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系统论视角下人格权禁令制度的差异化适用

司法实践与既有研究均指向人格权禁令制度宜差异化适用,但人格权禁令制度如何差异化适用仍未明确。为明确差异化裁判进路,人格权禁令制度应当选择动态系统论裁判方法,合理归纳差异化适用的类型基础,并通过动态系统论构造差异化适用路径,即区分物质性人格权与精神性人格权、具体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以及财产性人格权与非财产性人格权的不同考量因素。通过研究以期使法官形成较为稳定的裁判进路,促进法官类案类判,提高司法公信力。

我国人格权保护的公私法分野及统合

从对人格权的源流和发展的梳理来看,人格权最早脱胎于宪法的人权理论,故而人格权自诞生日起便具有浓厚的宪法权利特色,但人格权又同时具有鲜明的私权属性,在民事领域蓬勃发展。从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来看人格权的权属问题,既要警惕民法学者所倡导的民法与宪法的截然二分,又要防范宪法学者对民法与宪法界限的过度模糊。人格权同属于宪法与民法,且同时在各自领域独立发挥作用,这是公私法人格权保护的基本分野。《民法典》落成之后,我国人格权保护进入了新时代,自成体系的民法典在分野的视域下便可开放式地发展吸纳不同类型的人格权资源,并以此反哺于宪法。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向前,宪法开始私法化、公私法不断交融,截然的公私二分情形已经不复存在,民事权利不断展现基本权利倡导的价值,宪法的客观价值秩序不断发挥作用并以基本权利价值统率公私部门法对人格权的协调保护。

初探人格权禁令性质及程序法回应

从《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文本出发,人格权禁令是为防止侵害发生或扩大,应当预见行为人施加侵害的可能性;申请禁令时应提供证据;不制止将使民事主体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也是发放禁令的必要条件;禁令制度不适用非诉程序且独立于诉讼程序,胜诉可能性不作为裁量因素;社会公共利益因素可能阻却禁令成功申请。在程序法内容建构上,法院对禁令申请进行形式审查;法院根据具体案情裁定申请人是否提供担保;对禁令提出异议应向作出禁令的上一级法院提出。实现人格权禁令实体与程序的衔接,可分为申请禁令过程中、禁令程序结束后、诉讼过程中或诉讼后三部分讨论。

论《民法典》绿色原则对人格权衍生利益的保护

人格权衍生利益由人格要素衍生而来,具有外向性、具体性的特点,而现有的人格权制度在保护其衍生利益时存在不足。《民法典》绿色原则对人格权衍生利益提供原则性和立体式保护,充分彰显时代特色。建议基于该原则构建具有公共性与个体性特征的环境人格权,使其通过丰富人格权内涵进而缓和人格权衍生利益与具体人格权的冲突,由此逐步建立完善的人格权衍生利益保护体系。

论人格权禁令差异化独立程序构建

行为保全不能作为人格权禁令制度的程序路径。人格权禁令程序具有独立性,具有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属性;其功能不是服务于判决执行,而是维持人格权现状。人格权禁令程序具有差异性,物质性人格权权利位阶较高,应对其倾斜保护;精神性人格权权利位阶较低,易与其他利益产生冲突,应对其限制保护。人格权禁令差异化独立程序构建应从审查要件、证明标准、审理模式等方面展开。

人格权禁令的实体法视角检视及司法适用研究

置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之下共同研究,是确立和实施人格权禁令的必然选择。人格权禁令作为民事实体法上的救济措施,它与专门针对家庭暴力案件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之间,存在一般与特殊的适用关系;它具有事前预防功能,区别于人格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事后追溯性;它不属于人格权请求权的具体内容,虽然二者在功能方面存在一定的重叠,但不在同一程序轨道上运行。立法应当明确“人格权益”为人格权禁令的适用范围,且不以行为具有违法性为适用前提。人格权禁令在司法适用过程中要处理好程序效益与程序公正的关系,其体现出来的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决定了有必要构建一套独立的司法程序。该程序涉及的证据、担保、审查、执行以及程序性权利救济机制等问题,应紧紧围绕利益均衡原则展开。

人格权禁令的适用程序研究

当前我国民法典独立规定的人格权禁令制度的程序有待进一步探索,在互联网时代不断发展的趋势下,社会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侵害发生后有无限放大效应,造成后果不可估量;如何有效遏制防范网络侵害并使其有对应的程序保障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人格权禁令制度的正式建立为人格权提供了新的救济途径,但其也衍生出一系列的程序问题。首先对人格权禁令的基础内涵进行界定;并从人格权禁令自身性质出发从人格权禁令的申请标准界定角度、人格权禁令的审查方式及期限角度、人格权禁令的执行程序角度及救济程序角度提出其适用标准与程序规则选择。

