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李世寿墓志》与唐初宗室治理交州论考

汉唐时期交州是中央王朝开拓经略南部边疆和海洋的重镇,并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安危密切相关。六朝至唐初交州地区政治军事形势十分严峻而复杂。新出《李世寿墓志》记载了唐初皇室成员李世寿出任交州都督的背景和经历,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于交州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唐初中央先后委派了至少6位皇室成员出任交州都督,同时又通过增派御史、黜陟大使等以加强对交州地区官员的监督和查处,其结果既使长期以来困扰中央王朝的交州吏治问题得到很大的改观,也为唐朝对交州地区的有效治理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繁盛发展创造了条件。

论三国时期交州的战略地位和攻守形势

三国时期的割据和战争使地处南陲的交州凸显出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殊战略意义。为此,吴、蜀以及魏、晋等围绕交州展开了数十年的较量。而交州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与各政权势力的此消彼长、整个国家的分裂聚合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孙吴分交州置广州缘由之我见

孙吴分交州置广州的措施有两次。第一次在公元226年,原因是孙权欲趁士燮之死,加强对岭南地区的控制,但因本地的反抗力量强大,同时孙权的注意力转向北边,故不久即撤销广州并回交州。第二次在公元264年,原因是此时交三郡已属魏(后为晋)所有,为稳住后方,有必要将三郡划出,重新划定政区疆界,但并不承认三郡已丧失,这样就可以在新的边界上组织进攻,收复失地。此后广州便固定下来。

士燮家族及其在交州的统治

士燮家族及其在交州的统治胡守为东汉末年，交趾太守士燮在郡前后４０余年，死后，其子在交州继续树立势力，后为孙吴所杀。士燮家族在交州的统治，实开东汉以后岭南地区行政长官父子兄弟相传的先例，其事颇涉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交州（包括广州）的统治特色。本文拟以士燮家...

三国交州与广州分治述考

三国时期的东吴曾两次做出分交州置广州的决定,第一次交、广分治时,归入广州的"海东四郡"是指南海、郁林、苍梧、合浦,而非《晋书·地理志》所言的南海、郁林、苍梧、高凉;《晋书·地理志下》所言的高兴郡乃是高凉西部地区,在吴时并未曾立为郡;第二次交、广分治时,合浦郡并没有归入交州,而是划入了广州。

论三国时期的交州争夺

三国时期,交州的战略地位凸显,备受关注。先有曹操、刘表将交州纳入势力范围;赤壁之战后,刘备、孙权的交州之争体现了双方既联系又斗争的关系,并形成三国最后的地理均势;最后,晋、吴对交州的争夺拉开了晋统一全国的序幕。交州之争大致反映了各派的战略意图,力量的消长,也昭示了三国的分裂、统一的进程。

三定交州与孙吴国运

孙吴曾先后三次用兵交州,其首次用兵在立国之初,第二次在国之中期,第三次在行将灭国之时。通过三次用兵情形的考察,可以看出孙吴国运之兴衰。

汉末流寓交州士人考析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中原士人纷纷外迁,其中刘熙、许靖等人先后流寓到士燮统治下的交州。这些文化精英来到交州以后,或授学乡里,或研习学问,将中原先进的儒学文化传播开来,不仅改善了民风民俗,而且对当地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然而,由于士子们大多只是将交州当作临时的避难点,局势稳定后他们又都返回中土或转向扬、益二州,很少就此定居,所以这种影响又是有限的。

孙吴交州及吴、蜀遥领太守考述

依据《三国志》等文献资料关于孙吴交州以及吴、蜀遥领郡太守的相关记载,搜集、梳理和考辨出了交州9郡23任、吴遥领11郡12任、蜀遥领4郡4任太守的姓名及其籍贯、官任等,为三国历史人物和政区地理研究者提供参考。

三国后期晋、吴交州争夺战评析

晋、吴交州争夺战是三国后期的重要战役之一。自东汉末年以来,交州经济社会获得较大发展,但孙吴统治交州较为苛暴,这是交州战端开启的直接原因;曹魏(西晋)攻灭蜀汉使得其便于直接插手交州事务,这是交州战事扩大的重要原因。这场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交州自保、魏(晋)介入、孙吴反攻三个阶段。参战晋军中蜀汉降臣及南中大姓及其部曲占据主要地位,交州本土叛军反而屈居其次。这场战争显著增强了巴蜀、南中地区乃至交州地区大族和平民对于西晋政权的认同感,间接增强了西晋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了蜀汉降臣和南中大姓的政治、军事实力,客观上使得西晋对南中地区的掌控力增强,推动了宁州的设立,对交州地区的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越南新发现“晋故使持节冠军将军交州牧陶列侯碑”初考

越南北宁省顺城县清姜社清怀村庙2013年新发现首题“晋故使持节冠军将军交州牧陶列侯碑”的石碑，碑阳刻有“建兴二年（314）”，碑阴刻有“元嘉二十七年（450）”。碑两面刻文时间不同，但均与三国、晋时的交州刺史陶璜相关，碑阳疑为时任交州刺史陶璜之子陶威所立，碑阴则为时任交州刺史萧景宪所立。此碑是现在越南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碑刻，对交州早期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有很高的价值，残存的一些内容可补史书之缺。

