地区格局加速重构。东南亚总体保持合作大局,东北亚、南亚的阵营对抗加剧。大国博弈使地区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队压力,进一步增加整个亚太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领域,深度影响亚太地区格局演进。中国以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指引,深化与地区国家各领域合作,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

“奥库斯”扩员威胁亚太安全

近期,美国为护持霸权,不断操纵盟友体系搅乱亚太地区秩序,特别是吸纳日本推动“奥库斯”(AUKUS)扩员,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新的紧张和对抗因素。“奥库斯”是美国为护持霸权、通过军事合作挑起军事对抗,拼凑排他性小圈子打造的“亚太版北约”。

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战略工具、内在限度与中国应对

随着美国霸权护持需求与联盟秩序维持功能之间的不相符问题日益突出,美国通过支点国家、军事存在和安全制度三大战略工具持续推动亚太安全架构的网络化。这一复合网络包括以盟友为核心、伙伴为辅助的盟伴体系,以军事基地、武器装备和联合军演为主要形式的防御体系,以及以双边安全为主导、多边安全为补充的制度体系。然而,这一网络化进程存在限度,难以实现扁平化、联盟化和高度制度化的“整体网络”。在美国战略需求与多元威胁矛盾加剧的背景下,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网络化进程受到网络与等级的结构性冲突、小多边主义的制度设计缺陷、东亚地缘环境特性以及美国国内财政与决策机制的限制。对此,中国可以通过楔子战略分化美国的盟伴体系,通过制度供给削弱美国的小多边安全制度体系,通过规范塑造抑制美国安全网络的整合,通过成本转嫁加剧美国的战略执行压力,从而有效阻滞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网络化趋势。

“日澳双锚”如何推动亚太安全秩序转型

在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中,日本和澳大利亚凭借能力投射、关系连接、代理制衡三大功能成为美国极其倚重的“南北双锚”。日澳既重视维护美国在亚太安全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又有实现地位提升和加强安全保障的意愿。2013年以来,日澳借联盟管理机制处理与美国的矛盾分歧,通过强化防卫能力建设、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推动对华竞争、引领小多边合作等,推动着亚太权力分配格局重塑、权力关系对抗化和制度上的重叠竞争。然而,由于美国在联盟管理上对日澳拥有不对称优势,两国往往需要服从于美国的亚太战略部署,亚太安全秩序转型不能完全反映两国利益。中国应重视日澳在战略布局中的作用,就地区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同日澳深化共识、协调行动。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与对亚太安全秩序的挑战——基于施动者—结构的分析

美国在亚太安全秩序中占据绝对权力优势,东盟扮演着机制规范的“中心性”角色,中国在观念共识层面的引领性作用突出。优势各异的多元施动者不仅是亚太安全秩序弱稳定性的来源,也是影响地区秩序维系与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美英澳安全合作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三方军事协作,曾在权力、观念与制度维度挑战了地区与国际秩序。2021年9月以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发展给亚太安全秩序带来诸多挑战。该安全伙伴关系在权力维度将推动亚太地区权力格局复杂化,削弱地区与国际军控体系。其在观念层面对“小多边”身份认同的强调,会强化地区阵营对抗与观念分歧。美英澳三方实施的“安全化动议”在削弱东盟主导的机制规范影响力的同时,也将增加亚太安全秩序的不稳定性。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南中国海问题

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与美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及东盟内部的领土争端与海洋权益划分问题。但由于该海域作为国际经济安全通道的价值不断上升；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际机构对其潜藏的丰富石油前景的估测和东南亚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海洋权益意识的凸现，南中国...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美韩军事同盟

美韩军事同盟是研究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析变量。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战后以来美韩军事同盟的结构调整与功能转化 ,特别是该同盟在由“双重遏制”向“双重规制”转变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延续性 ,以求对冷战后美韩同盟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本文认为 ,美韩同盟作为“战略稳定的杠杆”将继续在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

美国“重返东南亚”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特别是“9·11事件”后和反恐战争开始以来 ,美国逐渐加强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和军事活动 ,这被称为“重返东南亚”。其主要特点有 :扩大美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军事合作及加大反恐力度等。其战略企图是为了加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深化反恐战争以及接触、防范和制约中国。美国“重返东南亚”虽然有助于打击恐怖主义 ,但将使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增加了美国军事干预其他亚太事务的可能性。

印度与亚太安全:历史、现实和中国因素

在印度"东向"政策第二阶段实施过程中,积极参与地区安全事务成了其显著特征。印度全面进入亚太,必将引起该地区权力分配、利益分配的新变化。与此同时,印度的安全观念和战略意图却模糊不清。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印度仍会继续在"多极化亚洲"目标的指导下开展大国平衡外交,其走向将直接影响亚太安全格局与中国周边环境。

亚太安全架构的未来图景--路径差异与模式谱系

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挑战主要有三类,即残余的冷战结构、结构性的战略冲突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三类安全问题本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段,却同时出现在亚太空间中,从而造成了复杂的系统性安全困局。因此,是否具备同时处理三类不同属性的安全问题的能力,就成为评估和判断未来安全架构有效性与可行性的基本标准。由于亚太各国在冲突根源、理论准备、核心基础、建设目标和基本原则等安全架构建设的关键点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必然导致在安全架构的建设过程中展现出明显的路径差异,最终形成六种典型的亚太地区安全模式,分别是同盟体系模式、东亚峰会模式、中美共治模式、亚信会议模式、次区域协调模式及东盟主导模式。根据以安全问题的类别和属性为基础生成的评估标准,对这六种模式、进行二维空间的落点象限排布,可以简单勾勒出未来亚太安全架构的基本谱系,从而对其未来发展图景进行宏观判断。

