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

2023年美国拜登政府加快了“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亚太地区经济秩序发展方向之争趋向激烈。随着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亚太地区经济关系的战略意蕴日益复杂,大国如何利用经济合作影响战略关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不仅包括其对合作者之间的“战略稳定效应”,还包括对非参与者的“战略外部性”,它们受到经济合作深度的调节,构成了“功能化”和“安全化”两个基本路径。近十年来,中国支持东盟引领地区经济合作,贸易协定的“战略稳定效应”推动着经济合作的功能化演进,美国则基于地缘利益考虑而利用贸易协定的“战略外部性”,刺激地区经济合作不断趋向安全化,亚太地区形成了“功能化”与“安全化”并行的双向演进格局。

助力开放型亚太经济还需构建高质量会展业平台

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在亚太发展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融合而不脱钩”,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RCEP将整体改善亚太发展环境。在进博会带动下,我国成为世界各国主要出口目的地,对华出口占主要贸易伙伴出口的比重呈持续增长态势。

新时期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地区经济的起飞，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逐渐呈现出APEC稳步推进，东盟一体化，“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3个“10＋1”）与“东盟＋中日韩”（“10＋3”），“东盟＋中日韩印澳新”（“10＋6”）等RTAs进程并行、交叉推进的格局。

美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对亚太经济格局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美国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仅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其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国际经济地位,而且对世界经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亚太地区经济格局面临着新一轮的变化与调整。

中国推动亚太区域合作前瞻——亚太经济互联互通的现状、障碍与对策

自《茂物宣言》发表以来,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开放一直是APEC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方向,而全面提升区域内互联互通水平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亚太经济互联互通具有物理联通、机制联通和人文联通三个层次的内涵,当前已经在诸多领域取得重大推进与成就。同时,互联互通建设的主要障碍,即巨大资金缺口、缺乏政治互信、经济发展利益冲突,以及欠缺利益争端协调机制。中国应以更加自信的负责任大国姿态,为推进亚太互联互通作出积极努力。

探索和调整中的日本亚太经济战略

战后,随着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日本的亚太经济战略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调整的过程。从60年代民间组织机构提出的关于太平洋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诸多建议,到70年代官方抛出的“环太平洋联合设想”,再到80年代炮制的“东亚经济圈”和“局部经济圈”构想,日本的亚太经济战略日趋具体化,表现出明显的目的性、阶段性、层次性和现实性。在90年代,日本将侧重与东亚各国和地区开展贸易、投资、金融“三位一体”的经济合作,努力培植以自己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促进“雁行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RCEP:重塑亚太经济合作与筑基新发展格局

2020年11月15日,在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均处于十分严峻复杂形势的背景下,来自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等10个东盟国家,以及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等5个亚太国家的代表,在经过8年31轮正式谈判和400多场磋商后以视频方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RCEP)。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亚太经济新秩序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的提出与今后的逐步实施,标志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向前迈进,它表明,该地区中国、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已经不满足于过去那种旧的地区经济秩序,他们希望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为本区域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争取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和更多参与的经济新秩序。

论亚太经济格局变化中的“新经济”因素

新经济一方面使美国在亚太经济格局中的超强地位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新经济通过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经济结构升级和转移效应、经济互补效应以及各国间经济制度和发展状况的差异而对亚太经济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

法律化、制度竞争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作为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和美国都着力在亚太地区打造自贸区网络,试图整合亚太经贸规则。由于两国自贸区策略在义务性、精确性和授权性等法律化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别,客观上形成了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两种路径,其背后是美国和中国围绕贸易规则的国际制度竞争。对不同路径的选择与中国和美国在国际贸易制度中的比较优势密切相关。作为在位者,美国倾向于通过较高法律化水平的方式巩固自身的规则收益和治理话语权。作为进入者,中国则主要通过较低的法律化水平降低缔约过程的交易成本来获得伙伴收益。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制度化发展趋势的成员因素探析

