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对人口出生率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金融结构变动的视角分析

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变化对个体婚姻行为和家庭决策具有深远影响,并对人口出生率产生持续冲击。全面系统评估金融发展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和内在作用机制,对于推动人口增长、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通过构建三期世代交叠模型,从理论层面探究中国金融发展对人口出生率的差异化影响。其次使用中国31个省份2001~2022年的面板数据,从银行、证券与保险三个维度选取相应指标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对中国金融发展与人口出生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详细探究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金融发展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低于拐点时,银行信贷系统占主导,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当金融发展高于拐点时,证券投资占主导,金融发展会抑制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第二,金融发展对人口出生率的倒U型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在老龄化程度高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力度较强的地区表现更为显著;第三,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个体规避风险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逐渐降低,生育惩罚效应逐渐显现,婚姻稳定性和家庭收入支出变动是金融发展影响人口出生率变动的重要作用机制。

人口出生率下降对学前教育格局的影响

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3~5岁学龄前儿童数量开始逐年减少,学前教育规模整体进入负增长阶段。城市学前教育处在不断增长阶段,农村学前教育已全面进入负增长阶段;公办园需求增长,民办园需求萎缩。学龄前儿童减少缓解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不足的压力,师资需求呈下降趋势,城乡差距导致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结构短缺,引发学前教育发展模式转变,对学前教育质量保障提出新要求。未来学前教育发展要合理布局配置幼儿园、合理配置师资、缩小城乡差距、改进监督与质量评估标准、拓宽服务对象。

住房价格与养老保障水平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基于2019~2023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基于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分析住房价格与养老保障水平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为提高我国生育水平,推动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优化人口结构提出对策建议。方法:利用2019年~2023年31个省的宏观数据,采用房价收入比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作为住房价格和养老保障水平的衡量指标,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住房价格与养老保障水平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结果: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作为生育成本的房价收入比(β=-0.201,P<0.001)和作为生育保障收益替代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β=-11.832,P<0.001)对人口出生率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加入双向固定效应后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异质性回归结果表明,住房价格与养老保障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会因城镇化率和养老金发放标准的不同存在差异。结论:我国应当通过调控房价收入比、改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强正确婚恋观和家庭观引导以及均衡教育与医疗资源等措施,增大生育收益与成本之差,提高生育意愿和人口出生率。

安徽省县域人口出生率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机理

人口出生率是衡量人口再生产状况的重要指标,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基于第五、六、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综合应用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了安徽省2000年至2020年县域人口出生率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并基于“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生育水平”的视角分析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人口出生率空间非均衡性明显,其空间格局经历了“东南向西北梯度递增—北高南低—‘U’型低值区与倒‘C’型高值区南北相邻分布”的变化过程。皖北、皖西多数区县出生率经历了较为迅速的先增后减的过程,而皖中和皖南多数区县出生率持续下降。(2)人口出生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集聚态势先增强后减弱,局部空间关联类型始终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3)人口出生率的重心总体位于几何中心的西北方向,呈现先向西北再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趋势。(4)因子探测结果显示地域文化以及城镇化水平为主要影响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9岁育龄妇女比重、老年抚养比、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驱动力次之;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安徽省县域人口出生率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到经济、社会、人口以及文化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双因素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均比单因素独立作用时更强。研究结论可为地方政府差异化生育对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住宅房产税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纠偏合成控制法的实证检验

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破解我国低人口出生率难题的关键所在。本文从住宅房产税的视角出发,以2011年沪渝两改革试点为研究对象,应用纠偏合成控制法实证分析了住宅房产税对人口出生率的政策效应,为推进房产税改革与立法工作提供了有益启示。结果表明:上海住宅房产税对人口出生率存在明显的抑制效应,且该效应在时间上表现出持续性;重庆住宅房产税对人口出生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该效应随时间出现边际递减,最终达到相对稳定的趋势;沪渝两种模式住宅房产税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主要是由实施细则的差异引起的。基于以上结论,建议在推进房产税立法时,应充分考虑地区间的差异性,实施激励人口生育的住宅房产税政策,同时住宅房产税要与其他政策配合使用,以丰富人口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2020—2022年南宁市妇幼类医疗机构临床用血与当地人口出生率之间关系的调查分析

