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艺作为新时代的文艺

人民文艺是新时代的文艺,它不同于民间文艺、消费文艺和群众文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产力被极大地释放出来,才会出现真正的人民文艺。人民文艺将精英文艺、民间文艺、消费文艺、群众文艺整合起来,以建设性介入的方式参与社会建设,突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野,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的。

吹响创造人民文艺的号角

文艺界发起“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后,为实施启蒙战略,着力创造以大众文学为主体的大众文艺。长期以来,受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限制,文艺界创造大众文艺的实绩不佳。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阐明文艺新方向后,大众文艺升级为符合党的文艺观的、雅俗共赏的、具有现代性的人民文艺。人民文艺的主要特征是人民创造、为人民创造、属于人民。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面向文艺界吹响了创造人民文艺的号角。新时代创造人民文艺的原则是人民导向,途径是深入实际、扎根人民生活,站稳人民立场、用现代意识之光烛照人民的生活和心理结构,运用民族形式、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新时代创造人民文艺的意义是增强人民文化自信、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升华大众文艺。

“人民文艺”中农民历史主体性的想象与构建

“人民文艺”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文艺。毛泽东将原本被排斥于现代文艺活动之外的农民作为文艺活动的主要对象,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文艺生态和文化生态。如果从其启蒙对象即工农大众来说,“人的文学”没有实现其目标。“人的文学”未能完成的“启蒙农民”“改造农民”重任,最后由“人民文艺”逐步实现了。“人民文艺”使农民完成了观念上的转换与更新。要深刻理解“人民文艺”,首先要理解区别于资产阶级现代性文化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无产阶级新文化强调的是反帝反封建;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则将“资产阶级文化”与“封建文化”一道作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此时,“人民文艺”更突出革命农民对“无产阶级意识”的接受过程;“人民文艺”赋予了农民以新的“人民”品性,塑造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成为其重要职责。

论人民文艺的话语生成——以20世纪40年代为中心

“人民文艺”是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与文化结构的转向同频共振的文艺实践。而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文艺为代表的解放区文艺,通过报刊、广播及初露锋芒的影视媒介,拓宽着“人民文艺”的受众范围,成为其中最重要的话语实践成果。其间,“人民”的概念逐渐明晰,“人民文艺”的理论阐释和批评建构也在跨媒介的对话与融合中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夕,延安时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从思想观念和学术品格上得到进一步确认,“人民文艺”进入群体认同与语境共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人民文艺”话语实践,既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更具进步性、更具转折性的承续与拓展,也为当代“人民文艺”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精神品质及多元化传播路径。

新时期人民文艺蓬勃发展的三重逻辑

人民文艺坚定人民立场、代表人民利益、表达人民审美意愿,彰显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要想促进新时期人民文艺的蓬勃发展,就必须厘清人民文艺理论、审美与研判的三重逻辑。同时认识到人民文艺是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优质载体,是丰富人民生命体验的实施场域,是把好文艺批评方向盘的实践平台。新时期人民文艺工作者应牢牢把握这三重逻辑的实践指向,用文化谱写时代华章、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

在守正创新中绽放人民文艺的新时代生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了全面跃升,这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离不开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前进的号角。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是扎根生活沃土、吸收实践养分而持续焕发旺盛生命力的民族精神载体。优秀的文艺作品离不开人民的认可,经得住市场的检验,守艺术品质之正,创时代文脉之新,在真善美中不断追求人民文艺永恒的价值。

人民文艺、红色歌曲与中国共产党精神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红色歌曲是人民文艺的典型代表和生动体现,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各个历史时期产生了许多经典红歌,它们返歌、传唱和培育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勇往直前,不断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和民族力量的不断增强需要包括红色歌曲在内的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新时代要求红歌创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中国共产党的系列精神为灵魂,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人民文艺的当代建构——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出版为例

由周扬等人主编、新华书店于194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既是对解放区文学成果的汇编,也是对“人民文艺”理念的实践与深化,其全面性与权威性更为新中国文艺提供了示范与参照。丛书选编作品呈现出的深厚的“农民文艺”特征,一方面是对“人民文艺”基本内涵的注释,另一方面也暗示着“人民文艺”理论指导下的新中国文艺与延安文艺传统的深刻关联。“人民文艺”的建构是一个持续性过程,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修订与再版也展现了“人民文艺”自身内涵不断完善、影响力逐步深化的历程。此外,丛书作品的接受情况也折射出当时“人民文艺”理论的接受状态,更为我们理解新中国成立前后文艺制度与文艺格局的变化动因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平民史诗·民族寓言·人民文艺:“国家叙事”视域下的《人世间》

作为国家叙事的典型文本,《人世间》贯穿“家国同构”的叙述框架,将平民日常生活嵌入当代中国历史的宏阔背景上,彰显出鲜明的“平民史观”。作品注重民族精神、底层伦理和世态人情的刻画,在社会主义政治、现代社会秩序与民间伦理道德之间进行对接,深刻描绘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图谱和情感结构。《人世间》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达到了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实现了跨文化和跨圈层传播,为新时代人民文艺创作和当代中国“叙事共同体”建构提供了有益启示。

“人民文艺”思想赓续发展的四重逻辑——基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本考察

“人民文艺”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论精髓。从“人民文艺”思想的演进历程来看,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其里程碑。两次《讲话》蕴含着“人民文艺”思想赓续发展的四重逻辑,即从“争取民族独立”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逻辑,从“以工农兵为主”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内涵生成逻辑,从“服从于政治”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现实价值逻辑,从“文艺的大众化”到“文艺的创新化”的实践路径逻辑,由此而彰显了“人民文艺”思想的赓续发展、目标主旨的一致性及其丰富内涵。

