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主体论对人民主权论的全面超越

人民主体论和人民主权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二者在产生背景、所持观点与未来指向上截然不同。人民主权论是资产阶级以唯心史观、财产私有制和社会契约为理论武器反对地主阶级和宗教神学进而建立代议制共和国的基本依据。人民主体论是广大人民群众以唯物史观、消灭私有制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等为理论武器反对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狭隘民主理论进而建立真正的人民共和国乃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行动指南。事实证明,人民主体论实现了对人民主权论的全面超越。

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与中国近代的民主进程

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是中国近代民主政治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流行的民权观念,主要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影响的结果。在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影响下,平等以及使民众成为国家主人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所能理解到的人民主权的全部。中国近代思想界所以接受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卢梭的思想学说与中国传统思想方式之间的契合。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可靠的思想武器,同时,其理论局限性对于中国近代的民主化过程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人民主权论与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本文从人民主权论出发 ,以违宪审查制度为焦点 ,揭示了在我国宪法基本原则下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度的内在矛盾 ,并以此为基础 ,对我国违宪审查模式的选择和宪法监督机制的完善作了有益的探索。

从人民主权论到“帝民说”——以《民报》为考察对象

人民主权论是卢梭学说的重要理念,也是取代古代君权神授的关键理论。《民报》学人不仅服膺其思想,而且主张以此为基础建立共和国,从而实现中国人的自由。为了使其更好地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他们将其翻译为帝民说。

从“公意”解读卢梭的人民主权论

"公意"是卢梭政治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从天赋人权出发,以自然状态的假设为前提,围绕"公意"的产生和运用,通过对"处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的主权者及政府的种种论述,为我们详细阐述了他的人民主权思想。本文希望通过对"公意"这个核心概念的分析,解读卢梭人民主权论的实质。

卢梭人民主权论的实质

卢梭是世界上享有盛誉的伟大思想家 ,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在革命时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被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所接受 ,建立起卢梭设想的理想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使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得以实践 ,由此可以看出 :卢梭人民主权论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 ,虽有为“人民”争取权利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进步性 ,但这种民主对广大被剥削、受压迫的人民来说 ,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一种空洞的许诺 ,所谓全体人民享有主权也只是一种幻想。

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及其现实影响

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强调人民拥有主权,拥有国家权力。他的这种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一项神圣权利,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卢梭认为,公意总是正确的,并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宗旨,主权与治权必须分开,强调政府只是人民的代理人。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是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石,又是极权暴政与专制主义的温床,卢梭把洛克的分权理论推翻,却没有找到现实的人民主权实现途径。

代议制缺失的人民主权论——卢梭人民主权理论评析

卢梭以公意为核心的人民主权论强调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否认主权的可分割性和可代表性,这种人民主权论是与代议制不相容的。实质上,代议制是实现人民主权的一种有效途径。

近代人民主权论述评

近代人民主权论的理论基础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起源于古希腊思想家普罗塔哥拉、安提丰、伊壁鸩鲁等人,经2000多年的演变,到近代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人民主权论。格老秀士、霍布士、斯宾诺莎是其奠基人和倡导者,卢梭是其集大成者和杰出代表,潘恩和杰斐逊是其实践者。人民主权论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战胜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资产阶级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理论依据。深入研究近代人民主权论,汲取其合理的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光大,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

改良派关于卢梭的人民主权论的理解与思考——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法国思想家卢梭主张自由与平等,反对专制和暴政,创立了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以国民总意说为核心的人民主权论,深刻地影响了《新民丛报》学人。他们将卢梭的学说介绍到中国,并且认为卢梭的学说可矫正中国社会的专制。然而,卢梭的学说也为革命派提供了思想武器。他们认为卢梭的学说为美国和法国建立共和提供了依据,因此主张在中国实施卢梭的学说,从而通过革命建立共和。当《新民丛报》学人与革命派展开辩论时,逐渐认为卢梭的学说虽好,但是与中国当时的情势不符,不适合于中国。

解读卢梭的人民主权论

强调人民拥有主权,拥有国家权力——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可以说是近代最具代表性的民主思想。他的思想中,人民主权不可转让、不可被代表、不可分割,应该属于人民,并且人民拥有反抗权。他的人民主权学说是法国大革命的灵魂,鼓舞了美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动员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也未能超出时代的局限性,具有乌托邦色彩,是专制主义的温床。在高调践行人民民主的今天,了解卢梭人民主权论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内涵以及通过大量例证说明其理论正反两方面意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人民主权思想的理论建构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针对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实践的虚伪本质、人民对权利的深切渴求等现实情况,在批判吸收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的主权理论及结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础上,深入阐释实现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制度体系与实践方略,在既有主权理论基础上探索出真正属于人民的主权理论。马克思人民主权思想为辩证认识西方主权理论提供思想源泉,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创新给予理论指南,为当代中国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人民权利得到更健全的法律保障赋予发展动力。

