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对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基于2013-2022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口流动对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人口流动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人口净流入地区和净流出地区分别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产生负向影响和正向影响;第二,人口流动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人口结构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为中等的地区、中等文化水平程度在人口流动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方面均最显著。基于研究结果一,提出以下对策:一是加强人口流入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二是优化人口流出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基于研究结果二,提出以下对策:一是加强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二是注重城镇化水平中等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三是加强教育普及程度相对均衡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人口流动视角下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思考

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人口规模增速放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的流动,是人与城市之间的双向选择。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人口流动对于县域城镇化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面对当前县域人口空心化、老龄化现象严重,人口集聚能力下降,县域人口结构失衡等困难和挑战,推进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加强产业间合作与交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增强流动人口落户意愿。

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和2019年两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50岁以上的户主家庭和城市居民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作用更大;同时,人口流动通过影响家庭的社会互动和风险偏好,进而提升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鉴于已有文献鲜有从人口流动视角研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问题,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同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优化人口流动机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人口流动变化的新趋势及其对乡村转型的影响

乡村人口流动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转型和社会变迁最具解释力的现象,因为它不仅是劳动力资源的流动,而且是城乡各种体制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并呈持续增长态势,但进入2010年以后,随着我国农业税费改革、农业补贴政策、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等一系列促农政策的出台和国家关于乡村发展战略的优化,乡村人口流动的相关指标值也在发生着阶段性的变化。为了梳理这种变化趋势及特征,以国家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年鉴的人口数据和课题组实证调查的数据为依据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乡村人口流动呈现出阶段性变化新趋势,其带给乡村的影响已经从原来的乡村空心化、老龄化等显性问题转移到乡村转型中的结构失衡问题上来,由此也带来了对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乡村角色和功能重新定位问题的思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政策,以促进乡村人口流动在乡村转型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城市群建设视域下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的多维探析——基于重庆主城都市区的调查

现代化城市群建设引领区域高水平协同共建,对周边各族群众产生典型的“磁吸效应”。城市中各民族流动人口数量上升既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也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现实空间。文章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以重庆主城都市区为例,依据三种社区生活模式,对嵌入式社区环境、渐进式文化交流以及互助式社团生活展开深入探讨。引导城市中各族群众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不断提升城市民族工作现代化水平,实现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在人口流动融居中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基础。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我国人口流动以及经济持续增长有重要影响。基于2020年县域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人口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这种效应存在空间差异,在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呈现“U”形特征,在中部和东北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口流动呈倒“U”形关系。研究结论为政府在新时期合理引导人口在城乡间有序流动、促进人口合理分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参考。

政策变迁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

自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至今,粤港澳大湾区在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结合港澳优势已发展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以及人口集聚能力最强的城市群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人口迁移流动除了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制度差异的制约。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提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具体政策影响来看,创业就业政策、税收支持政策以及优质生活政策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更具直接性。由此,要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和劳动力高效便捷流动,实现大湾区转型发展、创新发展,仍需要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在就业、税收、优质生活、通关服务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出台更多切实有利于人口流动、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政策,如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平台、统一个人所得税税收征收标准、提升生活便利度等措施。

人口流动范围与稳定性的分类研究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大、占总人口比重高,人口流动已经成为研究我国人口变动与分布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并对经济转型、社会整合等问题产生重要影响。流动人口内部是存在差异性的,个体、家庭、所在地区等层面上的差异都有可能影响其流动状态。通过文献研究及对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综合流动范围与流动频率两个方面将人口流动分为省内稳定型、省内流动型、跨省稳定型、跨省流动型四类。研究发现:流动频率低的、在地理上具有稳定性的人群通常是老一代流动人口;流动频率高的、在地理上不稳定的人群通常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且同样是流动型,省内流动比跨省流动更容易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在流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跨省流动人口获得的经济回报较高。根据以上结论,建议城市管理者针对不同流动类型的人口要有不同的政策侧重点。对于省内稳定型,应该保障流动子女基础教育;对于省内流动型,应该保障其住房权利;对于跨省稳定型,应该提高其家庭福利;对于跨省流动型,应该保障其劳动与收入的权利。

