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公平观

公平正义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斯密看来,商业社会之所以比过去更“好”,就在于它大幅提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准。斯密并不主张“自由放任”,从不认为人“只追求自己的私利”就能为全社会带来“最大的好处”。亚当·斯密时代,认为穷人本质上品行不端、好逸恶劳,应使其“保持贫穷”是普遍共识,而斯密不仅对穷人抱有深切的同情,并且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分配正义”理念:穷人因“贫穷”本身就有权得到政府救助,这一观念是革命性的。亚当·斯密还主张通过财政税收制度减少不平等,并提出了税收公平原则;他总体上主张比例税,有时还赞成累进税。财政支出方面,亚当·斯密支持主要面向普通民众的公共教育。

亚当·斯密美德思想对医务人员德性培养的启示

市场经济下人们对私利的追逐必须要有道德约束,如何帮助医学界走出道德困境是必须直面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基于亚当·斯密的美德思想,探讨德性伦理在医务人员德性培养中的重要性。通过审慎、正义、仁慈和克己这四种个人具备的美德,将其与医务人员品行培养实际联系起来,得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美德思想对医务人员德性培养的启示,即用审慎之美德提升自身业务能力、用正义之美德维护患者健康利益、用仁慈之美德增进患者幸福感以及用克己之美德学会自我管理等,旨在为医务人员的德性培养提供智识支持以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音乐文本批评——约翰·亚当斯的误读分析

音乐文本批评源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文本批评,是影响和误读理论在音乐领域运用后产生的一种互文性研究方法。细致梳理现代批评理论发展动向,发掘文本批评的历史定位及其在文学与音乐领域中相应的批评范式;以音乐文本批评为方法论,通过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以及凯文·科辛的音乐文本批评路径,阐释美国当代作曲家约翰·亚当斯器乐作品的独特艺术创造力。亚当斯环形链条的写作建立于对历史文本的引用,该写作策略构成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误读。历史文本中的写作要素,又在亚当斯改造简约主义音乐的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借助传统手段改造后的简约主义音乐具有明确的运动方向性,并具备承载复杂表情的能力,因此构成亚当斯独特的音乐话语。

简·亚当斯和平主义思想溯源及实践回顾

本文追溯了简·亚当斯和平主义思想生发的现实背景和精神源头,包括个性传承、宗教伦理观以及依据良心而活的信念。长于观察、阅读、反思的亚当斯在生活和书本的双重熏陶中获得了洞见和力量,冲破家庭束缚和社会成规,创建赫尔会馆,参加进步运动,反对美国政府发动的美西、美菲战争,并在一战期间积极维护和平,即便遭遇声名沉浮也坚守和平主义理念,在她所处的时代展现了女性独立意识以及拒绝暴力与战争的人道主义精神。

亚当·斯密论“国家的智慧”

围绕自然自由体系,斯密为政治行动划定了恰当的范围。在他看来,理解以及在历史中维系自然自由体系,进而弥补其相应的不足与缺陷都需要政治智慧和积极政治行动的卷入。换言之,在“看不见的手”这一路径之外,他也支持更为传统的通过政治实现公共利益的路径,也就是尊重社会逻辑的“国家的智慧”的作用。此外,尽管不像之前的思想家那样关注主权问题,斯密也为一般性的制度改革留出了空间,给出了实践和伦理上的标准。

论阿特伍德《疯癫亚当》三部曲中的瘟疫隐喻

在《疯癫亚当》三部曲中,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创造性地使用了隐喻手法书写瘟疫。作品以《圣经》为叙事原型将瘟疫比喻为洪水,通过绿色宗教“伊甸崖”的创始人亚当一号诠释了人性之恶和遭受天罚的末日想象。瘟疫病毒的载体——“喜福多”药丸在人类的狂欢中变化为蒙着面具的“红死魔”,这种通往所谓极乐天堂的良药实质上是将人类投入地狱的毒药,而极乐的背后又隐藏着社会痼疾给研发者和传播者带来的心灵创伤。瘟疫种子承载了病毒研发者终结人类之恶的幻想,但是这不仅遮掩了灭绝人类的血腥,也质疑了当下科技发展至上的理念,其所开启的后人类世界也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

