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竞生走向共生:六堡茶传承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互嵌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实践系列之四

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和结晶。六堡茶是岭南地区的特色茶,体现了瑶族与汉族饮食文化的共生之美。在六堡茶文化的变迁过程中,通过“舜帝南巡”“茶箩娘”等民间叙事,岭南先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得到延承;通过制茶技艺从瑶族内部家族传承到各民族间师徒传承方式的转变,区域社会中的族际关系从竞生最终走向共生。同时,当前六堡茶从“侨销茶”向“畅销茶”的发展转向有助于多民族互嵌式的产业共同体建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六堡茶已成为一种富有情感共鸣和精神认同的文化符号。

节日表达与文化共生:节日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在经济发展上互为补充、文化上相互吸纳、生活上互相尊重,其节日文化中烙刻着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成为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和媒介。就节日符号而言,可划分为中华民族共有传统节日、少数民族特色传统节日和新型节日。就节日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价值与实践逻辑而言,在日常生活实践、社会互动和文化认同中表明节日可以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以节日为媒介构建出经济空间、互动空间和仪式空间来展现其实践逻辑,维系了地方认同和民族内聚力,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视挖掘节日的共有共享媒介价值,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各民族群众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背景下节日文化空间的现代转向研究——以瞿昙寺“花儿”会为例

在上百年的历史传承中,瞿昙寺“花儿”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自我调适,以应对外界的变化。近年来,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瞿昙寺“花儿”会的变迁发展迅速又剧烈,活动形式与内容不断丰富与创新,其所承载的传统社会功能也随之改变。与此同时,其对周边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空间,既具有民族融合、多元共存的文化特征,又是各族人民历史文化长期积淀、交融的呈现。

交往交流交融: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民族动力——云南鹤庆新华银匠村个案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文化永葆生机和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民族动力。云南省鹤庆县新华村白族银器匠人一直有着“出门”习学做手艺的生活传统,匠人普遍以多民族交叉杂居的“藏族走廊”为主要地域空间,在长期的生活交往和技艺交流交融发展的过程中,以区域民族对银器品的消费需求为导向,不断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元素,充实、改良和改造白族匠人自有的手工技艺,进而生成既保有中华传统文化底色又内涵多民族文化“众长”的白族银匠技艺文明。以新华村白族银器匠人的技艺成长为研究切入点,追寻匠人与他族交往交流提升技艺的过程事实,透彻阅观白族银匠技艺文明发展的民族动力源,可以进一步发现和发掘推动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多民族文化要素。

依嵌而融:东部沿海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维互嵌要素研究

东部沿海城市已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全方位相互嵌入的重要场域。人口要素、空间互嵌、经济互嵌和文化互嵌构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场域环境、物质条件和精神依归。以天津市为例,在人口基础要素方面,民族成份齐全多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较快等,使得各民族社会交往的人口资源增量较为丰富。在空间互嵌环境方面,民族空间交往的场域环境存具区际分布结构、民族聚居结构和社区互嵌结构的差异性。在经济互嵌条件方面,民族就业领域存在集中化现象,各民族围绕职业领域和就业分布进行民族生产交往。在文化互嵌依归方面,通过各民族文化互嵌共生,强化中华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教育,增进了民族精神交往。要坚持“并重”思维,理性看待民族就业分布集中化现象,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建设民族互嵌式社区,顺势而为地推动东部沿海城市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交融。

交往交流交融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实践研究——以甘肃省陇东南地区为例

在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文化交流与互动愈加频繁,成为当下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文章聚焦于甘肃天水丝毯织造技艺、平凉花馍和面塑、庆阳香包绣制等国家级、省级项目及其传承人,运用艺术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陇东南地区手工艺类非遗项目在当今社会发展的现状,从他者视角观察当地非遗发展的历程以及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价值转化与依托。在甘肃省陇东南地区各类非遗项目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传承人在原有的资本基础上,发挥主体能动性作用,运用各种方式与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文化进行交往交流互动,丰富自身文化涵养,积极寻求自身技艺文化变革,从而实现文化共享、经验互补和利益共赢。随着时代变迁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在传承人的主体能动性驱动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得以传播,而且以“技术理性”打破时间和空间界限,逐渐与世界建立有机互惠的联系,愈发产生多元化的态势。

