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走向生态: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

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是因应生态社会发展需要和法律生态化趋势的必然结果。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在责任理念、责任目的和责任内容上被局限于国家、个体和社会利益保护,既难为预防性和现实性生态责任承担提供依据,又难为生态利益损害救济提供保障,难以适应生态社会发展需要。然而,随着生态社会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不仅生态利益保护的现实需要增强,产品责任理念生态化、产品责任目标生态化和产品法律理论生态化也使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之正当性和必要性凸显。与此同时,生态法律责任理论、产品政策生态化和法律生态化也为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提供了可行性保障。有鉴于此,实体法应从产品责任理念、产品责任目的和产品责任内容上促进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将绿色、循环、低碳的生态责任理念、责任目的和责任内容贯穿生产者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内化为生产者产品在设计、生产、销售和废旧产品回收等环节的行为自觉,构建传统责任与生态责任互补、协同和沟通的整体责任体系。程序法则应沿用公私二元分离的救济模式,既可发挥现有制度之功能与效率,又能避免因公私益交织案件对现有司法机关、司法制度和司法人员要求过高而导致的预防失效和救济失灵。当然,为防止生产者产品责任泛化,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并非无限度地生态化,而应是在恪守“必要性”的基础上,既不妨碍传统产品责任功能之实现,又不突破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追究在时间、空间与事实等客观条件上的限制和规定。

商标许可人未进行品质监督应承担产品责任吗?——兼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六十条第四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为商标许可人的“应当监督”条款增设处罚规定,将该条款理解为强制性规范,实为对该条款规范属性的误读。基于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权利保护法定位及商标法律体系自洽要求,“应当监督”条款理应界定为倡导性规范。我国司法适用的经验也表明“应当监督”条款不具有强制性,违反该条款所承担的责任仅限于产品责任,印证了该条款的倡导性规范属性。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可删除“处罚规定”,以回归“应当监督”条款倡导性规范属性,促进知识产权充分运用。对于被许可商标商品的产品责任,应依据产品责任制度确定:商标许可人如果未进行品质监督就不应承担产品责任。

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问题研究——《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一)》第19条的理解与适用

《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一)》第19条对《民法典》第1202条和第1203条规定的“损害”,解释为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以及其他财产损害”即“缺陷产品自损+其他财产损害”的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模式,在理论上平息了对此问题的争论,在实务上统一了裁判规则。对此进行理论说明,“硬着陆”的做法过于生硬,有违法理;采取“软着陆”的方法,即采用诉的合并理论,将产品责任的固有利益损害与产品自损的预期利益损害两种赔偿实现诉讼的合并,由同一法院管辖和裁判,既不违反《民法典》的规定,又符合产品责任的法理,还能实现及时、便捷地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

手术机器人致人损害的产品责任研究

目前,处在弱人工智能阶段的手术机器人无法摆脱“产品”属性,属于医疗产品中的医疗器械。因此,手术机器人致人损害纠纷的归责原则应当以产品责任为逻辑起点。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手术机器人致人损害纠纷的产品责任适用现状并不乐观。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我国手术机器人致人损害适用产品责任规制面临的3种挑战及挑战背后的法律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以期能够使手术机器人致人损害纠纷脱离产品责任规制困境。

手术机器人产品责任之适用困境与对策

手术机器人是集多学科于一身的新型医疗体,手术机器人临床应用中,因缺陷导致的侵权问题引起多方主体间的争议,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现阶段,虽有机器人之名,但其使用仍然离不开专业医师的操作,应将其界定为法律上之“物”,具有产品属性,并依据医疗产品责任的规定进行处理。现有机器人辅助手术致人损害案件的涉诉维权思路较为单一,较少使用产品责任之诉。针对固定初步证据难、因果关系难以说明、产品责任涉及主体多、现有缺陷标准不明确这类问题进行描摹,对症下药地建议设立初步的证据保存环节;增设手术机器人专业鉴定人意见;扩大责任主体范围,如将产品设计者纳入其中;差异化调整缺陷认定标准。正确地适用产品责任,发挥好预防风险和填补损失的作用,为医患双方提供合理保障,促进行业技术更好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责任认定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在责任认定上存在特殊性,选择过错责任而非严格责任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责任的主要归责原则,有助于实现“预防风险、鼓励创新”的价值目标。对人工智能产品技术支持者的责任认定,可以类推适用产品责任中的现有技术抗辩,即以“现有技术水平”作为认定其是否存在过错的标准,而“现有技术水平”的具体内涵需要结合时间和行业两个维度综合考量。对人工智能产品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认定,不宜类推适用避风港规则,可以类推适用公共场所、经营场所管理者所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也就是以安全保障义务的有无和履行情况判断其过错。