亚当·斯密学说在民国初年的传播和影响

民国初年虽然战争不断,但是中国先进分子没有放弃对中国富强道路的追寻,以斯密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仍然受到关注。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在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时,常引用斯密学说;斯密诞辰200周年、《国富论》出版150周年时,《东方杂志》《学艺杂志》等杂志刊文予以纪念;刘秉麟写《亚丹斯密》,系统介绍和研究斯密学说;一些学者翻译的日、英、德、法等国的文章和著作中,涉及斯密学说。民国初年,留学归国者成为斯密学说的传播主体,他们通过报刊、出版社、课堂等媒介,促进了斯密学说进一步传播。

安塞尔·亚当斯的摄影实践与秦岭国家公园的形象塑造

现借鉴安塞尔·亚当斯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摄影实践,利用其“前视”理论,通过分析其“分区曝光法”系统在当下的适用性,探讨利用摄影媒介塑造秦岭国家公园形象。强调摄影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公园形象构建中的作用,指出在数字时代,需要应对图像同质化和视觉疲劳的挑战,呼吁中国摄影师在塑造秦岭形象时,需要超越单纯的自然描绘,应将自然环境与文化意境相结合,创造具有文化深度的摄影作品。

“非自然与倒退次序”:亚当·斯密论现代经济转型的制度基础

斯密的“非自然与倒退次序”理论常常被视作解释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重要范式。一般认为,该理论的要点在于远途贸易与商业化作为“看不见的手”引导欧洲经济自发地走向现代。但在斯密的历史学中,远途贸易并不总能带来经济的现代化,卷入其中的非西欧地区就没有形成自我强化的经济发展正循环。实际上,贸易对现代经济的推动作用需要放置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关系下来认识。斯密认为,资本必须固定在土地上才能够冲破经济停滞的罗网,而稳定平衡的现代经济也需要持续不断的农业投资。因此,在贸易经济和政治角逐背景下封建土地关系的瓦解是西欧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制度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欧洲的经济发展才呈现出了“非自然与倒退”的特征。基于这一历史教训,斯密支持在英帝国联合的框架下实施有力的封建制改革,以实现苏格兰高地经济的转型。

亚当·斯密、哈耶克与英国普通法的演进

英国自由被视作政治中道与渐进主义的典范,这尤其体现为其不可追溯的普通法传统与宪制的连续性。哈耶克就曾视英国历史为一种自发秩序,并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发扬了这一辉格史学精神。然而,作为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亚当·斯密实际上反驳了哈耶克继受的辉格史学。斯密认为普通法并非习俗的自发产物,而是诺曼征服后秩序重组的革命性成果;为普通法律师所敌视的衡平法庭则是不可或缺的外部补足。斯密对普通法与英国历史的理解展现了其“怀疑主义辉格派”的形象。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渊源、释义演变与本意还原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经济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大量证据表明,主流经济学过度解读并严重曲解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早在斯密之前,“看不见的手”就已经频繁出现在各种文献当中,其含义可以理解为某种“超自然的、凡人难以察觉的力量”。早期学者正确地从宗教和神学的角度阐释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但后来受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部分西方学者将“看不见的手”解释为市场机制,并使其成为主流。斯密的修辞学理论表明,斯密不可能将“看不见的手”视为对市场机制的隐喻。其实,“看不见的手”是斯密神学思想的一种反映。具体地说,《天文学的历史》中的“朱庇特的看不见的手”体现了斯密对多神教的否定;《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体现了斯密“蒙骗论”的神学思想。围绕“看不见的手”对斯密著作进行文本研究,有助于破除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更加自信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亚当·斯密商业社会思想研究》出版

近日,西藏民族大学副教授杨芳的专著《亚当·斯密商业社会思想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共44万余字。全书立足于国内外亚当·斯密研究的学术前沿、以“格拉斯哥版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为蓝本,应用昆廷·斯金纳和考泽莱克的概念史研究范式,以“商业社会”这一概念综合把握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巨擘亚当·斯密的思想。作者通过揭示社会转型与概念变迁之间的关系、梳理18世纪苏格兰民族的社会问题与政治辩论,在历史语境和思想史链条中立体地展现斯密的思想,形成一幅包括人性与伦理、政治与法律、财富与经济增长以及商业社会的诸多弊端及其矫正在内的现代文明“商业社会”全景图.

