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人口结构与村庄变迁——兼论如何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深化,农村人口结构以及村庄变迁是一种必然现象。推进乡村建设,需要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理清村庄变迁的趋势特点,针对各地区乡村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科学确定乡村建设优先序,制定与农村人口结构及村庄布局相适应的发展策略。推进乡村建设,既要超前谋划,又要长短结合。“十四五”时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遵循乡村建设规律,聚焦阶段性任务,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因地制宜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吸引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建设,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乡村建设路径。

人工智能发展与人口结构转型

当下中国正在同时经历人口转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两种力量将深刻影响我国的社会与经济面貌,且两者还会相互作用,形成更为复杂长远的效应。一方面,该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强化当前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多重影响。未来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既不取决于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也不简单由人口受教育水平决定,而是更多建立在人口的知识结构与技能分布是否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发展适配,以及能否形成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

人户分离变迁视角的大城市郊区化与人口结构再分布效应研究--基于南京市的实证

人户分离人口是城市流动型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其特征及空间分布变迁为认识大城市郊区化趋势提供了重要视角。近20年来,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规模增长迅速,占常住人口比重逐渐提高,其中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占总人户分离人口的比重显著提高,其人口学特征呈现高学历化和大龄化趋势,其空间分布从核心区集聚向近郊区集聚转变。基于以上变迁特征,重新认识了南京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及其程度,发现:(1)2000—2010年期间,南京经历了核心区和近郊区人口普遍增长的快速城市化阶段,外来流动人口是此时期近郊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2)2010—2020年期间,南京进入大规模城市郊区化阶段,核心区人口减少而近郊区人口集聚度显著增强,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取代外来流动人口成为近郊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3)2020年,南京的近郊区常住人口人户分离率高达54.4%,表明南京仍处于“迁居不迁户”的“半郊区化”状态,近郊区并未成长为相对独立于核心区、功能相对完整的综合性城区。郊区化带来了不均衡的人口结构再分布效应,要关注和积极应对核心区人口流失与人口结构衰退过快、近郊区“人户分离率”过高和远郊区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等问题。

新发展格局下人口结构变化对外贸依存度的影响机理研究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中,外贸依存度是一个关键变量,而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消费和生产变化,又是决定外贸依存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研究建立了人口结构与外贸依存度的理论模型,选择42个国家1980—2022年的面板数据,并引入政府和家庭消费份额作为中介变量,实体部门杠杆率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人口结构影响外贸依存度的机理,结果发现:城镇化率、年龄抚养比、老龄化率、劳动力参与率、女性劳动力占比等人口结构,与外贸依存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在发达国家、高人均GDP国家更为显著;城镇化率通过消费份额影响外贸依存度,政府消费份额、家庭消费份额起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政府、家庭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强化了城镇化率对外贸依存度的正向作用。

人口结构、科技创新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视角

人口要素和科技创新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度影响,人口要素与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文中基于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8一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从人口结构的4个维度出发,对人口结构、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本地和邻近地区均为显著的抑制性作用。人口城镇化与科技创新均对本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对邻近地区为正向溢出效应。劳动供给对邻近地区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人力资本未达到预期促进作用。此外,科技创新未能弥补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且存在部分遮掩效应。因此,仍需加强区域合作与整合,把握好老龄人口机遇,充分挖掘老龄人力资源,有效推进人口城镇化,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促进科技创新,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山东省威海市人口结构变动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和对策

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是当前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人口是消费的基础。人口结构变动对消费升级既有挑战也存在机遇。山东省威海市人口总量较少,自然增长率连年负增长,老年人口比重较大,少儿抚养比上升,这些变动不利于消费增长,但城镇人口比重、人口素质提升则有利于消费结构改善。因此,应根据人口变动趋势,制定消费政策,引导不同人群的消费升级方向。