回顾分析近3年南宁市辖区9家妇幼类医疗机构用血情况,结合近3年来本市人口出生率,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预测妇幼类医疗机构的用血情况。方法 统计近3年本市人口出生率及9家妇幼类医疗机构的用血量,包括红细胞、血小板、血浆、冷沉淀血液成分用量,两者进行分析。结果 近3年本市人口出生率呈下降趋势;南宁市辖区9家妇幼类医疗机构临床用血总量呈持续上涨,其中以两家三级医疗机构上涨较明显;7家二级医疗机构中有2家临床用血量呈上涨的趋势、3家呈下降趋势,另两家在2021年用血量曾出现少量增长,但2022均较2020年有明显下降,二级医疗机构临床用血量总体上有下降的趋势。结论 2020-2022本市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本市9家妇幼类医疗机构用血量未见下降,而是呈逐年上涨,以三级医院用血量上涨为主,二级医疗机构用血有下降的趋势;面对此情况,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应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预防孕产妇宫缩乏力、巨大儿、剖宫产等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降低妊娠合并症的发病风险,提高产科干预质量,进而提高抢救成功率,减少异体用血量。

基于变量选择方法的人口出生率影响因素分析

为响应“三孩”政策,研究主要影响人口出生率的因素,并根据各个因素剖析如何促进人口出生率。现有的文献大多是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各个因素分别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或注重某类因素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时考虑多种因素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运用变量选择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为促进人口出生率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的时空演化分析

2022年我国的人口死亡率超过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意味着我国开始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为了深入探究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的原因,文章运用近二十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人口死亡率和人口出生率的变化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研究了不同省份之间在人口死亡率和人口出生率上存在的空间相关性,对深入理解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本质和规律,预见和缓解人口下降带来的问题具有深刻的意义。

如何有效促进人口生育水平提升——基于江苏省人口出生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目的:从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宏观角度,分析江苏省人口出生率的关键影响因素,为有效促进江苏省生育水平提升,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方法:基于2016~2020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宏观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察江苏省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因素。结果: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化率(P<0.05,β=0.212)和平均预期寿命(P<0.05,β=0.149)会显著提高江苏出生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0.05,β=-1.04)和居民人均收入(P<0.01,β=-8.31)则会显著降低江苏出生率。加入固定效应后,仅有卫生机构数对出生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P<0.05,β=-4.959)。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城镇化率和不同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对出生率的影响存在差异。结论:可以通过降低家庭育儿的经济成本、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和加强生育配套服务体系建设等措施来提升江苏省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教育困境

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已经对我国的长远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政府、社会及理论界对此都十分重视,普遍的认识是,养育成本太高致使人们生育愿望逐渐降低。笔者认为,导致我国新出生婴儿持续减少的直接原因是人们结婚年龄在逐渐延迟和适婚年龄段人口结婚率快速下降;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够同步,导致人们接受教育年限延长致使婚恋市场出现摩擦。

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变化趋势与应对——《困境与出路:基于人口出生率波动的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研究》评介

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其对象和主体都是人。“人是高等教育的中心,一切高等教育都是为了人,为了人更好的发展”。随着我国人口从“高生育率、高自然增长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低死亡率”转变,人口出生率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尤其是近年来人口出生率更是大幅度下降,2022年人口出生率已经降至6.77%,人口自然增长率已出现负增长(2022年为-0.60‰)。

人口出生率下降对未来职业教育的影响分析

人口数量是决定教育市场发展空间的重要变量和前提条件。人口出生率下降将深刻影响职业教育未来发展。从负面看,人口出生率下降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结构和规模,影响职业院校生源质量和数量以及职业教育教师岗位需求量;从正面看,人口出生率下降将会促进职业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发展,缓解职业教育资源结构矛盾,同时也为中国职业教育转型创造契机。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职业教育应宏观调控职业教育生源,拓展生源渠道;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提升职业院校办学质量;严格职业院校教师准入退出机制,动态调整教师编制;实施撤、并、转等整合,优化区域内职业院校布局;科学预测未来人口变动趋势,完善职业教育规划。