信息性人格权的规范构造

信息性人格权是以“不同面向的个人信息”为客体建构的新兴人格权,其具有主体识别性、客体动态性、有限支配性等特质。在类型体系上,信息性人格权包括信息性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信用权和被遗忘权等具体权利。上述各权利在规制对象上具有同质性,即为个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在数字社会形成的一种持续性的信息不平等关系。在规范构造层面,信息性隐私权宜采取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建立“私人安宁+私密信息”的保护范式,实现空间隐私向场景隐私的转化;个人信息权的权能体系建构需以信息保有权为基础、以信息自决权为主干、以信息获取权为分支、以信息修复权维系数字人格的完整性;被遗忘权的本质是一种免受不当信息惩罚的要求权,其具体形态为删除权。吸纳信息性人格权,有助于保障人格尊严和人的自主性、规范新兴人格权法权构造、丰富人格权规则体系和化解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危机。

人格权保护禁令中“难以弥补的损害”的类型化认定

在人格权保护禁令制度的适用中,“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认定存在困难。从现有制度来看,行为保全和知识产权禁令中都涉及人格权的内容,在认定“难以弥补的损害”时均采用类型区分的方式。这种方式值得借鉴。不同的人格权损害类型会影响“难以弥补”的判断标准。以可能遭受的损害为标准进行区分,人格权可以划分为三类来认定“难以弥补的损害”:对于物质性人格权,应判断是否有造成人身伤亡后果的可能;对于精神性人格权,应判断是否具有造成一定严重程度的精神损害的可能;对于标表性人格权,应区分对待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纯粹的财产损失无须适用禁令。

从活字印刷到人工智能:作品出版传播技术形塑著作人格权的衰落趋势

著作人格权制度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产业利益博弈工具属性,并且与作品出版传播技术具有联动性。技术本身具有内在的反人格特性,从活字印刷到人工智能的作品出版传播技术对著作人格权的衰落趋势具有内在决定性。著作人格权和著作财产权在著作权制度内部的冲突,以及技术进步与著作人格权之间的冲突,决定了著作人格权在技术推动的产业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衰落趋势。作者的人格利益永存,但随着产业利益格局的演变,著作人格权逐渐完成了其临时性的历史使命,演变为一种纯粹民法意义上的人格权。中国对著作人格权的超强保护,与作品出版传播技术所形塑的著作人格权的衰落趋势相悖,需要结合中国的产业状况进行更精密的制度安排。

论信息权——知识产权、数据权益与精神性人格权的统一

知识产权与数据权益之客体均为信息,两种权利具有高度契合性,创新性并非数据权益成为知识产权的阻碍。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是主观利益分类,可共存于任何客体上,因此精神性人格权客体并非“精神利益”,而是与人之身份有关的各种信息。精神性人格权与知识产权中的标记相关权利高度近似,并有历史渊源。同时,现有概念的知识产权和商品化权均侧重财产权益,人格权又仅仅侧重精神权益,缺乏既统一客体又统括财产权益和精神权益的概念,信息权为适宜的选择。信息权概念优于无形财产权,后者无法统括精神权益,且将知识产权与无定形客体上的物权及财产性制度建构混为一谈。信息权与物权相对,将令民法学理论和民法典之形式理性更加完善。

冲突法与实体法衔接视角下涉外人格权冲突规则的立法完善

《民法典》人格权编为涉外人格权法律适用立法的体系化完善奠定了实体法基础。当前,《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仅在第15条和第46条规定了涉外人格权内容和人格权侵权的法律适用规范。随着《民法典》的实施,涉外人格权冲突法立法存在人格权权能的冲突规则缺失、与《民法典》实体法体系龃龉等不足。为实现涉外人格权的法律适用与《民法典》人格权编的衔接,应通过专章立法模式,从人格权的确认、人格权的行使和人格权的侵权救济三个层面,对我国涉外人格权法律适用的立法进行体系化完善,以实现人格权实体法与冲突法法律秩序的统一。

德国19世纪私法科学视阈中的人格权保护:以耶林的教义学和方法论为中心

耶林将罗马法中的“侵辱之诉”更新为人格权保护制度,并区分了抽象的和具体的“侵辱之诉”,二者大致上分别对应了一般人格权保护和具体法律关系中的人格利益保护。基于此,耶林极大扩展了人格权和人格利益的保护深度和广度,乃至有泛化和过度之嫌。也正因如此,从方法论层面,耶林的人格权理论对法学家提出了极大挑战,即如何实现人格权保护的体系性和技术性的教义化。立法者赋予法学家的法学建构以形式效力,进而将人格权保护完全纳入到融贯的制定法体系之中,但这种做法,在耶林看来,几乎无法成行。为在法律的明确性和个案正义之间达成平衡,实现人格权保护的“可实践性”,耶林选择了开放的“法学家法”或“法官法”,其一方面尽可能进行技术性的教义化,另一方面持续以直观的决疑术为参考。就此而言,耶林提前指明了德国20世纪以来的人格权保护之路,其实际上更是深深植根于19世纪私法科学的方法理念。