明清以来川滇黔地区饮食文化变迁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特点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更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路径。饮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结了大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内容和价值意蕴。川滇黔地区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聚居区和饮食文化遗产富集区。明清以来直至当今,该地区汉族和各民族在食材运用、饮食品及其制作技艺、饮食习俗等饮食文化的多个方面进行着交流与交融,并且其途径、方式、结果和作用等方面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即川滇黔地区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交融的途径主要是人口迁移流动和商贸往来,其方式主要是双向交流、相互影响,其结果和作用是促进了川滇黔地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多元与共性并存、推动了区域饮食风味的共同体川菜、滇菜、黔菜的定型与繁荣发展,进而助推了多元一体的中国饮食文化和中国菜系的丰富与兴盛,从饮食文化的角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

清水江流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层面例证——《贵州清水江文书·剑河文书》代序

剑河县档案馆藏有近两万件契约文书,系清水江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剑河县历史时期属于“生苗地界”,其地产生的契约文书等民间历史文献,较之清水江下游天柱、锦屏等地,更具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特征。不管是时间脉络,还是内容书写,无不展示了一幅生动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图景。当然,其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会随着文书的出版,而逐渐显现出来。

山坝结构与族际共生:历史时期西南边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生态学考察

历史上西南边疆地区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分布格局,反映了山坝结构形态下多元民族互嵌共生的社会结构特点。在山坝结构的空间单位中,各民族既发展出适应各自生境的经济文化类型,又通过不同群体的交流互动形成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以山坝结构为研究对象,不仅能够较为清晰地呈现“人地关系”下西南边疆各民族交往互动的空间特征,而且还可以从民族共生的整体逻辑来认识西南边疆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以及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演进的区域特性。在认识论层面,相关研究或许能够在传统认知基础上,为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路径等议题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

历史记忆、仪式实践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滇西地区邓子龙信仰研究

历史记忆与仪式实践是联结区域社会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明朝中后期,中缅边境地区的各民族共同参与了抵抗缅甸入侵的战争,而奉命出征的邓子龙及其“平定边乱,保卫边民”的靖边史也成为滇西各民族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当地傣族、布朗族和汉族分别将邓子龙传说嫁接到各自的文化图式中,集体围绕邓子龙信仰举行“拜大关”“祭神刀”等仪式活动。从历时性的视角看,明代以来形成的邓子龙信仰为滇西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纽带;从共时性的视角看,滇西地区各族人民通过邓子龙信仰以及共建文化景观、共祀靖边英雄、共享庙会节庆,促进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了边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西江千户苗寨看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空间生产的视角

旅游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行为,旅游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旅游也是促进文化交流,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旅游产业的发展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场域和空间。旅游的发展往往给旅游目的地带来空间改变,引发空间生产主体的变化,促成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性空间的三位一体。从空间生产的三个维度出发看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的旅游促“三交”,可以看到景区通过描述改造景区物质空间、打造主客共享的旅游文化空间、彰显中华文化认同三方面的实践,呈现了各民族在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场域内发生的交往交流交融事象。

中央与地方关系视域下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民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在国家转型、边疆危机迭起的背景下,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并呈现出中央与地方关系视域下新的历史面相,具体表现为逐渐觉醒的中华民族意识成为新疆各民族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强大精神力量,并形成了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心理认同。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了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向,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客观上提升了民众的归属感,促进了转型期新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文旅融合促进藏羌彝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藏羌彝走廊不仅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枢纽,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新时期藏羌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蓬勃发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成为促进藏羌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和载体。文旅融合有着从个体身份认同到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内在逻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遵循从文化认同到民族和国家认同的生成机理,两者的目标和逻辑一致,统一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中。本文结合四川省的三个案例,探讨了以文旅融合推进藏羌彝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进路:一是以文旅融合的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与时俱进;二是以文旅融合重点项目,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三是以文旅融合的精品线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泛拓展;四是以文旅融合体验传播,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融的故事;五是以文旅融合的社区参与,增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生动力。文旅融合促进藏羌彝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利于藏羌彝走廊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也有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绿洲丝路民俗交融的实践内涵、显著特征及其对当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启示

