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法对使用致命武力攻击儿童兵的限制

为保护儿童权利免遭武装冲突所害,国际法禁止征募儿童、使用儿童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然而,国际人道法的现有规则默认参战儿童可以像成年战斗员那样被视为合法攻击目标,并且没有对使用致命武力攻击儿童兵施加限制。这不仅与前述禁止性规范的保护目标背道而驰,而且也忽视了国际法对儿童生命权的特别尊重与保护。就对儿童兵使用不加限制的致命武力而言,当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均具备可适用性时,仅在前者被确立为特别法因而优先于后者时,其合法性才得以证成。分析表明,特别法原则无法证成不加限制的致命武力的合法性。妥善的做法是限制对儿童兵使用致命武力,当具体情况表明致命武力为明显不必要时,应优先考虑俘虏或非致命方法。采取这一立场既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权利,也不至于妨碍交战双方追求军事胜利。

国际人权法对引渡原则的影响

国际人权法在各国国内的实施,促进了保障人权的国际标准在世界范围被广泛接受,并推动了国际法的人本化过程。国际人权法通过被纳入引渡条约和国内法并适用于引渡案件中,对引渡的制度与实践产生了结构性影响。这不仅强化了罪行特定原则、双重犯罪原则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等原有引渡原则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而且还直接产生了以保障被引渡人的人权为导向的引渡原则——禁止歧视原则和酷刑不引渡原则。国际人权法对引渡原则的影响在兼顾国家引渡利益的同时,强调了国家对人权保障义务的履行,改变了现代引渡制度的整体风貌。

海洋法与人权法的相互影响

现代国际法的各分支之间存在差别,但同时也存在密切关系,这一点在海洋法与人权法之间体现的尤为明显。作为海洋法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人权保护的内容纳入公约。实践中,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案件时考虑了人权保护问题;欧洲人权法院在适用《欧洲人权公约》时也考虑了海洋法因素。

论“人权法学”的定位

《人权法学》课程和教材,为"人权法学"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人权和人权理论则是人权法规范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人权法学"是关于人权法规范的理论学说,并以国际人权法标准来审视具体人权的理论体系,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在方法论上,"人权法学"可以划分为根本方法、普通方法以及具体方法。研究国际人权标准与具体人权的对接以及理论的解释,则是"人权法学"学科的主要任务。

“人权法”视角下的保护妇女与文化自由

保护妇女的权利是人权法的组成部分，但是其与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产生了一定的冲突，而宗教自由也是人权法所赋予的权利。这就使得国际人权法在此问题上存在困境。本文关注于国际法现有的困境以及可行的解决方法。

欧洲人权法院与人权法之进展:评价与展望

衷心感谢香港城市大学的邀请,我作为城市大学杰出学人演讲系列活动之一举行这次会议。我非常荣幸能够为如此出色的听众演讲。一、《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签署于1950年。作为一个区域性国际条约（由欧洲委员会主持起草）,它是继《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通过）之后的,又一旨在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力作＂,并率先具体落实了《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规定的各项原则。

网络隐私权的人权法哲学问题研究

网络隐私权与人权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人权法哲学中的网络隐私权主要涉及网络隐私权的人权价值属性和基本人权地位两个问题,而人权的本原问题是这两个问题的理论前提。人权的本原在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网络隐私权具有人权价值本性,其人权本原在于网络虚拟社会关系。网络隐私权的形成是隐私主体需求、网络技术力量和信息社会力量三者的有机统一。网络隐私权实质上是对建立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基础上的网络虚拟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和治理。网络隐私权不仅是一项人权,而且是一项基本人权。因为它在整个人权体系中的地位具有基础性、功能具有母体性、渊源具有宪法性、对私法具有构建性。

国际人权与死刑──以国际人权法为线索的分析兼及中国的应对

国际人权法对死刑的态度经历了由放任到限制再到废除的转变。《世界人权宣言》对死刑以沉默显示放任；《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对死刑转向了限制；《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议定书》等对死刑明令废除。中国现行死刑制度与国际人权法的要求尚存较大距离，应该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尽快缩短这一距离。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背景下民族高校人权法教育研究

人权法是其他一切法学学科的"统领",因而,一切法学学生都应该学习人权法。民族高校的人权法教育既可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又可以促成国家和各民族长期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由于师资、资金、思想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原因,民族高校的人权法教育状况不是很乐观。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背景下,民族高校的人权法教育应在加强少数民族人权法的教学与研究、优化人权法课程的设置、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争取民族高校各部门的大力支持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分析

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虽经历了十年的迅速发展,但还存在许多不足。本文从国际人权法中有关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出发,分析了刑事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援助制度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了落实刑事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扩展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和阶段,发展刑事简易程序的建议。

论中国宪法与国际人权法对三代人权的保护

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上,人权都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迄今,已产生了三代人权。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权文件,从国际法上对三代人权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借鉴有关国际人权法和外国宪法,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和相关修正案,对三代人权予以不同程度的确认,但也还有一些基本人权没有涉及,或者尚未明示确认。建议以后修宪时将三代人权的主要内容明确、完整地予以确认,必要时可作适当声明和保留,以完善我国宪法对三代人权的保护。