中国人口流动的健康轨迹研究

人口的高流动性和流动人口快速老化已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显著特征。研究人口流动对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的影响及其变动趋势,对于理解和实现健康老龄化,改善人口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较多分析流动人口相比于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而对流动人口和农村居民的健康差异的研究相对缺乏;对于流动人口在老年阶段的健康状况与户籍人口的差异以及流动对人口健康的影响等关键问题尚没有确定结论。本文旨在探讨人口流动与个体健康的因果关系以及流动人口和城乡户籍人口之间随时间和年龄变化的健康差异。本文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2010-2020年连续六次调查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人口流动的健康效应和年龄效应。研究发现2012-2020年流动对人口健康的总体影响为负,验证了流动具有健康损耗效应,存在“流行病学悖论”。从时期维度看,流动对人口健康的影响呈现由健康优势转为健康劣势的趋势,人口流动的健康选择效应和流动经历的内在健康损耗效应并存。初期流动人口具有健康优势,健康自评状况优于城乡户籍人口。随着时间推进,健康优势逐渐收敛,健康损耗效应逐渐显现。从年龄维度看,流动人口和城乡户籍人口的自评健康水平随着年龄增加都呈下降趋势,但流动人口的下降速度显著慢于城乡户籍人口,其健康优势在老年阶段逐渐消失。上述发现的政策含义是: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和流动人口规模保持高位,流动人口老化愈加明显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的健康老龄化成为重要挑战,在政策实践层面应关注流动经历对个体生命周期的持续影响,尤其是要重视城镇中的高龄流动人口返乡回流将健康风险转移到农村,从而增加农村整体的健康脆弱性和健康照护成本,应将人口流动因素作为优化城乡卫生健康资源配置的重要考量。

城市生态学视角下人口流动实践与城市空间塑造的互构——基于武侯祠横街的田野调查

武侯祠横街的渊源与历史上的茶马互市有关,在当代城市发展中日益繁盛,遂吸引流动人口日益汇聚于此务工经商,成为一个充满民族特色的商业街区。特色商业空间的发展与人口流动实践之间,在持续不断的互构过程中实现了共生发展:一方面,依托城市空间,横街流动群体在实践中呈现内部分化、向上流动与边界弥合并存的趋势,流动效应持续累积;另一方面,流动实践不断充盈和塑造城市空间,推进横街走向包容性文化空间、民族互嵌式社会空间的内涵式发展。武侯祠横街人口流动实践与城市空间塑造之间的互构共生进程,验证了芝加哥学派所论人类活动与空间结构之互构关系,又与其城市空间形态所现“区隔”存在区别。

流失中的增长:中小城市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收敛研究

基于2010-2020年的中小城市面板数据,从“城-城”劳动力流动视角探讨技能人口流迁及回流对中小城市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使用人口普查和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小城市既存在大量技能人口的迁出,也存在高比例人口回流,且二者存在正相关;理论模型表明,技能人口流动与来自发达地区的人口回流将促进迁出地经济向迁入地收敛。基于面板双向固定效应和空间计量的实证模型验证了理论推断,并发现技能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向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人口流失的中小城市通过人口回流促进了本地城镇化率的提高和生产效率改善,进而提升了经济增长率。最后给出建议,中小城市应注重本土人才的培养和当地企业的培植;在对外部人才的招引中,应选择和本地生产率相匹配的人才。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成本量化分析——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利用量化空间分析方法和2000年、2010年、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人口流动矩阵,分析省际人口流动成本特征及其构成。研究发现:第一,2000年以来,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提升,总体流动成本表现出明显降低的特征,2000—2010年降低7.85%,2010—2020年降低6.94%。第二,距离与流动成本显著正相关且影响系数不断降低,流出地和流入地异质性特征变量显著影响各省份平均流出流入成本。第三,人户分离人口与5年间流动人口的本地流动份额差别较大,但不同统计口径计算的流出地和流入地成本系数的省际位序基本一致,体现了量化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基于此,降低人口流动成本是促进福祉空间均衡、推动全域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应加快人口净流入地的户籍和公共服务制度改革攻坚、加快人口流动大省体制机制创新并激发偏远地区人口流动活力。

1990年以来我国分民族省内人口流动的变动趋势

本文利用1990年至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系统梳理了我国分民族省内人口流动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不同民族省内流动人口性别与年龄结构均存在明显差异,省内流动儿童和流动老人有所增加,人力资源禀赋不断加强。多数民族省内乡—城和省内城—城流动比例明显上升,流动原因整体趋于发展型,流动时间呈现中、长期化态势。分民族省内和跨省人口流动存在多方面差异,对此应创建优化更富有针对性的流动人口服务与治理体系,提升城市民族工作效率,进而为民族互嵌格局的形成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乡村振兴背景下滇南农村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利益机制及影响研究——以建水县“羊街现象”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施行推进了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集约化经营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的稳步发展和经济效应的增长不断拉升产业聚集地的用工需求,从而吸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产业聚集地流动,形成了农村人口“乡—乡”流动的现象。滇南“羊街现象”是这种现象的典型案例,研究羊街流动人口的特征、利益机制及影响,可以揭示和阐释乡村产业振兴下多民族地区农村人口流动的底层逻辑:土地流转政策助推农村产业兴旺,产业兴旺吸附流动人口,利益机制稳定流动人口。