超越实证主义与现代主义——亚当·沙夫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辩护

马克思历史主义在历史主义的谱系中具有重要的位置,但也面临着诸多误解。亚当·沙夫认为,对历史主义的误读主要表现为实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前者坚持消极的历史反映论,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规律的高度依赖使其倒向历史决定论。后者强调认识主体的优先性,否认历史的客观性,最终难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马克思历史主义坚持唯物的辩证认识论,强调真理的历史性和渐进性特征,从而与实证主义和现代主义划清了界限。

从亚当·斯密到托马斯·皮凯蒂:效率与公平视角下收入分配理论的历史演变

研究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脉络,能够为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提供理论参考。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始终秉持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仍存在收入分配有差距、分配制度需完善等问题。该文将西方经济学中亚当·斯密的分工和资本积累理论、凯恩斯的总需求理论和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和比较,阐述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在研究方法、历史背景、效率与公平方面的差异。

城乡关系的自然顺序及其演变--亚当·斯密的城乡关系理论解析

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之一亚当.斯密关于城乡关系的系统理论阐释及其意义,却被经济地理学者忽视了。自然顺序揭示了城乡关系的本质和初始状态,认为城乡之间是一种基于产业分工而形成的互为市场的互利关系,并强调城镇的增设应该与农村和农业发展成比例。发展经济学家忽视了这种初始状态的意义,经济地理学家侧重于空间分布的解释。城乡关系主要受政策—文化和地理—贸易两组变量的制约与影响。特定的产业保护政策形成的风俗习惯以及地理条件(主要是临海的区位)的先天差异改变了自然顺序,导致反自然的演变结果和趋势。亚当.斯密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贯穿于他对影响城乡关系的地理、经济、文化等诸要素的综合集成研究中,非常值得当代经济地理学家借鉴。

亚当·斯密和文明社会的四个隐喻

亚当·斯密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居于什么位置?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借助"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看不见的手"、"守夜人"等经典隐喻,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这些隐喻影响深远,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计"、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罗蒂的"自由反讽人"以及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等观念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思想源头。不同于克罗波西、罗尔斯等人的消极评价,斯密应当在政治哲学史上占据某个核心位置。就"斯密的启蒙困境"而言,斯密从哲学伦理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向,既符合其思想发展的历程,也符合其思想发展的逻辑。尽管他后期对《道德情操论》多有修订,但尚不足构成推翻其基本主张和从政治经济学向哲学伦理学倒转的条件。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及其批判述评

作为经济学文献中最知名的比喻之一,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受到世人瞩目,甚至于过度关注。然而,就其本意而言,却存在诸多"重建",也遭到许多学者和学派的批判。旨在从学术界的各种"重建"中寻求"看不见的手"的共同内涵,廓清并指出"看不见的手"实为一个分析框架;通过归纳该分析框架所具有的特征,回顾其所受到的各种批判,从而厘清该框架所存在的缺陷;最后则从斯密的角度对该框架进行"历史重建",提出一些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和误解的涵义,并强调其对现实的警醒和借鉴意义。

亚当·斯密与卡尔·马克思:劳动分工学说之比较

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认为劳动分工是人类历史缓慢发展的结果。斯密认为其起因是人类天性中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相互交易的倾向。这一倾向,在现代生物经济学中则被视为人类的第二天性,它促进了早期时代的经济发展。斯密还认为,劳动分工是才能和天赋差异的原因而非结果。这一论断肯定个体的能力、鼓励个人自由竞争。马克思则承认因天赋差异而自然形成的分工,但他认为只有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的分离才是真正的分工;并认为分工是人的活动的异化和外化形式,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斯密也看到分工所带来的异化,但他从人类的本性出发,更看重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分工的起因方面,斯密的论断更偏向生物经济学,肯定个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创造力,而马克思的分析更注重社会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形式对人的影响。

过去是一面镜子:《亚当·比德》中的社会伦理问题

评论家们不是把《亚当.比德》简单地视为田园生活方式的挽歌,就是把它看作为新兴统治阶级服务的一项霸权课题。然而,如果我们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细读《亚当.比德》的文本,就不难发现乔治.爱略特恰恰奏出了霸权主旋律的反调,奏出了一组质疑速度、质疑“现金联结”、质疑社会伦理道德失范这一现实的音律。《亚当.比德》中的故事是要为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化社会提供一面可供参照的镜子,让生活于“现在”的人们看看人类丢失了什么。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效用论辨析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效用对赞同情感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无论是审美还是道德赞同,效用都不是主要的原则。我们对物的赞美、对道德的赞同,不是因为它们有用,而是因为它们是合宜的、符合事实的。合宜性是审美赞同和道德赞同的最主要原则。审美与道德美的合宜性的标准来源于无偏的、全知全能的旁观者的同情。在效用论这个问题上,合宜性不完全是经验的观察,还体现了一种"确定的意图"。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我们对美和道德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