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

在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浪潮下,数字贸易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实现产业优化升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基于201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计算数字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二者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特征;数字贸易发展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均可以产生促进作用,并存在区域异质性。从直接效应来看,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强于东部地区;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东部地区对周边省份有更强的正向溢出效应。

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统计测度及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系统梳理新基建的主要领域,重塑新基建的测度指标体系,在考察2017—2021年中国新基建水平及特征的基础上,探讨新基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新基建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有效提振了国内需求并推动了数字化转型工作;目前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是部署新基建的主要堵点和难点;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近年来新基建的地区差距有所缓解,在区域一体化水平日益提高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协同联动;新基建可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考察期内随时间推移这种正向促进效应愈加明显。

绿色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调节的中介模型

绿色金融是促进“双碳”目标实现和提升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抓手。论文基于2009—2019年我国11个沿海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模型考察了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中介路径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探究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绿色金融显著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均存在正向中介效应;其次,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同时强化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且在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中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贸易、产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长三角样本的分析

基于2012-2021年长三角地区的相关数据,构建数字贸易、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贸易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推动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数字贸易对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直接的促进效应;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助推数字贸易对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为数字贸易发展对长三角制造业的影响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支撑和参考,对长三角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数字金融是否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网商银行进入农村市场的准自然实验

近年来,数字金融在农村市场发展迅猛,有望成为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动能,为推动我国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以网商银行进入农村市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13—2020年的县域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2)数字金融通过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引导资金更多地流向第三产业来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数字金融通过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来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3)数字金融对南方县、非贫困县、传统信贷投入高的县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更大。上述研究结论为数字金融时代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其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对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我国200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和西部地区尤为明显;分位数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效应会受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影响呈现“M型”特征。因此,应增强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和要素优化配置能力,加快形成“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互促的高水平开放新格局,最大化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培育县域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和经验证据——以I县为例

产业结构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物质载体,为了科学评估产业结构升级对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影响效果,选择I县作为样本,通过建立VAR模型和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等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提出相应的转型策略。研究发现:I县产业结构的调整能促进或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越完善,这种产业产值的增长越明显,新质生产力也能越快摆脱传统的经济增长形式。据此提出未来加快培育县域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一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分主体实行优惠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政策;三是鼓励高科技经济,集中资源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四是促进人才发展,集聚新质生产力人才资源。

产业融合、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基于产业融合、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产业融合-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2006-2019年我国省际产业融合、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探讨影响其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子系统水平在研究期内呈稳定上升趋势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我国产业融合-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具有高度耦合和中低度协调的特点,协调层次与耦合度并未达到良性共振,且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能力、科技投入、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及人口集聚均是影响系统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但区域层面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因此,针对各地区实际情况提出差异化的政策建议,以协同好产业融合、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绿色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显著成就,但不可忽视地是经济快速发展背后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为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转变产业模式、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已迫在眉睫。金融行业发展绿色金融、调整市场资本配置方式、引导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是推动我国金融产业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基于此,全面探索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已成为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深层需要和必然要求。

数字技术赋能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是现阶段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技术支撑。以京津冀地区13市2011—2021年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对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效应;在地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数字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在资源型与非资源型城市间尚未产生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分维度来看,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数字技术应用;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分位点位置的上升,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呈现逐渐增强的特征,使京津冀地区存在数字鸿沟的风险。此外,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特征,当经济发展水平不断跨过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会增强;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投资拉动和金融发展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市场消费需求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则在其影响中起到遮掩效应。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化要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

数字要素赋能已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升级的新途径,然而,目前缺乏对其在地理、经济和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等距离特征条件下数字化要素产生的空间效应的深入研究。为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政策层面提供理论支持,从数字化创新环境、数字化创新技术、数字化人力资本、数字化劳动力、数字化资本等维度构建数字化要素评价体系,选取2012—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空间面板数据,基于地理、经济和数字新基建距离特征建立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化要素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化要素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禀赋差异特征和时空集聚特征,且域间集聚差异在逐步扩大,3种距离特征下“成都+重庆”中心城市产业呈现出显著的生态化、集群化和丛林化特征,其他地区产业发展呈现出显著的专业化特征,对中心城市的空间依赖性越来越强。赋能产业结构升级方面,3种距离特征下,数字化要素对域内带来空间效应、对域外带来空间外溢效应,资源禀赋对域内具有空间促进作用、对域外具有空间抑制作用;在地理距离特征条件下,数字化技术创新对域外具有空间抑制作用;在数字新基建距离特征条件下,数字化人力资本具有空间抑制作用。此外,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可以修正静态空间面板模型产生的过高空间估计误差。据此,建议加强成渝两极协同发展,形成两地产业的梯度化分工格局,实现成渝“双核”驱动相邻区域发展。