尽管一体化组织应体现出所有成员长远的、根本性与整体性的利益,然而,由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内部的各成员经济体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实践中,不仅在某一时期的某些问题上,相互之间的意志与利益取向并非完全一致,而且鉴于一体化组织内各成员在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上的巨大差距,一体化组织的利益往往还会无形中倾向于组织内部的那些实力较强的成员的国家利益与意志。如此运作的结果,势必使一体化组织的发展无形中受到组织内部的那些强势成员态度的影响甚至左右。在APEC20多个成员中,美国、日本、中国、东盟的态度相当关键。

环南海经济圈与我国的亚太经济战略思考

分析环南海经济圈有关条件，建立环南海经济圈可增加该地区的经济实力，扩大共同市场，提高整体效应，成为世界第四极。

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

随着两极体制的终结,亚太地区出现了不同层次、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多边经济合作模式。它们以多样性为特点,具有不同于欧洲的“太平洋风格”。 《茂物宣言》规定亚太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把亚太多边经济合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但实现这一目标并非要在亚太建立自由贸易区,而是要实施开放的地区主义。鉴于亚太多样性的特点,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既不能操之过急或强行推进,也不能照搬欧共体的陈规,而应采取符合亚太特点的具体做法。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七后部长级会议和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大阪召开。大阪会议应在《茂物宣言》的基础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亚太经济合作发展的新阶段与我国的对策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召开，使ＡＰＥＣ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开始从展望到行动，它标志着ＡＰＥ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必将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ＡＰＥＣ的重要成员，我国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迎接亚太经济合作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应采取内外双向扩大开放的政策，以及加强对金融、贸易、价格等各种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断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等政策措施，以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增强经济实力。

中印两国在亚太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共性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和印度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本文对两国作用的共性作一探析。研究显示,两国作用的共性表现为中印在亚太经济发展中均具有大国意识、作用意识和理念、相同的作用方式和领域,这表明对21世纪初的亚太经济的认知与把握,还需要对中印两国在亚太经济发展中作用问题展开研究。

台湾当局亚太经济战略的演变、动因及影响——基于“一个中国”框架视阈的分析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的亚太经济战略均以减缓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挑战"一个中国"框架为主轴。马英九上台后,以"黄金十年"愿景为蓝图,在"壮大台湾、连接亚太、布局全球"的总战略下"通过大陆走向世界",以"战略平衡"、"同步多轨"、"官民结合"等方式推动对外签订双边经济合作协议(ECA)及加入TPP、RCEP等多边经济合作机制。这一战略虽给大陆维护"一个中国"框架带来新课题,但总体上保持两岸政经良性互动,稳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并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基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人民币区域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

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化的货币,区域化是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提升人民币区域竞争力是提高人民币国际竞争力的第一步。本文首先对货币竞争力的概念作出了较为严格的界定。其次,根据货币竞争力的概念提出了四个衡量货币竞争力的主要标准:本币贸易结算比例、资本账户开放度、他国储备率以及汇率弹性。第三,结合科恩的货币竞争模型和四个货币竞争力的衡量标准对人民币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货币中的地位进行了评估。最后根据人民币缺乏竞争力的一系列表现提出了四条提升人民币竞争力的策略。

亚太经济中美日“蜜月”初探

美日“蜜月”的表现是 :美国对日本经济的呵护 ;日本对美国亚太经济政策的追随 ;合谋共享东亚市场 ;双边关系上的互利互让。“蜜月”的原因为 :“城下之盟”的结果 ;战略上的互需 ;经济上强烈的互补性。“蜜月”的特点是 :深浓的政治、军事色彩和地位的不平等性。

俄罗斯远东与亚太经济一体化

俄罗斯远东很早就与东北亚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却始终未能深度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原因是资金和人口不足,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能源等原料出口,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产品等。但是俄罗斯政府的远东开发战略和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充分表明其未来在亚太经济中所占的举足轻重地位。在这一条件下,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在能源等资源领域、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自贸区与经济特区的综合开发、土地与人力资源合作等方面都面临着良好的合作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