婴幼儿养育成本、“幼有所育”与人口出生率

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尤其3岁以下婴幼儿养育及照料成本过高成为制约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等价尺度Engel模型和Rothbarth模型估算0~3岁婴幼儿平均养育成本,实证分析其对出生率的影响及异质性。进一步构建“幼有所育”公共服务指标体系,研究其在婴幼儿养育成本对人口出生率影响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与基准家庭相比,拥有一名3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总支出将提高80%~90%左右。婴幼儿养育成本的提高显著抑制了人口出生率,且区域间存在异质性,东中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反应更为敏感。通过提升“幼有所育”公共服务水平可以显著缓解育儿成本对人口出生率的抑制作用,但目前我国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仍处于偏低水平,尤其婴幼儿教育处于短板中的短板。这一发现意味着提升“幼有所育”公共服务水平能够有效推动家庭养育成本“外部化”,减轻家庭婴幼儿养育压力,提高人口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养老金收入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出生率持续降低,全面三孩的政策已经开放,在“养儿防老”的传统背景下,养老金收入上升可能是导致出生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为探究养老金收入与出生率的关系,本文利用31个省级行政区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养老金收入上涨对出生率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且具有区域异质性,对中西部地区效应明显,而对东部地区不显著。因此在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时,增加养老保障的福利应适度,以减少对生育产生过多的挤出效应。

社会成本、子代质量偏好与人口出生率

在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现实社会背景下,本文运用2002—2019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进行估计,重点分析了社会成本、子代质量偏好与人口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其中用房价来表征社会成本,家庭教育投入来表征子代质量偏好,并结合经济发展水平、性别比率、政府教育支出和养老参保人数这四个控制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是:人口出生率与房价增长率、子代质量偏好成反比。在四个控制变量中,只有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出生率成反比,性别比率、教育经费投入增长率和养老参保人数增长率都与人口出生率成正比。

江苏省人口出生率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

国家发展离不开人口发展,而人口出生率又是人口发展水平的主要评价指标之一,体现着一个国家内人口世代更替平衡的重要标准。文章运用GeoDa和SPSS软件,通过莫兰指数分析人口出生率的时空演化规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人口出生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①江苏省各市存在空间正自相关性,高-高集聚区大多集中在江苏省西北部,低-低集聚区大多集中在江苏省腹部地区,高-低聚集区存在扩张趋势;②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婴儿死亡率与人口出生率呈负相关,初婚人数与人口出生率呈正相关。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冲击与趋势探讨

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政府针对中国人口现实情况不断做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政策调整,尽管有可能缓解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短缺及"未富先老"等社会问题,但人口政策调整的长期效果却有待验证。为此,本文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和Leslis模型等方法,对"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中国未来人口出生率的冲击和波动趋势作出预测,并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对生育率及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展开分析,对2016—2050年的出生率、人口总数及人口结构作出预测,最终发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会促进人口结构相对优化,但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和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为防止落入人口超低生育率陷阱,适度抑制老龄化快速增长趋势,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必须对现行的生育政策进行完善,短期内,应积极出台配套措施,全面贯彻"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长期内,应逐步过渡到自主生育政策,形成人口自然生长的均衡发展长效机制。

我国人口出生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保障视角

人口老龄化加剧趋势下,合理调控人口出生率已经成为优化人口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人口出生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计划生育政策起主导作用,四类地区生育政策对出生率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剔除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社会保障对人口出生率影响为负,而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人均GDP对人口出生率影响为正。基于此,我国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应同时考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政策强化或抵减效应。

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保障与人口出生率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我国人口政策转型的关键时期,采用合理的政策措施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优化人口结构和空间布局,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文章利用2000-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政策的差异作为研究切入点,在引入计划生育政策变量的条件下,运用代际交叠模型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并对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下影响人口出生率的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发展状况等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计划生育政策变量对人口出生率起主导作用,计划生育政策越严格的地区,生育政策对出生率下降的影响越大;(2)剔除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因素均对出生率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社会保障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为负,而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发展变量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存在比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之后,政府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对人口生育行为的调节和优化。

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与经济发展

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引起了人们对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激烈讨论。作者根据全国27个地区1980-2011年的面板数据,在横截面存在相关性的情形下,运用面板单位根和协整方法,定量考察了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城镇职工工资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尽管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发展变量之间仍然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发展对于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会刺激人口出生率的提高,但后者会降低人口出生率,且影响程度比前者大;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发展变量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根据以上结论,作者认为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不会引起我国人口数量猛增,反而会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整体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