在以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华民族史等纵向维度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和意义,对于具有一定学科背景、知识储备的群体较为适用,但其内容过于遥远、叙事过于宏大,不易被广大民众理解和接受,需要简单通俗的语言和日常生活的参与来引导他们理解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意义和价值。在聚焦绿洲丝路沿线各民族民俗融合的现实情景,以服饰民俗的共适与互动、饮食民俗的多元与共享、居住民俗的采借与创新、交通民俗的演变与互通等与民众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民俗为切口,横向维度透视各民族从生产、生活层面到情感、精神层面深度交融的基础上,总结衣食住行融合的鲜活性、日常性、直观性、民间性等特点,可说明交往交流交融必须落到衣食住行层面,才能因交往而得以生活,因交流得以互鉴,因交融得以共生。最后在交融加深的基础上,才能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而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回归生活本性。

交互共存:从甘青“花儿”看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花儿”是生长在西北大地上的一朵艺术奇葩,蕴含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花儿”是西北地区多民族集体的智慧结晶,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基质。在中华文化的大熔炉中,“花儿”是其中的瑰宝,它的旋律流淌过岁月的文化长河,歌词浸染着各民族文化的鲜明色彩,以摄魂夺魄的艺术魅力,涤荡着千千万万民众的心灵,真正彰显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社会理路。文章以传唱在甘青地区最为广泛的河州“花儿”为例,以交互共存的文化特质为切入点,探讨甘青“花儿”中呈现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养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读《图案与仪式:融合发展中的云南多民族文化》

时空意识是各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基本符号,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首先要从时空观念入手;而一个民族的时空观念往往与其民族的图案或各种仪式展演有关。《图案与仪式:融合发展中的云南多民族文化》正是从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时空意识入手,通过自己的“看”与“听”精心绘制了各民族共同筑就的“七彩云南”的空间之美。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地区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全面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以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又可以为加快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凝聚合力。因此,促进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是各民族自身良性发展的本质需要,又是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需要。本文通过厘清甘南藏族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情状和发展态势,挖掘新时代民族关系中所呈现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典型案例,提炼可供复制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经验,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而提供相应层面的理论支撑与决策依据。

传统民族舞蹈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重构和逻辑依循——以广西都安布努瑶铜鼓舞为例

布努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分布于广西的都安、巴马、东兰、大化等地。布努瑶铜鼓舞是瑶族民众表现生产生活、情感意愿的艺术展演,蕴含着复杂多样的民族交往关系,凸显平等双向的民族交流地位,呈现增进共同性的民族交融效果,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整体表达。布努瑶铜鼓舞存在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有机整体“相继延传”的链条上,可以连接族际互动整体中的内外逻辑。就内在逻辑而言,民族交往是源头,民族交流是连接,民族交融是效果,共同表现为“动能—势能—效能”的相互作用关系;就外延逻辑来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物质空间中的统一和在精神空间中的深入。新时代,应充分发掘布努瑶铜鼓舞的文化价值,发挥其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作用。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与实践路径——以多民族交汇的鄂西南地区为例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蕴含了多民族互存互补互融的重要信息,挖掘、保护和传承其历史、经济、和谐、精神等方面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参考意义。在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肇始(远古至先秦时期)、初步发展(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快速发展(隋唐宋时期)、缓慢发展(土司制度时期)、飞速发展(改土归流至民国时期)和深度互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等各个阶段,都体现了族际流动、商贸交往、文化交融和碰撞冲突等多种互动的实践路径。当下,以史为鉴,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从史诗《格斯尔》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格斯尔》是蒙古族长篇英雄史诗,与《江格尔》以及历史文学《蒙古秘史》共同被称为蒙古族古代文学的三大发展高峰,又被称作“东方的荷马史诗”。《格斯尔》故事中的文化元素不仅是蒙古族文化的写照,也是多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本文从起源、信仰、故事来源、丧葬习俗等四个方面分析这部史诗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