家庭人口结构、金融约束与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家庭人口结构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探究金融约束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家庭中子女数量对风险市场参与深度起促进作用,老人数量抑制了金融资产的持有和风险市场参与深度。机制分析发现,子女数量通过刺激家庭获取收入,缓解了家庭面临的金融约束,从而促进风险市场参与深度,而老人数量增强了家庭的金融约束,从而减少家庭风险市场参与深度,且子女数量对金融约束的缓解作用大于老人数量的抑制作用。基于此,从促进新生人口增长、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以及加强金融教育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口结构因素对“村改居”社区居民体育参与的影响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法、比较分析法、数理统计法探讨了人口结构因素对“村改居”社区居民体育参与的影响。在“村改居”社区居民中,不同年龄段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呈“倒U”形趋势,男性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高于女性居民;不同年龄段男性居民在体育参与的频率和强度上存在差异,而不同年龄段女性居民在体育参与的频率和强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非农业户籍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高于农业户籍居民,且非农业户籍居民在体育参与上受社区环境满意度和体育健身类社团发展情况的影响较为显著。不同家庭规模对居民体育参与的影响显著,其中家庭人数为“3~4人”的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最高。不同婚姻状况对居民体育参与影响也较为显著,其中已婚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最高。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呈现出随受教育程度、月收入、阶层位次提高而增加的趋势,受教育程度、月收入、阶层位次对居民体育参与的频率和强度影响显著。

广西崇左人口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该地区的人口总量、素质及结构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耦合是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在理论上剖析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机理,在实践上以崇左市为研究对象,通过OLS回归方法,对崇左市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过程进行研究,并提出崇左市人口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建议。

乡镇增长与收缩对经济韧性的异质性影响与作用路径:基于人口结构视角

基于甘肃环县不同乡镇的人口特征空间分布和人口结构差异,将乡镇分为收缩型乡镇和增长型乡镇,采用模糊推理方法测算环县各乡镇经济韧性水平,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分析乡镇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最后对比不同乡镇类型人口结构变化对乡镇经济韧性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收缩型乡镇和增长型乡镇的人口结构存在明显差异;环县乡镇之间经济韧性水平发展严重不均衡,乡镇经济韧性水平受人口密度、总人数、高中及以上人口比例、批发与零售业人员比例、科技人员比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多个因素影响;批发与零售业人员比例和科技人员比例对于增长型乡镇经济韧性的影响较大,人口数量和质量对于收缩型乡镇经济韧性有重要作用.研究旨在将人口增减与乡镇重构相结合,为黄土高原乡镇多方位发展和城乡融合提供参考借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结构特征及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人口结构演变正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明晰其空间分布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对促进区域协调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探讨了201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结构特征,利用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将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外部环境因素与内部结构因素统一纳入“内外交互作用”框架分析并优化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人口结构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涉及到人口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城乡结构与规模等属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且围绕“双核心”地区呈带状分布,重庆地区男女性别比普遍高于四川地区,主要与地区产业结构相关,人口数量、受教育程度以及城镇化率大幅提升,且空间上围绕“双核心”地区呈明显“核心-外围”特征。②人口具有自我发展的生产性及空间分布的流动性,表征为源于内部结构变化的自然增长和源于外部环境影响的机械增长,是地方化与区域化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包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外部因素以及人口结构内部因素使区域人口“流”发生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环境因素引致的人口流动和机械增长作用更明显,而人口自我生产性的下降负向影响着人口的空间分布。③人口不同属性结构演化呈现出的特征对应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不同,人口结构是否合理则通过该地区未来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情况及与城市发展阶段的匹配程度判断。未来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注重人口与区域的协调发展,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促进要素流动等方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以及人口结构空间的合理分布。

人口结构、房产拥有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显露,房地产业风险上升,家庭面临的金融风险也愈发受到关注。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使用概率统计方法测度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家庭房产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第一,老年抚养比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上升则会提高家庭金融脆弱性,这种影响在不同收入家庭和城乡家庭间存在异质性。第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能够减少家庭房产负债,提高家庭房产价值,而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提高会增加房产负债和房产价值。第三,房产负债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房产价值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从维持房价稳定、降低养育成本、完善养老金融体系等几个方面减轻家庭债务负担,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

数字经济、人口结构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地(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改进熵值法测度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和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运用复合生态系统模型分析数字经济、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指数,运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于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人口结构转型的中介效应以及地方金融监管和财政科技支出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但地(市)间差距较大,双核城市明显高于其他非核城市;(2)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但整体上仍处于初级和中级协调阶段;(3)数字经济有力地促进了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而且人口结构转型升级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金融监管和财政科技支出发挥了强有力的调节作用。为推进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应全面推进数字经济圈建设,合力打造数字经济高地;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做好“人口文章”,持续释放“人口红利”;对数字经济实施科学适度审慎的市场监管,不断提升财政支持科技的力度。