主权者的两种典型存在样态:国民与人民

国民主权论与人民主权论是公法学说史上关于主权者存在形态的两种典型学说。对作为主权者的存在样态和地位采取不同理解,往往会影响到宪法中国家权力的配置。国民主权论强调作为主权者的国民是一种抽象、延续的统一体,不同于且超越了构成人民的具体个人,不等同于若干具体个人的总和。从国民主权论中,可推导出代表机关垄断国民公意表达、政治权利非固有性、独立代表制等宪制设计。与之相对立的人民主权论,则认为主权者人民是由现实中的具体个人组成的、可以区分各个构成分子的集合体。从人民主权论中,则可推导出共和制与普选制、政治权利固有性、直接民主制或作为替代品的强制委托制、行政机关相对于立法机关的从属性等宪制设计。

人民民主权利的“全过程”特质——以选举权为中心的考察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创造性发展,促成了选举权在八二宪法框架下“全过程”特质的形成。八二宪法通过对“人民民主专政”规定的重新恢复,明确了民主与专政相结合的法治化方向,实现了选举权的全面转型与内涵迭代:一是进一步深化普遍性原则,选举权享有主体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全覆盖”;二是大力拓展民主形式,使选举权的保护范围从单一的人大选举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民主管理的“全方位”;三是澄清选民与代表关系,使选举权的内容从代表选举延伸到代表监督、代表罢免的“全链条”。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为视角,选举权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的本质属性得到充分体现。

论马西利乌斯的人民主权观念

马西利乌斯(Marsilius)是西方著名的既被誉为先知,又被驳斥为疯子和异教徒的政治思想家。马西利乌斯认为尘世主权是“来自人民”。这个回答让马西利乌斯开启了法治就是政府须经人民同意时代。文章从马西利乌斯的《和平的保卫者》和麦克里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两本书中的观点和马西利乌斯所在的时代背景出发,探讨马西利乌斯的人民主权观点,这种观点和现代人民主权的差异,以及马西利乌斯的人民主权观念对于新时代人民主权建设的启示。

论“人民主权”的二律背反--对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批判的康德式重构

马克思通过对1848年至1852年法国阶级斗争局势与条件的细致分析,破解了波拿巴的复辟之谜。如果以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研究对象、以“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拉锯为线索,从康德的“先验的幻相”与波拿巴的“皇帝的新装”之间的类比切入,则可以显示出“人民主权”观念的“二律背反”。如果以“人民主权”的“二律背反”为线索、以康德关于“先验理念”与“超验理念’”的区分为参照,对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批判予以康德式的重构,则不仅可以显示马克思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特征,而且还能为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提供积极的参照。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的批判,不但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内在困境,而且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充分的支持与发展的空间。

人民主权、城市权利与美好生活——城市“人民性”的三个面向

城市“人民性”是涉及城市在何种意义上属于人民、人民的城市何以可能的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城市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城市理论都对城市“人民性”问题作出了讨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建立属于劳动人民的城市政权,实现城市的人民主权是城市人民性的基本要求。西方城市理论在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和城市属性的前提下,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对城市的控制和剥削,强调人民的占用权和参与权以彰显“民享之城”与“民治之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城市理论中,城市的“人民性”既不仅仅是“占有”意义上的宣称,也不光是一种“权利”表达,而是嵌入在整个日常生活场域的实践,它要求将人民性贯穿于城市的规划、发展、治理与营造的全过程,并最终体现为人民的美好生活体验。

人民主权理论的演进、困境与超越——迄至19世纪40年代主权权利与主权权力关系的维度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底蕴的人民主权原则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为了实现人民主权,围绕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思想家们多采取了人民主权权利和主权权力同一、分割等形式的探索。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则立足于物质生产领域,着眼于无产阶级的劳动解放,主张根据生产力状况,逐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推进强制劳动向自主劳动的转变,从而提出了实现人民主权权利和主权权力统一的科学路径,奠定了人民主权理论的科学理论基础,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沉睡的抑或苏醒的主权者?——基于主权与治权之分论人民主权的政制模式

自博丹创建现代主权学说以来,主权国家才开始真正落地建构。实际上,主权国家建构历程同样是人民主权政治方案的落地过程。霍布斯与卢梭沿袭博丹区分主权与治权的路径,渐趋倚重政府治权力量去落实人民主权政治方案。长久下去,当治权越过主权而主统政治,人民则销声匿迹于政治,成为沉睡的主权者,国家也失去了灵魂。人民主权国家应是有灵有肉的国家,人民主权的共和之治以法律保证人民主权的灵,同时辅以德性和法制肉身治理,融合了国家的灵与肉,让主权与治权和谐共生,携手共促人民主权国家的良性发展与稳定。

从政治承诺到宪法诉求:“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规范秩序分析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而且也是规范党和国家事业的基本秩序原则。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规范秩序,不断开创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新局面:在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时期,“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政治承诺和履约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所奠基的现代中国的宪制结构,则将“以人民为中心”具化为日常政治的规范诉求;而在新时代实施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以人民为中心”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自我革命的原则性秩序框架,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初心与本色,规范着未来中国的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