香格里拉对话:缘起、特征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香格里拉对话(SLD)是“9·11事件”后亚太地区新出现的多边安全合作对话机制。“9·11”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和安全议程的新变化,第二轨道外交的新发展和防务外交的兴起及转型,是SLD产生的重要原因。近年来,SLD的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并呈现出包容性、灵活性、开放性、创新性和实效性等特征。SLD实际已经成为亚太地区开展防务外交和“一轨半”外交的重要平台。尽管其安全机制尚不成熟,但作为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SLD的存在和发展仍然丰富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形式与内容,已经并将继续对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产生影响。

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

本文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的亚太秩序观和美国的对华政策等角度分析了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文章认为,亚太地区在美国大战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美国在亚太地区将继续奉行同盟体系为主、大国协调为辅的安全战略,在关注反恐的同时,积极寻求“吓阻”崛起的大国。就对华政策而言,美国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通过对华交往以促进其利益,在安全领域保持对中国的“吓阻”与牵制,辅之以有选择的合作与有限的接触。

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看布什政府对台政策

本文认为 ,布什政府亚太安全战略误判了亚太地区和两岸关系的形势 ,并犯了把台湾问题美国化的历史错误。要解开美国对台政策的死结 ,华盛顿应该修正其亚太地区秩序观 ,摒弃传统的霸权和均势思维 ,放弃那种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对手的宿命论观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太平洋大国应当就各自在亚太地区的意图和各自的地区秩序观开展一系列开放的有建设性的对话 ,以增进相互了解 ,减少对对方战略意图的误判。

变动中的平衡:东盟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过去50年的发展历程中,东盟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历经了三次变迁。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使东南亚地区的冷战格局发生变化,东盟创始成员国开启了退出冷战的历史进程,使东盟得以顺利度过脆弱的襁褓期。1978年,越柬冲突爆发,东盟积极参与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程,摆脱了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但也暴露出硬实力不足的缺陷。1991年冷战终结,亚太安全体系发生历史性的剧变,处于地区安全结构平衡点上的东盟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创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成为亚太安全合作进程的"驾驶员",其地位与影响走向巅峰。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理论模型来看,东盟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根源于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与东盟战略选择的互构。近年来,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影响下,亚太安全体系的结构变革逐渐深入,东盟在其中的关键地位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东盟各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否深刻理解东盟与亚太安全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做出合理的战略选择,对于东盟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亚太安全对话合作机制与中国亚太安全利益

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是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亚太地区安全斗争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与今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有着重大关系。中国参与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目的在于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推进与其它国家共同利益及交叉利益的实现 ,减少甚至解决其安全利益与其它国家安全利益中现实存在和潜在的冲突。

美、日、俄、东盟的亚太安全战略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美、日、俄、东盟亚太安全战略的共性是：都希望保持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都主张建立地区多边安全机制、都希望同中国保持接触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但有各自特点。美、日、俄、东盟亚太安全战略对地区的影响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同盟关系是影响21世纪初亚太安全形势的重要因素；美威慑下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中、美、日关系和亚太力量对比、亚太各种力量相互牵制可能出现一种相对平衡的局面、多边合作将是今后亚太安全合作的主要趋势、和平与稳定是亚太地区总趋势，但也有出现军备竞赛和外国军事干预的隐忧。

ASEAN ISIS与亚太安全制度建构:以ARF机制为核心的分析

本文以ASEAN ISIS在创设亚太安全合作机制——ARF中所发挥的作用为例,分析亚太认知共同体在安全机制建构中的作用,即提出和形成一种新的安全观,并推动亚太安全观的社会化与机制化。这一研究表明,在适当的情况下,认知共同体也可以在国际安全合作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东盟与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地区安全共同体具有自身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涵,体现出地区各国在促进共同体建构的安全意识以及共同安全理念的进化历程和结果,表现为地区国家间对安全议题和环境上的高度认同感,并塑造了相互间友好和平的关系。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是与政治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是以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为指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对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发挥了相当独特的作用。然而,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原则的局限性影响了东亚和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使之仍停留在相当初级的建构阶段,未能对增进地区发展与繁荣提供足够有效的和平红利。中国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只有在继承和创新和平外交理念的过程中,在多方面采取理性而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倡议,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其他行为体共同建构起亚太可持续安全共同体,才能塑造总体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

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护持战略行为模式——以南海外交为例

冷战后美国的战略行为模式并非完全承袭基于国际系统结构基本分析框架的霸权护持模式。美国亚太安全护持战略行为模式是基于国际系统进程基本分析框架的导出概念。厘清对安全护持的认识需要解构这一概念,找出蕴涵于其中的基本战略行为,而基本战略行为的判定须通过"基于维度"的考察。施韦勒和米尔斯海默意义上的制衡可以作为这种基本战略行为的分析基底,但制衡的概念必须重塑才能符合基本战略行为的要求,重塑制衡的方式主要是打破其指涉对象的单一维度而进行多维重构。随着冷战后亚太安全环境的变迁,美国的安全护持战略行为模式也存在转型的必要,而制衡行为的转型又是安全护持模式转型的核心。冷战后美国对南海相关声索国的外交行动验证了安全护持模式及其转型的有效性。

布什政府对外政策中的亚太安全问题

克林顿政府在最后两年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发展前景给予进一步的关注。布什新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延续性为主，但更强调军事力量的作用，并在安全观念上向传统方向倾斜。克林顿前任政府在亚太地区从多方面加强安全部署，同布什新政府的主张相同，看来这一作法将得到更有力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