近十余年澳大利亚华人移民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影响

澳大利亚自霍华德政府移民政策改革后,华人移民人口结构朝技术化、年轻化、高质量化的方向发展。近十余年来中国对澳移民数量尤为庞大,华人移民人口结构亦发生变化,如家庭移民数量上升,但仍以技术移民为主导;雇主担保类技术移民数量上升,独立技术移民数量下降;商业投资移民持续走高;内地华人移民日益年轻化,而港台华人移民年龄有所上升。这些变化为澳大利亚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如大批中国商业投资移民的到来促进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年轻有技术的华人移民为澳大利亚提供高价值的劳动力,亦缓和了人口老龄化现象;华人移民更加积极融入澳大利亚社会,为多元文化社会贡献更多力量。

论中国青年人口结构性变迁

自2000年以来,中国青年人口经历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过程。青年人口结构性变迁主要体现在:青年人口数量和占比发生惯性缩减;性别比失衡加剧,带来青年婚配难题和其他社会风险;在科学文化素质升级推动人口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青年人口健康素质结构出现新问题;青年人口就业行业结构分布呈现多元化,但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仍不充分;自由流动带来青年人口在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再分布,在推动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风险;婚育推迟趋势明显,不婚不育比例上升,独居青年增多且独居时间延长,增加了青年个体原子化的风险。其中,青年人口数量和占比缩减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年龄结构本身的迭代造成的。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每一代的出生人口数量都在减少,这使我国陷入低生育—少子化的恶性循环。长期来看,以青年为主体数量的人口结构已一去不复返。针对这些问题的政策建议是:资源向职业教育倾斜、引导健康平衡的人才流动、建设妇幼保健友好环境等。

我国省域人口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回归模型

文章选取2010—2021年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首先使用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其次加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两个变量进行调节效应分析,最后进行异质性分析,揭示了人口结构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人口老龄化会加重碳排放,人力资本和城镇化会抑制碳排放;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能够有效缓解老龄化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并增强人力资本、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减排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相对更大,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减排效果最为明显,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更为明显。

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以泸州市为例

人口是构成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影响消费的核心变量,本文基于泸州市2010—2022年的人口结构数据与消费结构数据,使用灰色关联度方法,探讨了泸州市12年间人口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关联程度,分析已有消费现状成因,搭建符合未来预期人口结构的消费结构,进而从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改善供给侧结构方面进行探索,为促进消费升级提供政策建议,使地方经济尽快实现新常态下的顺利转型。

教育对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教育对人口结构的作用。将这一因素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在估计理论模型中相关参数的基础上,用数值模拟分析了教育对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教育通过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体技术水平,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第二,教育通过降低生育率和提升寿命,推动人口老龄化和提升人口抚养负担,并通过推迟毕业时间,降低劳动参与率;第三,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强于对劳动参与率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人均收入的增长。总而言之,教育解释了人口结构的变动,但是并未加剧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经济压力。研究结果不仅扩展了教育经济影响的分析视角,也对完善我国公共教育和生育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人口结构与金融结构协调发展水平测度

人口结构和金融结构的协调发展水平会影响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中国人口结构和金融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并提出数字技术提升两者协调发展水平的路径。研究发现:人口结构和金融结构系统发展处于良好协调阶段,样本期内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已达到优质协调等级。数字金融的引导作用能够促进人口结构和金融结构相匹配以及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发展;当数字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其对人口结构与金融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负向影响,当跨越第一门槛时,这种影响变为正向,但跨越第二门槛后,数字金融对两者的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变得不显著。

人口结构变动对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顺应我国人口数量-质量红利转变趋势,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抓手。基于2012—2022年省域面板数据,构建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口结构变动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总体呈逐年提高态势,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和人口教育结构优化均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西部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影响更大,人口教育结构优化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更显著,并且两者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城镇化率较高地区更强。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和人口教育结构优化分别通过造成劳动力短缺、增加居民储蓄和加快技术创新、提高人均收入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同时,两者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作用会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强。据此,提出持续挖掘人口数量和质量红利、不断完善市场体制建设、促进不同区域数字化转型协调发展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