智能网联汽车致损产品责任研究

智能网联汽车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实践领域应用的极致表现,在带来技术革命的同时也对现行法律的适用发起挑战。产品责任制度契合智能网联汽车致损事故的特点,同时起到鼓励技术革新与救济受害人之作用,在责任分担方面更具优势,然其在适用时存在诸多困境亟待解决。在产品缺陷认定方面,应当引入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理性算法标准”。面对举证责任上的困境,可以通过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及引入“黑匣子”技术方式化解。同时,为适应智能网联汽车算法自主性之特点,对发展风险抗辩中科学技术水平标准的选取应采取“投入流通时+算法系统重大升级时”双重判断时点。

论我国智能汽车产品责任强制保险的制度构建

自动化3级以上的智能汽车所造成的交通事故责任构成复杂,难以在现有的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及交强险框架内进行归责与救济,因此应以责任的构成为基础构建保险方案。就智能汽车的产品责任风险应当强制投保与承保,其外部基础是智能汽车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内部基础是无过错责任与强制保险的内在一致性,优势在于救济的高效率。智能汽车产品责任强制保险具体的制度构建应以救济受害人为中心兼顾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平衡,可分阶段采取不同的保险人选择方式,明确其责任范围、限额与免责事由;投保人的确定可以兼采多元与一元投保主体模式,并划分投保人的事前与事中义务;为达到充分救济受害人之目的,应拓宽第三人的范围并明确赋予其直接请求权。

《民法典》视野下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研究

《民法典》在继承《侵权责任法》对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规定的基础之上,新增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前提,坚持以填补损失为原则、惩罚不法行为为例外的侵权损害赔偿体系,是立法上的进步,但也存在产品法律概念模糊、主观过错解释存在争议、赔偿标准缺失等问题,难以对受害者进行有效救济。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作为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在适用上应当符合私法的精神和原则,同时也应当保持一定的谦抑性。运用实证研究法和规范分析法,在适用对象上重新明确产品的法律概念,在主观要件上将明知解释为故意和重大过失,在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上引入效用理论分析方法,合理确定赔偿金额。

产品责任视角下零售商主导供应链质量激励策略研究

在制造商质量缺陷导致消费者效用损失,并使零售商承受产品责任的情形下,本文考虑了如何设计质量激励策略,以提升制造商产品质量水平。基于此,本文构建以零售商为核心的供应链博弈模型,考虑了事前质量成本分担策略和事后收益分享策略,及相应的零售商决策和纳什讨价还价决策两种模式,研究了供应链运作策略差异,揭示了如何设计更加有效的质量激励策略。研究表明,相对于分散化决策,质量激励策略促进了产品质量和供应链企业及系统业绩的提升,且事前质量成本分担策略比事后收益分享策略的效果要强;在不同决策模式下,零售商决策下的产品质量、市场需求和零售商利润相对较高,而纳什讨价还价决策下的制造商利润和供应链系统利润相对较高。这揭示,较低的产品质量和市场需求导致了相对较高的供应链系统利润;从供应链系统角度看,纳什讨价还价决策下的事前质量成本分担策略是最有效率的。此外,数值分析结果发现,责任成本提高了实施质量成本分担策略的动机,但降低了实施收益分享策略的动机;分担较多的质量成本,并不意味着较高的产品质量和供应链利润;要求供应链下游核心企业承担责任成本,并不会对产品质量和供应链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不同权力结构下基于产品责任的供应链质量激励策略

