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强则国强:青年人口学前瞻与优化青年人口发展

从当年梁启超发出历史呼号“少年强则国强”、李大钊提出“青春中华之创造”到如今党的二十大报告发出时代强音“青年强,则国家强”,显示了一脉相承的青少年与国家发展联系紧密的认识逻辑。本文回顾和界定了青年及青年人口学的内涵,认为青年可定义为“风险型人口”和“资源型人口”两大类,继而讨论了“青年强”的三重含义,即青年人口储备充足、青年人口素质卓越和青年人口红利丰厚,充分诠释了“青年强,则国家强”时代命题的深刻内涵。概言之,人尽其才则“青年强”,才尽其用则“国家强”。本文从国际比较的视角阐述了我国青年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突出表现为:中国未来青年人口数量将长期处于缩减状态;青年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健康素质和思想素质都有待“提质增效”;就业不充分,青年人口红利没有被充分释放。因此,要优化青年人口发展、进一步增强青年力量,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强化青年人口储备、优化青年人口素质、极化青年人口红利、激发全人口活力。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建设适宜青年生存与发展的青年友好型社会极为必要,把解决青年问题作为解决低生育率等社会人口问题的重要突破口迫在眉睫。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人口学画像——基于47位大学校长的分析

考察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人口学特征是研究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需要开展的基础性工作,具有总结回顾著名大学校长群体特征之意义,也具有弘扬教育家精神,发掘培养教育家型校长的参考价值。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成长、成才、成功,有着性别、时代、出生地、年龄等自然变量影响的印记;与民族、社会地位、社会阅历等社会变量有关;与职业、经济待遇等经济变量有关;同时打上受教育程度、所学专业等教育变量的烙印;也受到政治立场、任期、出任方式等政治变量的影响。47位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人口学特征显示出他们是自强不息的奋斗者,是与时俱进的革命者,是艰苦朴素的育人者,是治教有方的大先生,是立场坚定的爱国者,是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教育家。

我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人口学及生活方式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研究我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人口学特征及相关生活方式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方案,以分层随机抽样,于2022年7-11月对我国四大经济区10个省(区、市)22693名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儿童青少年进行调查,以流调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和自编问卷对抑郁症状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信息采集和统计分析。结果(1)我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总发生率为17.9%,其中轻度抑郁症状占12.8%,重度抑郁症状占5.1%。(2)人口学特征上:抑郁症状的女性发生率(19.6%vs 16.2%,χ^(2)=44.445,P<0.001)与抑郁症状得分[(5.53±5.53)分vs(5.10±5.13)分,t=-6.083,P<0.001]显著高于男性。教育阶段、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经济状况、城乡地区、居住区域等变量的抑郁症状发生率及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3)生活方式上:睡眠未达标组抑郁症状发生率(20.0%vs 13.1%,χ^(2)=169.680,P<0.001)与抑郁症状得分[(5.73±5.46)vs(4.37±4.85)分,t=18.560,P<0.001]显著高于达标组。摄入含糖饮料(sugar-sweetened beverages,SSBs)频率、运动频率、学习日上网时长与抑郁症状发生率及得分均显著相关(P<0.001)。(4)回归分析显示:女性、初中生、母亲为军人、居住西部地区、偶尔或经常摄入SSBs、学习日每天上网是抑郁症状的正性相关因素(P<0.001);而母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主观家庭经济水平中等及以上、睡眠达标、偶尔或经常运动是抑郁症状的负性相关因素(P<0.001)。结论我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可能受性别、年龄、母亲文化程度、母亲职业、家庭经济状况及居住地等人口学特征的影响;不达标的睡眠、频繁摄入SSBs、缺乏运动、上网时间长等不良生活方式与抑郁症状的发生密切相关。

清代文官的组织人口学研究(1830—1911)