流通数字化对商贸流通效率的影响——基于区域市场整合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

提升商贸流通效率是释放消费潜力、优化要素配置、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推动了流通数字化进程,为提升商贸流通效率提供了引擎和推手。为研究流通数字化与商贸流通效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受哪些因素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流通数字化、区域市场整合、产业结构升级、商贸流通效率之间的理论框架,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框架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证实,各地区流通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商贸流通效率;流通数字化对商贸流通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带动区域市场整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种渠道实现;由于区域经济水平和流通业发展状况不同,流通数字化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商贸流通效率的带动作用强于对东部地区。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河北省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选取河北省民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构建特色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北省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层面、使用深度层面和使用程度层面分别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助力河北省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应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升级对京津冀地区碳减排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背景下,从源头上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达到减污降碳需求更加迫切。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了2006年~2019年京津冀各城市的有关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对碳减排具体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群的碳排放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且对该地区碳排放存在异质性影响。为此,京津冀城市群各地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相关举措,兼顾加强与邻近城市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促进地区碳减排。

工业智能化能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动能吗

工业智能化作为新型工业化过程中新的增长引擎,对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发挥重要作用。基于2004-202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从直接动力、间接渠道、非线性效应等维度考察工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渠道。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在总体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且有显著的滞后效应;劳动力结构优化是工业智能化间接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渠道。分维度回归结果表明,工业智能化会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对高级化维度的驱动作用强于合理化维度;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工业智能化在沿海地区产生的驱动效应强于内陆地区,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工业智能化具有明显的积累效应和规模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据此,从加大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地区劳动力结构、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财政支出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在分析人口老龄化、财政支出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1—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并结合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财政支出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在时间、空间和时空三个维度均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性、空间外溢性和竞争滞后性特征。人口老龄化对财政支出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且人口年龄结构差异使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阻碍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但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服务业结构升级,且提高了财政支出效率。财政支出效率提升不仅弱化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效应,还成为人口老龄化发挥正向影响的重要传导渠道。上述结论对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金融赋能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数字金融新业态是赋能京津冀地区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基于2011—2021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和机制路径。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从机制路径上,数字金融会通过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和提升企业创业活力来加快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在调节效应上,投资环境在数字金融促进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信息化水平表现为制约效应;京津冀地区数字金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也有促进作用。

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以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为研究对象,运用合成控制法实证考察了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对北京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在产业整体层面,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北京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且随着政策的迭代调整,该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逐年增大;同时,该政策能够有效促进本地劳动力要素向科技、金融等高端产业集聚,进而以人才驱动支撑服务业高端化发展。机制检验表明,该政策主要通过营商环境改善效应、资本积累效应及知识溢出效应等途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此,未来应进一步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注重引导高端产业的均衡发展与全面开放,强化制度创新及政策联动。

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升级与低碳经济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选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新质生产力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探究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促进本省的低碳经济发展,但邻近省份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会对本省低碳经济发展产生负向影响。(2)在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对本省和邻近省份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对邻近省份低碳经济发展的间接效应小于对本省的直接效应;在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对低碳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较小。(3)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影响,并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低碳经济发展。(4)新质生产力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门槛效应,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不同的省份,新质生产力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同。

高等教育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关系及其收敛性、动态演进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高等教育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收敛性和动态演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高等教育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但耦合水平较低,贵州和云南一直处于极度失调阶段,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由极度失调阶段过渡到严重失调阶段;上海则在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之间徘徊;浙江由严重失调阶段进入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江苏省由轻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勉强协调阶段;长江经济带高等教育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度存在δ-收敛和β-收敛;耦合协调水平差异在扩大,出现了多极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