在供应链下游企业承担由上游企业质量缺陷引致的产品责任背景下,基于不同权力结构,考虑了责任成本分担、收益分享以及由两者构成的组合契约,研究了不同质量激励策略对上游企业产品质量改进以及供应链企业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上游企业为领导者时,责任成本分担契约不具有激励效果,而收益分享与组合契约的激励效果相同,均有助于产品质量和供应链系统利润的提升;下游企业为领导者时,收益分享与组合契约虽然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升,但却存在使供应链企业利润受损的可能,而责任成本分担契约可同时激励产品质量和供应链企业利润的增加,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达到最高水平;在收益分享契约下,上游企业为领导者时的产品质量和供应链系统利润均高于下游企业为领导者情形,但是在责任成本分担与组合契约下,若责任成本分担比例足够大,则两者在下游企业为领导者时反而相对较高。

美国产品责任法革命述评

美国产品责任法革命述评王传辉黄迎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兴起了一场产品责任法的改革运动。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并不是如许多人所期待的那样由严格责任趋于绝对责任，而是慢慢地向另一个，可以说相反的方向演变。鉴于美国的产品责任制度对世界各国产品责任立法影...

欧美产品责任法比较及启示

本文主要从产品责任立法体例、产品责任主体、产品责任归责原则以及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等方面,对欧美产品责任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我国产品责任法的完善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

中外产品责任诉讼中抗辩事由之比较研究

产品责任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根据利益兼顾原则,我们也不能忽视对生产者和销售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明确完备产品责任诉讼中的抗辩事由,有利于完善我国产品责任立法,提高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销售者的经营积极性,促进他们自身的发展。

产品责任主体研究

产品责任主体分为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产品责任的权利主体是受到产品缺陷损害的—切受害者 ,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而产品责任的义务主体主要是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 ,在特殊情况下 ,还包括原材料、零部件的制造者 ,但不包括产品的设计人、运输者。

产品责任法与产品责任保险

当今世界各国用法律手段调整产品责任关系,保护消费者权益已成普遍趋势。而在我国,随着近几年的产品质量万里行,广大消费者的产品质量意识已逐渐觉醒。《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颁布、实施为广大消费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利武器,但同时也规定了生产者、销售者的法律责任。面对越来越多的产品责任侵权案件、越来越大的索赔数额,生产者、销售者除了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外,尽快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投保产品责任保险,这是其转嫁产品责任风险的必由之路。

医疗产品责任案件争议分析

案例背景案例一2015年4月,A医院为患者植入甲公司生产的钢板,同年9月发现钢板折断,11月A医院为患者第二次手术,再次植入同一公司钢板。2016年3月钢板断裂,患者到另一家医院治疗,后续进行第三、第四次手术。患者将A医院和甲公司诉至法院。关于钢板断裂,鉴定意见为:第一次钢板断裂为疲劳断裂,钢板表面存在氧化微孔、凹坑,凹坑影响氧化层致密度,降低了钢板的疲劳寿命;第二次钢板断裂为疲劳断裂,钢板裂纹起源于孔槽边缘并逐渐扩展,最终引起钢板疲劳断裂。

论产品责任中生产者、销售者责任之归责原则认定——对《民法典》第1202、1203条的阐释

《民法典》1202、1203条在文义上沿用《民法通则》生产者、销售者对受损者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并吸收《侵权责任法》的“产品存在缺陷”之表述、有过错的销售者应承担最终责任的归责原则特点。通过分析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法理基础,考虑保护消费者权益宗旨、立法目的及我国社会背景,结合《民法典》的现行调整,笔者认为产品责任中生产者、销售者责任之归责原则采用二元归责原则更为妥当,提出以立法或司法解释形式确定与完善相关缺位概念,对无过错归责原则一般情形进行细化规定,完善特别法中产品责任归责原则之立法纰漏,政府对相关配套措施支持与完善等建议。

美国产品责任领域中的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与规制——兼议我国《民法典》中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纵观世界各地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以美国最为成熟。它拥有悠久的历史,自产生开始就存在广泛的争议,适用于产品责任领域后由于判决的数额之高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在适用条件、证明标准、裁决的主体、赔偿金额、司法审查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和改革。虽然我国的法律制度与美国迥然不同,但美国众多的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案例和立法经验都为我国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