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的演变(1932-1935)

从一·二八事变到华北事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反复显著变化,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采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策略;二是国民政府在善后谈判的过程中采取妥协求和的外交政策,日本暂时停止在华北地区扩大军事侵略行为;三是广田弘毅提出“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外交方针,国民政府试图推动中日和平合作、亲善提携。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之所以如此变幻不定,主要原因在于中日两国军事力量过分悬殊,国民政府面对日军武力侵略,首先寄希望于国联调停、英美等西方列强居间斡旋,然而苏俄、英美等国并没有给予国民政府实质的军事援助,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孤立无援、节节失利,转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开始选择一条消极抵抗、妥协求和的应对之道。但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尤其是关东军挑起华北事变,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国民政府对日谋求和平合作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全民族抗战最终爆发,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浅析护国运动前夕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原因

"一战"的爆发为日本侵华的势力提供了良机,不过在对华问题上日本国内朝野的意见并不一致,尤其是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矛盾更为尖锐。"倒袁"派一度占到上风,致使北洋政府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然而出乎日本军国主义者意料的是中国人民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日本政府被迫采取温和的对华政策,即从"迫袁附日"到"亲善提携"。

护国运动前夕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原因

"一战"的爆发为日本侵华势力提供了良机,不过在对华问题上日本国内朝野的意见并不一致,尤其是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矛盾更为尖锐。"倒袁"派一度占到上风,致使北洋政府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然而出乎日本军国主义者意料的是中国人民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日本政府被迫采取温和的对华政策,即从"迫袁附日"到"亲善提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