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缙绅录(CGED-Q JSL)中文官的纵向关联记录揭示了19世纪清代文官整体的职业动态。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清代官僚系统的总体情况就像一个当代的大型组织,文官离职率在任职的第一年内很高,然后下降,之后趋于稳定。19世纪下半叶,官员的离职率整体下降,但于清末十年中上升。官员离职率下降导致拥有功名的候缺待补官员群体谋求仕途和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不断减少。同时,异途官员的人数不断增加,加剧了官场竞争。不同类别、品级官员的职业动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尤其是高品级官员的离职率对清代后期的官场平衡具有深刻影响。清代文官的职业动态一方面揭示了清代文官组织人口学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也为解释清代特定官员群体或特定时期的官员个案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人口学特征

1901—2020年的624项诺贝尔科学奖被授予621名科学家。获奖者的人口学特征是性别比极高、寿命长、获奖年龄大、学科差异和年代变化显著。获奖者中,女性/性别比计22人/2723,其中物理学4人/5275、化学7人/2543、生理学-医学12人/1700。(1901—1970年)平均寿命(岁)为78.5,期末为82.8,相应学科的平均寿命(岁)为78.5、76.3、80.2,期末为80.9、80.9、85.4;死亡主要发生在≥65岁组,241人占88.9%。平均获奖年龄(岁)为57.8,期末为69.1,相应学科为56.2、58.7、58.6,期末为69.8、68.7、68.6;获奖年龄集中在45—64岁组,348人占55.8%,高峰至期末,<45岁组由42.9%降至2.5%,45—64岁组由77.8%降至27.8%,65—74岁和≥65岁组相应升至38.0%和31.6%。平均寿命和获奖年龄的极大上升表明,从事科学研究有益长寿,长寿助推科学研究;要重视“老有所为”,为收获“老龄红利”提供支持。

人口学因素和临床因素对汉族人群华法林稳态剂量影响的研究

目的 分析人口学因素、临床相关因素与汉族人群华法林稳态剂量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选取2018年1月—2022年12月在漳州市中医院及其他8个中心(华中、华南、西南、西北等地区)医院就诊的长期(至少3个月)规范进行华法林抗凝治疗的汉族患者1 179例,收集患者的人口学因素[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体质指数(BMI)、体表面积(BSA)]及临床因素(合并胺碘酮、唑类抗真菌药、他汀类药物、广谱抗菌药物情况)。比较不同人口学因素、临床因素患者华法林稳态剂量。采用Spearman秩相关性分析探讨人口学因素与华法林稳态剂量的相关性。结果 不同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BMI、BSA患者华法林稳态剂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合并胺碘酮患者华法林稳态剂量高于未合并者(P<0.01);合并唑类抗真菌药、他汀类药物、广谱抗菌药物患者华法林稳态剂量与未合并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与华法林稳态剂量呈负相关(P<0.01),身高、体质量、BMI、BSA与华法林稳态剂量均呈正相关(P<0.01)。结论 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BMI、BSA、合并胺碘酮均可能会影响华法林稳态剂量,其中年龄与华法林稳态剂量呈负相关,身高、体质量、BMI、BSA与华法林稳态剂量均呈正相关,临床在选择华法林进行抗凝治疗时应根据相关因素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

数字化时代的人口学发展:从人类人口学向数字人口学转变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快,人的身体、行为和意识不断被数字化,人口的概念也由自然人口向数字人口拓展。数字人口不仅包括数字化了的人类人口,还包括计算机专家系统、机器人、类人脑和数字孪生体。数字人口的死亡、出生、分布、人口再生产、劳动和消费属性等均与人类人口有根本性的区别。人口学由人类人口学向数字人口学转变,而数字人口学最终将朝着智能人口学方向发展。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传统人类人口学的理论基础、方法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均出现了巨大突破。从应用来看,数字人口学在人口监测、人口普查、应急管理、战争模拟、疫情防控、智慧城市建设、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仿真模拟、个体智能化管理(含健康管理)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尼日利亚Gwagwalada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者的社会人口学和临床特征

