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发展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门槛效应——基于安徽省城市模型的研究

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例,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旅游发展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安徽省旅游发展主要集中在皖南地区,皖北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较低,两个地区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2)安徽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在时间上波动不大,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3)旅游发展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影响随旅游收入密度的增加呈现系数逐渐减小的上升趋势。至2020年,旅游收入密度小于3112.6746的城市,其旅游业的发展对农村人居环境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旅游收入密度大于3112.6746但小于6645.4197的城市,其旅游业的发展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提升已难以起到显著效果;旅游收入密度大于6645.4197的城市,其旅游业的发展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已微乎其微。

安徽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测度与时空分异分析

文章首先基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居住条件、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五个角度界定农村人居环境,构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其次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单位,对2011—2021年安徽省16个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水平进行测度,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在2011—2021年期间,安徽省农村人居环境水平呈逐步改善趋势,在空间分布上,皖南、皖中地区人居环境质量水平优于皖北地区,皖中地区整体的农村人居环境水平提升较快。最后对安徽省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提出建议。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环境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在此背景下,人居环境理论的发展为农村环境的改善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霍华德等学者的人居环境理论推动了对环境与人类活动关系的深入探讨,并逐渐形成了以居民为主体的研究视角。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参与积极性以及环境治理的有效性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2001年,吴良镛出版专著《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初步建立了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在此之后,国内的研究开始聚焦于村庄聚集建设、环境治理途径、空心村人居环境演变、乡村聚落空间、农村基层治理以及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等多个方面。

超大特大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动态评价——以北京市为例

人居环境质量是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研究基于长时间序列多源数据构建了由温湿指数、风效指数等5个自然本底单因子指数和夜间灯光指数、医疗保健指数等5个人文社会单因子指数组成的超大特大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并以北京市为例,分析评价了2012-2022年北京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分异情况。研究表明:(1)10年间北京市自然本底要素综合指数均值增长了41.87%,但全域均值仅为0.2531,自然环境宜居性不高;(2)10年间北京市中心六城区的人文社会要素综合指数均值涨幅(25.16%)低于其他10个区(39.28%),医疗、交通和教育等人文社会资源呈现中心向外围“外溢”态势;(3)北京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但区域发展协调性不足。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和海淀区稳居第一梯队,丰台区和石景山区位居第二梯队,昌平区、大兴区、顺义区、通州区位处第三梯队,房山区、怀柔区、门头沟区、密云区、平谷区和延庆区处于第四梯队。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群作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宜居人居环境的重点地区,其人居环境发展状况备受关注。基于此,本文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从人文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人居环境质量计算模型和系统协调度模型,对其人居环境质量进行静态定量化评价和动态综合性评价。研究表明:(1)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与社会环境的关联性最大,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时空发展不均衡、地域差异大,是制约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发展的突出问题。(2)2000—201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水平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且增速较稳,增幅较小;各要素间的协调性均达到了中级协调等级;系统层的评价值除人文环境外,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式上升态势;领域层的评价值差异明显,发展不均衡。(3)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水平逐步提高,且排名相对稳定;各要素间的协调度等级差异较小,但起伏变化较大;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格局,内部级别差异显著,可分为较好、一般、较差、差4个等级。在今后的发展中,应针对山东半岛不同城市人居环境问题采取因时因地制宜的协调对策,创造整体最优人居环境。不仅要提高城市群的整体经济水平,提升城市群的短板建设,推动人居环境协调发展,还要符合新常态下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要求,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科学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山东半岛城市规划研究与实施力度,探索"多规合一"模式。

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基于江苏省村庄抽样调查截面数据的分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内容,探讨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从理论层面解析了人居环境质量影响乡村发展的机理,并基于江苏省村庄抽样调查截面数据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就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及机理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①回归分析表明,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②SEM建模分析发现,农村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各构成要素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硬环境方面,基础设施条件直接促进乡村发展,其路径系数为0.40,环境卫生状况、农户居住情况与基础设施条件之间呈现较强的相互促进作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68(环境卫生状况基础设施条件)、0.65(农户居住情况基础设施条件)和0.54(环境卫生状况农户居住情况);软环境方面,乡村文化活动直接促进乡村发展,其路径系数为0.16;硬环境方面的环境卫生状况、基础设施条件与软环境方面的乡村文化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15(环境卫生状况乡村文体活动)和0.31(基础设施条件乡村文体活动)。研究认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助于乡村空间重构、组织重建、产业重塑,有效推动乡村形态、结构和功能转变。为更好地促进乡村发展转型与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应当“软硬兼施”,以完善基础设施和丰富文体活动为重点,并同步推进环境卫生治理和居住条件改善。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特征与时空差异分析