行政法上人格权保障的困境与出路

《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存在数条涉行政性规范,这些条款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更高层面的要求,即保障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人格权利。结合人格尊严的宪法依据、行政法治内涵体系性扩充和社会现实需求的视角来看,保障公民行政法上人格权具有切实必要。通过考察行政审判案例,在相对人起诉行政机关侵犯人格权的案件中,其诉求往往难以得到实现。人格权相关法律规范的局限性和传统行政行为形式论的自我封闭性,使得行政法上人格权保障的相关规范供给存在体系性短缺,这是导致我国行政法上人格权保障机制显著不足的根本原因。在公私法互动交融的理论背景下,证成《民法典》涉行政性规范的功能价值,对保障行政法上人格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正在拟制中的行政法典应当设置专章对行政权利作出规定,以实现公民权利的系统性保障。

元宇宙背景下的数据人格权研究

随着虚拟空间和数据交互技术的深入发展,人格数据的属性变化引发了在数据确权理论上的“权益论”和“权利论”的分歧,并由此导致当前数据跃迁、信息膨胀和数据价值失衡等现实问题。透过对前述两种理论的比较研究,人格数据权益相较于权利而言,存在权利归属限制和核心法益缺失等问题;而鉴于数据人格权符合主体性差异、立法例比较和独立性权利证成三要素之基本要求,亦可从“权利-行为”的规制模式中探索数据人格权与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之边界,并在当前技术发展阶段内从主体规制与场域突破两方面协调数据人格权与传统人格权之间的关系,以数据人格权作为具体人格权规范的有益补充,在未来虚拟空间技术发展到人格拟态阶段和局域空间自制时,于虚拟空间内逐步取代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等部分具体权利。同时,在数据人格权的法律关系上又以积极权能和消极权能的划分为视角,结合数据场景化应用流通图示的方式,构建其基本权利和系统性义务的内容,而后围绕着构建人格数据产业系统,逐步探索和建立人格数据分类分级制度、人格数据库制度和以人格数据业务为代表的数据银行制度,实现人格数据规范、安全和享益的价值理念,以期构建多元虚拟空间数据信息交互平台背景下的人格数据保护规制体系。

中乌民法典人格权立法的比较研究与借鉴

中国《民法典》和《乌克兰民法典》不约而同地规定了人格权编(卷),展示了21世纪民法典的人文主义发展方向,更好地保护了人的尊严和享有的人格权。两国民法典的人格权立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也都存在各自的不足。中乌民法典对人格权的称谓有所不同;人格权在民法典中出现的位置不同,《乌克兰民法典》将某些属于公法的权利规定为人格权,这正是我国《民法典》所要避免的公权利与私权利不分的问题;在对人格权内容的具体规定上,两部民法典均有可相互借鉴之处。对两国民法典人格权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两国民法典人格权立法的共同特点,既可以增强我国立法的自信,也能够发现他国的优势和自身的不足,进而借鉴他国立法,完善我国的人格权立法,更好地保护我国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和人格尊严。

《民法典》人格权编亮点与创新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人格权独立成编是其最大的创新和亮点。人格权编有效应对网络时代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构建起中国范式的人格权保护体系,把人权保障提到了历史新高度。人格权编不仅明确了9种具体的人格权内容,保持人格权益保护范围的开放性,确立了保护人格权的特殊方式,尽量平衡人格权保护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

对《民法典》一般人格权条款之规范性分析

通常认为,一般人格权概念起源于德国,德国法将“人的尊严”及“人格自由发展”作为一般人格权的核心价值。我国《民法典》没有照搬这种说法,而是以概括的方式规定了基于人身自由及人格尊严而产生的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条款是一种框架性条款,而一般人格权是一种受民法保护的法益,包含“人格尊严”及“人身自由”两大核心价值。具体来说,人格尊严一方面指主体请求法律保护其民事权利能力的能力,另一方面指主体因其民事权利能力而受法律保护的人格权益抽象总和;人身自由指每个人在全部社会生活中一切与人格尊严实现有关系的所有人身自由。其中,人格尊严乃人身自由的渊源性价值,其为人身自由提供了正当化理由及方向指引。

人格权禁令程序中的构建进路——非讼法理的引入

人格权禁令以实体法上的人格权请求权为基础,是预防性责任的快速实现机制,隐含实现、恢复权利的追求,不以当事人提起诉讼为效力维持条件。因此,人格权禁令程序不能套用现行保全程序。为实现人格权禁令及时制止妨害行为的效能,同时维持程序公正的价值,以普通诉讼程序为基本脉络,填补非讼法理的新模式是禁令程序的较优选择。在证据调查、证明标准、审理方式方面规范化职权探知主义、自由证明等非讼特征的介入程度及范围,通过合理化法官自由裁量空间的方式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实质公正。

精神损害赔偿在人格权侵权领域的统计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对2020—2023年间全国范围内由人格权纠纷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研究,探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和问题。通过北大法宝法律信息库的检索,共收集到523个相关案件,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尽管民法典有相关规定,但标准模糊导致实践差异大。浙江省在赔偿支持率和金额上表现较好,但“同案不同判”现象仍存。此外,死者人格权保护问题也在案件中占有一定比例,显示出我国对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