国际人权法上的迁徙自由和移徙工人的权利保护——以中国农民工为例

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充分享有迁徙自由这项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的同时,更促成了移徙工人的群体规模,从而使移徙工人权利保护成为国际人权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以中国农民工为例,移徙工人在其迁徙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所应当得到的与其所付出的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态势。从长远来看,必须高度重视人类社会生态链中移徙工人权利保护这一环。

国际人权法理论的新进展：底线伦理与低度人权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人权法的伦理基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基于西方传统的"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论受到批判的同时,基于底线伦理的低度人权观日益成了国际人权保护和"人道主义干涉"的主要依据。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作出了独特贡献的米尔恩、罗尔斯、哈贝玛斯等学者并非国际法学家。这也许是国际人权法领域发生变革的一个信号——国际人权法不再只是实在法;它的哲学基础、理论渊源将与其规范、实践一样受到重视。

解释性适用:国际人权法在国内法院适用的新趋势

采行一元论和采行二元论的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某种融合的趋势,解释性适用方法被广泛采用。这种方法以国内法为依托,通过援引国际人权法解释国内法的方式,实现国际人权法在国内的间接适用。可以作为解释资源的国际人权文件范围广泛,实际范围会受到各国国内法院所持的不同原理的影响。按照对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的不同理解,国内法院解释适用的具体方法可以被分为"立足于国内价值"的方法和"立足于国际价值"的方法两类。在国际人权法尚无法在我国法院直接适用的情况下,"解释性适用"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突破现实瓶项的可选路径。具体而言,我们应当立足于"国内价值",从价值增进型、价值确认型和语境解释这三种方法中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探索性实践和运用。

论当代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的相互交融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是国际法的不同分支部门,它们在历史渊源、适用时期与对象、适用目的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然而,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障这一共同的价值取向,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出现了日益明显的相互交融趋势,表现为两者在价值观念和具体规范的相互影响、适用范围的相互渗透、叠加适用中的相互补充以及监督和实施机制的相互借鉴。这一趋势对于推动这两个法律体系特别是其实施机制走向完善以及正确认识当代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都有着重要意义。

国际人权法视角下我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与实践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通过了一系列禁止性别歧视和家庭暴力的国际条约及人权宣言。作为相关人权公约的缔约国,为履行国际义务,我国于2016年3月1日颁布施行首部防治家庭暴力单行法律——《反家庭暴力法》。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顺应国际反家庭暴力立法趋势,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扩展至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并确立了人身保护令制度、告诫书制度、强制报告制度;同时,该法也存在若干局限和不足之处,如未将性暴力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庇护制度尚待完善等。未来我国应适时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及时解决法律适用中呈现的突出问题,切实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试论人权法的体系——以理论法学为视角

21世纪将是"人权"的世纪。与之相适应,人权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亦将变得日益重要。人权法体系至少应包括人权的基本理论、人权的基本分类、人权的保障及国际人权交流等问题。人权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从严格意义来讲,集体人权包括一般社会群体权利和民族自由权。人权作为权利也需要实现,需要完善的保障机制,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都通过"法律的人权"来保障人权的实现,使"应有的人权"通过"法律的人权"来达到"实在的人权",而宪法作为最重要的法律历来就是人权的保障书,人权的保障和实现离不开宪法。人权保障又是宪法的核心,离开人权保障,宪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也谈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以人权教育为视角

在影响国际人权法国内实施程度的众多因素中,一元论和二元论这一传统理论的影响正在减弱,人权文化和人权观念的影响日益突出。人权教育通过传播国际人权知识、培育关于国际人权的正确观念、建立普遍人权文化和鼓励不同层面的人权行动,促进国际人权法在国内的实施。在具体实践层面,既要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人权教育渠道和途径,也要积极推动国内教育和考试改革。此外,考虑到国际人权法的特殊性,在推动国际人权法教育时,还应牢牢把握国际人权法批准与实施过程中每一个适于人权教育的契机,其中最重要的是公约批准前后的讨论和实施中的定期履约报告制度。

论国际人权法的产生和历史分期

无论是"二阶段论"还是"三阶段论",学者们大都回避国际人权法的产生问题。国际人权法的产生,必须同时符合三项标准:其一,以国际人权条约的形式确定缔约国应当遵守的人权标准;其二,依法建立专门负责监督该人权条约实施的国际机构;其三,建立法定的监督程序。以此为标准,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保护制度和国际联盟的少数人保护制度标志着国际人权法的产生,尽管它们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国际人权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产生和初步发展阶段、全面发展阶段。

国际人权法与我国的死刑政策的调整

尊重、保护生命权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 ,并已成为了国际人权公约一项重要内容。二战后国际组织通过起草与制定国际公约来限制、废除死刑的适用。限制死刑直至废除死刑是国际公约对死刑的基本态度。在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后 ,遵守《公约》的要求将转化为我国的国家义务。我国应及早对现行死刑政策进行调整 ,为《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