城市人居环境已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环境4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在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4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征和时空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差值缩小,各城市排名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且各地区城市级别分布不均衡;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无对应关系。

陕西省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时空差异

[目的]对陕西省10个地市2003—2013年的城市人居环境进行研究,为该省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和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方法]以陕西省的10个地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4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量,分析陕西省2003—2013年10个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时空变化差异。[结果](1)2003—2013年陕西省人居环境质量呈现总体上升、局部下降的趋势。(2)陕西省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关中平原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较陕南地区高。(3)从耦合协调度来看,各市人居环境4个子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基本呈上升趋势,但耦合协调度较耦合度而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结论]陕西省各个城市人居环境发展不均衡,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发展较好,陕南地区城市人居环境发展较慢,今后更应注意各个城市之间人居环境的协调发展。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武汉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

根据国内外城市人居环境研究理论,结合武汉市的实际情况,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3级评价指标体系,并从社会、生态、居住、支撑等4个方面对武汉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武汉市城市人居环境在2000 2007年为缓慢而稳定发展时期,2007 2011年武汉市城市人居环境为高速发展时期,但2007 2011年期间4个子系统中的生态子系统发展相对缓慢,制约武汉市人居环境发展,说明必须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实现武汉市人居环境的和谐发展.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定量评价的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及其应用

将生态位适宜度理论引入到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定量评价中,并据此构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定量评价的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利用该模型选取24项反映现实生态位与最佳生态位之间耦合度的单项指标,构成经济生态位、社会生态位、环境生态位三大类独立的评价指标,用以评价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同时,以浙江省9个地级城市为例,运用所建模型对这些地级市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2004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杭州最高,温州最低,其中经济生态位对我省城市间人居环境质量差异的影响最大。本研究表明,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对于多指标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定量评价,不但可以定量地研究各个区域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生态位适宜度,还能简明直观地揭示引起人居环境质量的生态位适宜度区域差异的主导因素和空间分异规律,从而为决策管理部门制定城市规划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RS和GIS的城市绿地与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研究

以北京市作为研究区,在比较国内外城市绿地获取的一般方法及如何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行定量分析评价的基础上,利用GIS通过数学分析以及聚类分析得出不同时间城市绿地下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差异。

干旱区欠发达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以石河子市为例

分析并建立了石河子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通过AHP及Delphi法确定指标权重,在数据标准化的基础上得出石河子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值并进行分级。结果表明:石河子市人居环境质量较好,其中自然生态环境评价值最高。最后针对评价结论,提出了合理建议。

基于特殊土地利用格局中人口密度与人居环境质量关系的探索性研究——以建三江前锋农场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例

人口密集的中国正处于城镇化高峰期,复杂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庞杂精密和土地利用格局的形式多样,而居于中国城镇化中的特殊城镇建设具有基数大、格局复杂、需要特色化发展等诸多特点。通过结合我国黑龙江省建三江前锋农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际案例,该文以人口密度与人居环境质量为切入点探索非传统地区城镇化中的一些普适性规划原则和针对性建设控制措施,总结相关经验,提出非传统地区城镇化规划的一些优化策略以及基于人口密度和人居环境质量关系的规划模式。

甘肃省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研究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不仅能反映出一定地域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指示和参考作用.采用2008年的统计数据,选择适合甘肃省人居环境的评价体系,从四个方面选取18个指标,以主成分分析法对甘肃12个城市的人居环境进行综合评定与分析.结果显示:甘肃省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可分为三个类型.这三类城市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发展和建设规划,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及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各项指标相对应的工程建设势在必行.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以淮南市为例