目的:探讨比较尼日利亚Gwagwalada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POAG)与非青光眼患者的临床社会人口学特征。方法:横断面对比研究。共调查235例成年患者,其中96例POAG及139例非青光眼。记录患者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种族、青光眼家族史、眼痒、糖尿病和高血压情况。眼部检查包括视力、中央视野、杯盘比、前房角评估和眼压。结果:平均年龄为49.88±13.75岁,其中男114例(48.5%)。POAG患者包括42个种族,其中伊博人(24/96,25.0%)和约鲁巴人(20/96,20.8%)最为常见。大多数POAG(74/96,77.1%)年龄在40-69岁之间。POAG(73/96,76.0%)有不同程度的视力障碍。POAG组与非青光眼组的对比如下:青光眼阳性家族史(34/96,35.4%)vs(25/139,18.0%;P=0.012);糖尿病史(8/96,8.3%)vs(6/139,4.3%);高血压病史(24/96,25.0%)vs(28/139,20.1%);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病史(1/96,1.0%)vs(4/139,2.9%;P=0.268);使用抗糖尿病药物者(5/96,5.2%)vs(7/139,5.0%);使用降压药者(24/96,25.0%)vs(23/139,16.5%);联合使用抗糖尿病和抗高血压药物者(4/96,4.2%)vs(5/139,3.6%;P=0.328);有眼痒症状者(18/96,18.7%)vs(37/139,26.6%;P=0.328);视力障碍[右眼(RE):51/96,53.1%;左眼(LE):60/96,62.5%]vs(RE:40/139,28.7%;LE:37/139,26.6%;P=0.000);垂直杯盘比>0.4(RE:96/96,100%;LE:96/96,100%)vs(RE:131/139,94.2%;LE:124/139,89.2%)(RE:P=0.307;LE:P=0.006);眼压>22 mmHg(RE:17/96,17.7%;LE:22/96,22.9%)vs(RE:2/139,1.4%;LE:2/139,1.4%;P=0.006)。大多数POAG患者(60/96,62.5%)正在服用抗青光眼药物,(23/96,24.0%)尚未开始用药,P=0.000。许多POAG(32/96,33.3%)正在服用β受体阻滞剂、前列腺素抑制剂和碳酸酐酶抑制剂的联合抗青光眼药物。结论:青光眼具有与其他眼部疾病不同的临床社会人口学特征。许多参与者肯定了青光眼的家族史,大多数青光眼参与者正在接受抗青光眼治疗。包括失明在内的视力障碍与青光眼显著相关。该研究证实,开角型青光眼与高杯盘比和高眼内压有关。

不同人口学特征住院患者就医服务需求现状调研

目的调查不同人口学特征的住院患者就医服务需求现状,为提供个性化医疗服务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四川省3家三甲综合医院2022年12月—2023年5月3070名住院患者满意度问卷调查数据,对患者满意度得分及条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在年龄、学历、支付方式、就诊科室类别中,患者满意度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性别满意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针对具体条目,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患者在医护沟通、回应及时性、病房环境与标识、疼痛管理、用药沟通、膳食服务、对待亲友态度、出入院手续办理等条目满意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不同人口学特征的住院患者对医院诊疗服务关注点不同,提供针对性改进和个性化服务,有利于增加患者就医获得感,提高住院患者满意度。