人口流动背景下黄河流域碳减排路径研究

绿色低碳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从人口角度入手,以2006-2020年黄河流域6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人口流动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对人口流动背景下黄河流域的碳减排路径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流动对流域碳排放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关系;人力资本积累是黄河流域的重要碳减排路径;金融发展水平、交通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具有减排调节效应。据此提出黄河流域碳减排路径相关的对策建议。

京津冀区域日常人口流动网络及其结构特征

结合地理空间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基于2018年腾讯出行大数据,对京津冀区域内城市间及对区外人口流动的热度和网络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区域主要城市的对外迁移热度呈现显著的层级分布特征;城市规模和交通影响力与对京联系强度的关联性较强,距离邻近性对第二层级城市对外联系的影响较大;汽车方式的对外人口流动网络受距离律影响显著,与周边城市联系热度较高;飞机、火车等对外联系方式则更符合经济律特征,区域内城市通过飞机和火车方式与全国性经济中心、交通枢纽联系紧密;区内人口流动网络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北部大凝聚子群以及东部、南部的3个小凝聚子群,群内联系紧密;区域人口迁移网络以北京—廊坊—天津为核心,以“京津石三角形”区域为密集区。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待遇可携带性与人口流动适应性研究

在人口大规模流动常态化的社会背景下,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作为提升医保公共服务效能的政策创新,满足流动人口就医需求的同时也充当着适应人口流动的重要保障机制。本文选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PSM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我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人口流动适应性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评估。研究发现,随着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开展范围的扩大,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医保的“枷锁”效应,更加适应人口流动。机制分析表明,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通过增强医保待遇可携带性适应人口流动,具体表现为减轻异地就医人员的间接医疗成本、缩短其异地往返的通勤距离和减少垫资成本。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对健康状况好、45岁以下及60岁以上、工作类型为个体或私营、收入较高者等群体的流动具有更好的适应效果。

山西人口流动格局演变及其应对策略——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

人口流动对于区域人口分布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新世纪以来,全国人口流动基本特征为人口总量开始稳中趋降、人口流动的规模持续扩大、人口流动的趋势稳中有变。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山西人口流动的数量、方向、结构和空间分布等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面对人口流动新形势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山西要立足人口省情,精心谋划山西区域发展战略;强化聚焦效应,发挥太原都市区龙头功能;坚持产业带动,提升山西就业和收入水平;持续优化环境,吸引人才向山西回流;坚定融合发展,促进山西人口良性流动。

人口流动对常德市乡村振兴影响的对策研究

乡村振兴重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项目等,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态的改善,从而实现城乡协调化发展,并确保农民生活得到真正改善。湖南省常德市作为农业大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农业农村全面进步,实现粮食稳产丰收、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乡村振兴旨在重塑农村发展模式,提升乡村综合实力,推动农村现代化进程。我国一直在强调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关乎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质量、生态环境保护及社会稳定等方方面面,而这与国家整体建设息息相关,也决定着城乡一体化目标能否实现。但从我国各地农村现状来看,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制约了乡村振兴的进程。因此,必须探讨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和对策。

基于人口流动的中国城市群多中心结构演化

利用2015—2018年腾讯人口迁徙大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多中心结构测度等方法,对中国19个城市群的人口规模、流动特征和空间结构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中国城市群的形态多中心结构指数差异明显,且有微弱向单中心空间结构发展的态势,而功能多中心结构指数大多较低,但表现出不断上升趋势.(2)在多中心结构类型匹配方面,优化提升类城市群的功能多中心结构指数较高但形态多中心结构指数普遍偏低,发展壮大类城市群的形态多中心结构指数较高但功能多中心结构指数大多偏低,而培育发展类城市群内部存在不同匹配类型.(3)在多中心结构类型演替方面,优化提升类和发展壮大类城市群多中心化发展的趋势较为明显,而培育发展类城市群大多呈现单中心化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