该文根据国内外有关城市人居环境的研究理论及成果,结合淮南市的实际情况,运用层次分析法,在遵循系统性、可比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三级评价指标体系,从居住、生态、社会、经济环境4个方面对淮南市人居环境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生态环境质量(0.4949)是影响淮南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居住环境质量(0.2423),再次是经济环境质量(0.1771),而社会环境质量(0.0857)排在最后。因此,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应该努力提高生态和居住环境质量,塑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上海市城市空间扩张与人居环境质量关系研究

上海市作为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典型代表,其城市化发展速度快,变化特征明显的同时,由于人口密度大,城市化带来的问题也显著而典型。文章借助遥感影像资料、自然及人文数据资料,基于ArcGIS平台,分析上海市城市化发展时空变化,构建人居环境质量指数,并对城市空间扩张与人居环境质量进行相了关性研究。研究表明,2010~2018年上海市城市用地扩张速度呈“圈层式”扩张,扩张强度先增后减,在距城市中心20~25 km达到峰值;各圈层建筑密度从市中心到边缘地区逐渐降低,建筑平均层数变化趋势为先上升再下降最后趋于平缓;人居环境质量指数在扩张强度超过0.000 5、扩张速度超过0.02时与其呈反向变化,与建筑平均层数呈正向变化,超过一定限值(22.3%)后受建筑密度制约。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分区治理对策研究——基于甘肃省金昌市村庄调查截面数据

从微观视角评价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并提出分区治理对策,对于因地制宜地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具有最直接的指导作用。以河西走廊金昌市为例,基于2019年村庄调查截面数据,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数据探索方法、Pearson关联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提出分区治理对策。结果表明:(1)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差异较大,生活、生产环境质量呈“北高南低”的分异格局,金昌市北部和西部地区生产环境质量较优,生态环境质量呈自西向东蔓延式增长格局。(2)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显著集聚特征,热点区聚集在北部,南部和西部形成冷点区。(3)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受单因素和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且各要素的交互作用力大于单因素。(4)将金昌市133个行政村划分为4种不同类型区,据此从优化乡村生活、生产、生态环境的视角提出相关治理对策,以期为绿洲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评价及治理提供参考。

基于栅格的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基于自然与人文多重栅格数据,构建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分析2015年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居环境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对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质量的协同性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人居自然环境呈现出自东向西,由山地、高原向平原、谷地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地形影响最为明显,地形起伏度与人居自然环境呈负相关关系。(2)人居人文环境表现出平原低、山区高,城镇高于乡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城市行政层级影响显著。(3)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指数介于0.216~0.716之间,呈现出以关中平原、汾河谷地向外梯级递减的带状空间分布格局。(4)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口密度与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布显著一致,总体呈现出平原高于山地,城市高于乡村的空间分布规律,人居环境质量越高,人口密度越大,土地利用也越充分。

江苏省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空间格局

以居住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环境4个一级指标,以及24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不平衡分析、熵值法、相关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江苏省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异格局.结果表明:1)江苏省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相对于人口规模呈现出不平衡局面.2)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总体和各类水平均呈现自南向北递减的特征.3)江苏省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较高,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区域差异程度远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程度.

安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

以安徽省17个地市为例,截取2001、2004、2007和2010年四个年份,构建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计算出得分,并对各地市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排序和评价,研究安徽人居环境质量时间演变和空间演变.通过分析17个地市空间插值效果图,揭示安徽省人居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异和空间扩展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省会合肥的人居环境质量优于省内其他城市,沿江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较高;经济社会因素是决定人居环境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但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的作用日益增强;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皖南强于皖北,皖东强于皖西",空间扩展呈现不稳定的发展态势.

青海省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测度及空间差异

为定量测度青海省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揭示青海省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空间差异,从居住条件、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5个方面,构建青海省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县(区)为评价单元,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综合确定指标权重,对青海省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并对其空间格局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青海省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在西宁、海东2个行政区内均呈现出东南高周边低的空间格局,且大多处在较低水平。从各子系统来看,西宁、海东行政区内的居住条件均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中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生态环境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均呈现出中部地区高于周边地区的空间格局;公共服务水平方面,海东行政区内由北向南呈下降趋势,西宁行政区内则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基于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青海省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测度方法具有典型、可定量的特点,可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估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