山西地区选择不同矫治器的成人正畸患者人口学特点及临床指征对比分析

目的:通过对山西地区选择不同矫治器的成人正畸患者一般人口学特点及临床指征进行对比分析,为正畸医生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矫治器提供参考。方法:180例成人正畸患者根据矫治器类型分组(隐形矫治器组122例,固定矫治器组58例),发放并收集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采集治疗前的口内照片、正畸寄存模型和X线片,评估错牙合畸形安氏分类、矢状向骨面型分类、侧貌面型、龋失补指数、牙龈指数及菌斑指数,分析对比两组患者的一般人口学特点及临床指征。结果:隐形矫治器组相比于固定矫治器组,年龄较大,家庭收入较高,且常居地为异地患者较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错牙合畸形牙性分类及矢状向骨性分类比例相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侧貌评估,固定矫治器组的下唇突出度大于隐形矫治器组(P<0.05)。两组患者平均龋失补指数为2.6且固定组高于隐形组(P<0.05),其变量中只有龋坏牙数是固定组高于隐形组,其他变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牙龈指数和菌斑指数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山西地区年龄较大、常居外地及家庭收入较高的患者多选择隐形矫治器;选择固定矫治器的患者下唇更突出,侧貌欠佳,且口内龋坏牙齿更多,正畸医生可依据以上特点指导患者选择更合适的矫治器。

老年性痴呆家庭护理者的人口学信息及身心负担调查

[目的]了解老年性痴呆家庭护理者的自然、社会人口学信息及其在实施家庭护理过程中所承担的身体、精神负担。[方法]招募已被诊断为老年性痴呆病人的家庭护理者,通过电话采访录音及现场访问的方式完成统一问卷。[结果]老年性痴呆病人的家庭护理者以已婚中年妇女为主,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均较低,其中4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健康状况水平在下降,58%曾经有过负面情感的自我体验。[结论]老年性痴呆家庭护理者本身所承受的身体、精神负担应引起足够重视,可能最终影响到对病人的护理效果。

人口学的学科性质和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人口学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走的是一条特殊的路线。当这些"特殊"条件不再具备,人口学是否还能继续存在或比较好地发展下去,是人口学者需要考虑的问题。从人口学概念的起源、人口学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角度分析该学科的特点和研究领域,将人口学分为狭义人口学和广义人口学,相应地把从事人口研究的学者分为人口学家和人口研究者两类人群。最终的结论是:人口学从狭义理解属于独立学科,从广义理解则属于综合性学科。人口学未来应该重点向综合学科发展,过分强调学科的独立性,排斥其他学科的融入,或者长期在某一个特定学科下生存,都会影响人口学的学科发展。

计算人口学的学科范式、理论基础与技术方法

阐释了计算人口学的学科范式、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计算人口学作为研究人的行为的数字化和计算机化的学科,既是计算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开展计算社会科学研究的钥匙和抓手。与传统人口学的学科范式相比,计算人口学的学科范式有五个方面的特征:由轮廓式人口统计(profiling demography)向全景式人口统计(Panoramic demography)转变;将弥合规范人口学(formal demography)和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的鸿沟,促进人口研究更加整合和规范;将引发人口研究方法的变革,由假想队列法(hypothesis cohort analysis)向拓展队列法(extended cohort analysis)转变;人口的内涵不再局限在人类人口,而向数字人口和智能人口拓展;由偏重群体统计的宏观人口学(macrodemography)向更加注重个体统计的微观人口学(microdemography)转变。第三次人口转变理论、主体性理论和天人合一理论是计算人口学的理论基石,拓展队列法、在线调查和实验、在线谱系学、主体建模技术是计算人口学的主要技术方法。作为新兴科学,计算人口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需要加强跨学科和产学研协作,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和研究规范建设,丰富应用场景,关注其对个人安全、隐私保护、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影响。

人口学与质量人口学

独立地跻身于科学门类之列的人口学,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它国家,目前都还是一门初创的新兴学科。如果同与它密切相关的经济学相比,恐怕它还只处在古典学派发端时期。它不但没有一个成熟、严密的逻辑体系,就连合乎科学体系的框架结构也还未完全形成,甚至对人口学的定义、对象、方法和学科的领域范围也都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以研究人口数量变化为内容的人口统计学虽然产生较早。