唐代行交州海门镇所在方位考辨

据《资治通鉴》卷250唐纪66载: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春正月,由于南诏攻陷交阯(今越南河内),唐王朝遂于同年六月,废安南都护府,“置行交州于海门镇”,一月后,“复置安南都护府于行交州(海门镇)。”(《新唐书》卷222中南诏传与此同)直到咸通六年,安南都护高骈治兵海门,收复交阯,长达十年之久的安南叛乱才至此平息。对于唐王朝咸通四年设置行交州于海门镇的所在方位,历来治史者看法不一。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说在今越南海防省安阳北,二说在今广西博白县东南,三说在今广西博白县西南等。清代学者顾祖禹在他的《读史方舆纪要》卷108梧州府博白县条云:“海门镇:(博白)

李贲之乱与陈霸先定交州始末

交州李贲之乱是梁朝末年发生在岭南地区的重要事件,陈霸先平定此乱,因之崛起。但记载此事最详的《陈书·高祖纪》为了行文流畅,采取了模糊时间的记载方式,将相关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打乱,作为弥补,又用了一个不恰当的时间单位作衔接,结果错上加错,让人生出诸多疑惑,干扰了后世研究者对此事的正确解读。本文结合相关史籍,尤其是参考了《大越史记全书》等越南汉喃文献的记载,对平交州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合理考释,厘清了较为精确的时间和过程。

东汉末年交州士氏家族兴衰之原因浅析

东汉末年,皇室日衰,地方群雄并起,皆欲争霸天下。当此乱世,交州士家趁势而起,其家族雄踞交州,势力盛极一时。然而,士家虽称雄交州要塞,但在东汉末年之乱世,其却未参与争霸天下,仅致力于保存交州一隅之安宁,并最终在东吴势力的压迫下走向衰亡。综观其兴衰之原因,既有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之缘故,也有其自身与别不同之因素。

东吴首任的交州刺史步骘

赤壁战后,急于开拓疆土的东吴十分看重岭南地区。公元210年(汉献帝建安15年),孙权作出一个大胆的决策,让他的助手、淮阴人步(?)遥领交州刺史。为什么说是“遥领”?这就得从东汉末年岭南地区的局势谈起。西汉以后,岭南七郡隶属于交州,州治设在苍梧郡的广信县(今广东省封开县)。东汉朝廷委派的最末一任交州刺史,南阳人张津,是曹操的拥护者。此人终日“鼓琴,烧香,读邪道书”,在同染指岭南的荆州牧刘表的交战中连年败阵,最后惨死在自己的部将手中。于是刘表乘虚而入,硬派他的文吏赖恭为交州刺史、武将吴巨为苍梧郡太守,统领五千荆州兵,到广信县走马上任。可是这两个同僚文武不和。

《交州笺》辑校

《交州笺》是俞益期写与韩康伯的一封记述交州实况的书信,介绍晋时交州的历史、地理、风俗、物产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信虽已早佚,但被各类典籍所征引,从中可以辑录出佚文八则。

舍市舶取博易:宋朝与交州边境贸易体系形成原因再析

宋朝始终没有将交州纳入市舶贸易体系.南宋前期宋、交已经形成了完备的边境博易场贸易体系.宋朝基于边防安全、羁縻制衡、区域发展的需要将交州拒之于市舶贸易体系之外而纳入博易场贸易体系.交州出于海外贸易政策、贸易历史习惯、交通和税收等因素考虑也更倾向于融入博易场贸易体系而非市舶贸易体系.钦州受制于港口、腹地、交通、舶货等条件,未设立市舶机构而是开设了具有浓厚边境贸易色彩的博易场开展对外贸易,堪称宋代海洋发展史中的另类.

论三国后期吴、晋交州之争

公元263年,曹魏伐蜀前夕,位于孙吴境内南端的交趾郡发生变乱,史载:吴交趾太守孙谞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吴主遣察战邓荀至交趾,荀擅调孔爵三十头送建业,民惮远役,因谋作乱。夏,五月,郡吏吕兴等杀谞及荀,遣使来请太守及兵,九真、日南皆应之。

《大越史記全書》載宋太宗討交州詔辨析

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占據交州的丁部領立少子項郎爲皇太子,引起征戰有功的長子南越王丁璉不滿,遂殺項郎。丁部領和丁璉旋即又爲杜釋所殺,丁部領六歲少子丁璿即位,大將黎桓秉政(1)。宋朝君臣對交州之變迅即作出反應:(太常博士、知邕州侯仁寶)凡九年不得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疏言:"交州主帥被害,其國亂,可以偏師取之。

晚唐行交州海门镇址新探

唐懿宗咸通四年至七年,随着交州陷落,朝廷于海门镇置行交州、安南都护府作为南征安南的军事指挥中心、后勤补给基地。关于行交州海门镇址,自宋以降,学界有博白东南说、越南海防说、博白西南说、合浦县濒海说4种观点,诸说存在若干值得商榷之处。通过梳理置行交州海门镇前后史实,并结合《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崇祯《廉州府志》等关于宋初廉州迁治与太平军相关记载,笔者判断行交州海门镇与太平军海门镇同址,推测当位于今合浦县文昌塔至党江镇倒流村之间平坦地带。作为马援故道上重要节点的海门,在宋初廉州治所由旧州、长沙场、廉州镇迁移以及海门镇军事地位下降影响下,逐渐在文献中湮没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