人口学在市场经济和管理中的应用——实用人口学概述

六、七十年代随着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与人口分析相结合已悄然兴起,并得到了蓬勃发展。由此产生了人口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一实用人口学。实用人口学一经产生便迅速进入政府部门、企业和学术机构,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决策中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支持力量。文中首先概述了实用人口学的发展及其广泛的应用领域,其次探讨了实用人口学在人口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及其自身的学科构成,最后,对在中国发展实用人口学进行了展望,重点讨论了在中国开展实用人口学研究和应用的有利条件,以及遇到的不利因素等。

人口人类学若干理论问题——基于与民族人口学的比较分析

人口人类学是由人类学和人口学两个学科交叉、兼容而成的分支学科。人口人类学既需要充分利用人口学总量研究方法的长处,也需要发挥人类学的文化解释力,从而在民族人口的研究中实现"融会贯通"。

建立中国自己的人口学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了一条独特的人口生产与人口流动、人口控制与人口教育的发展道路,这为突破传统西方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局限、建立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体系、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提供了实践基础。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人口学理论,需要抛弃发达国家把那种简单抽象的人权作为人口学理论基础的做法,采取能够体现人口生产权与自然生产权相统一、与环境承载力相协调的人权作为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建设基础,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成人口学理论的建设目标,科学回答人口规模跃居世界第一、经济社会仍然蒸蒸日上的中国所形成的独特的人口发展模式及发展道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口学,推进中国人口学以及中国人口更可持续地发展。

略论人口学的体系、特点和作用

一、人口学的体系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人们一直在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侧面和领域研究自然、人口、社会相互之间的联系。经过长期的研究和积累,产生了人口学,而且出现了由一系列人口学分支所组成的人口学体系。人口学体系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处于综合、整体的社会体系中人口过程的各种本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将社会整体分成不同的角度、侧面和领域。

什么叫人口学

人口学[源出希腊宇demos(人民)和grápho(写)]是关于人口的科学。法国学者A·其雅尔于1955年在《人口统计人门或比较人口学》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人口学”这个术语。 人口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在社会、经济以及生物和地理的因素、原因与条件的基础上研究在人口的构成、分布、移动与变化中所发生的现象与过程的规律。人口学根据这种研究而制定出人口理论、人口政策,提出一国、一市、一省、一个区域、以至整个地球人口变化的前景。以马列主义学说为基础的人口学认为,在人口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因素起决定作用,生物和地理的因素起附属作用。资产阶级人口学的特点,是把人口现象生物化(德国的B·连克西斯称人口学为“人的生物学”)。

我国部分地区成瘾物质使用的纵向研究第三部分:吸毒人员的人口学特征

目的 :了解我国部分地区吸毒人群的人口学特征、探讨其变化趋势。方法 :采用单因素分析方法 ,对三次不同时间药物流行病学调查的非法成瘾物质滥用者人口学指标进行纵向比较。结果 :三次调查吸毒人群中 ,女性所占比例逐次增加 ,分别为 10 1%、17 1%和 2 2 4 % ;吸毒人员中 ,2 0 - 2 9a和 30 - 39a两年龄组人员最多 ,且年龄呈增加趋势。约 5 0 %吸毒人员未婚 ,离婚比例逐次增加 (3 3%、7 2 %和 17 0 % ) ,分居比率后两次调查 (6 2 %和5 9% )高于首次调查 (2 3% )。 1993年调查小学或以下文化的吸毒人员占 86 4 % ,后两次调查初中文化者分别占6 5 0 %和 6 2 3%。无业、工人或个体户是吸毒人员最常见的职业 ,无业者逐次增加。年收入 10 0 0元以下者和 70 0 0元以上者是吸毒者主体 ,随调查逐次增加 ,吸毒与经济收入呈“U”字关系。结论 :青中年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无业或非固定性职业、未婚或非稳定婚姻形式人员是吸毒的高危人群 ;女性使用非法物质者越来越多 ,应加强对她们的关注。吸毒人群年轻化在研究中没有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