人民文艺是怎样炼成的——对延安时期文艺活动的再考察

延安时期的人民文艺对当前人民文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看,延安时期的人民文艺活动得益于三个系统的共同运作:一是政治系统中坚定的文艺政策,二是艺术系统中有信仰、有深层生命体验与实践动力的艺术家,三是社会系统中鲜活质朴、积极进步的人民群众。因此,延安时期人民文艺的兴盛绝非某一艺术家个体或某一社会团体独自促成的,它关涉到整个社会系统内部的多重互动与选择,是作为社会子系统的艺术系统借助个体间的交互效用所达成的。这场艺术实践为我们理解艺术系统、艺术自律、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艺术与人民的关系等提供了新的思考点。

宣示与规定:1949年前后延安文艺丛书的编纂刊行——以“北方文丛”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为例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40年代编辑出版的多种延安文艺丛书,不仅宣示并完成了延安文艺及其艺术传统的建构与历史叙述,同时又通过与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目的的结合,"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及其国家美学规范与文类秩序。其中,1949年前后由周而复和周扬等分别主编的"北方文丛"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集中体现出了当时的延安文艺丛书编辑理念、选题准则和意识形态目的等历史特征,以及有意识通过丛书汇集及其"经典化"的文学史叙述,建构延安文艺及其"新的人民的文艺"资源与规范等文化实践功能,并在延安文艺文献史料辑佚、版本考证、文字校勘及"副文本"研究等方面,成为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基础及资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返“人民文艺”——罗岗教授访谈

张高领:罗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今天的访谈。首先祝贺您的“人民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获得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我注意到,您的《人民至上》是学界较早从思想史高度重新理解“人民”,并以此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专著,其中第二章《阿Q的“解放”与启蒙的“颠倒”:重置“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构图》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关于鲁迅研究的力作。“人民文艺”已成为您近来关注的焦点。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为什么关注“人民文艺”的问题并以此为研究重心?

从战地文艺到人民文艺——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战争催生了战地文艺,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战地文艺实践原理的归纳总结,是战地文艺传统的理论结晶。这个文艺传统是伴随着残酷的战火考验而生长壮大的,它从一开始就区别于从前时代的文艺,并且改变了从前时代关于文艺的命题、对象和方式,战地文艺一切以战争中的人为中心,一切艺术形式与修辞都围绕着参与战争中的士兵与民众进行,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以他们当下的需求激发创作。战地文艺的传统经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总结提升进而成为“人民文艺”。时至今日,战地文艺的传统有的部分逐渐远去,而有的部分则依然沉淀在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口头传统与“人民文艺”的普及面向——对“十七年”新曲艺创作情况的考察

"十七年"期间,在新曲艺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充分显示了文艺普及方针的贯彻力度,以及在"人民文艺"定位下重视口头与通俗的特点。其中的优秀之作,无论在题材的延续上,还是对"故事性"的肯定与发挥上,都离不开对传统曲艺口头艺术的借鉴,同时也反映了新曲艺对革命政治的情理化把握。正是这种把握与书写,革命的抽象转化成了民间的具体,其中亦有不少围绕着普及与提高、"民间性"与"人民性"、政治性与娱乐性的冲突与博弈。而这一民间审美特色与革命政治的张力与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催生了新曲艺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创新,也浓缩了发展"人民文艺"的难题性。

“谁来写”与“有声的中国”——关于“人民文艺”的再思考

近年来对于毛泽东《讲话》精神及相关文艺实践的讨论、研究，在中共党史及文学研究界均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绩，这些研究往往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两个方面，即“为谁写”与“写什么”的问题，并进行了极为深入的探讨与阐释。不过在笔者看来，尽管“为谁写”与“写什么”的问题确实是《讲话》的核心命题，因为它们不仅开启了新型的“人民文艺”、而且成为推进“人民文艺”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与最为有力的指导原则；但依照延安文艺整风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人民文艺”的最初设想，“为谁写”与“写什么”命题的提出是为新型的“人民文艺”在发生阶段及发展初期提供理论指导。

“细腻革命”:人民文艺的历史性与现实感——读张炼红《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

如果从20世纪40年代发端算起,到70年代,新中国戏曲改造前后绵延达四十余年,这一历史实践包括“改戏、改人、改制”等诸多层面,同时,又涉及当代文艺史上如政治与文艺关系、传统形式的现代转型等重要问题,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只是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成果并不理想.这也难怪,且不说戏曲研究是否冷门,显而易见的是它的研究难度：庞杂而数量可观的戏曲史料需要发掘、搜集、整理,戏曲的美学品鉴也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新中国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复杂纠葛迄今仍是烫手的难题.张炼红的《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①对新中国戏改作了专门的研究,颇具开拓性,值得特别推介.

人民文艺要为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抓好夯实。作为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民文艺，理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项“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做出独特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人民文艺论的创新性探赜--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习近平文艺论述最为集中的系统阐述,以群体与个体并重的人民文艺本质论、文艺与人民利益福祉重要关联的文艺功能论、文艺要适应人民多样化需求的文艺精品论、人民的精神与价值观塑造的文艺创作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尊重与引领机制的文艺制度论,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人民文艺论的创新之处,从而成为新时代语境下社会主义文艺与人民关系的生动阐释与创新性表达,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创新性发展。

《讲话》的再审视:阻断“人的文学”,建构“人民文艺”

《讲话》是针对延安文艺界的"不正常现象"而发的,这一"不正常现象"显现着"人的文学"在延安的影响。《讲话》精神的实施阻断了"人的文学",建构出"新的人民文艺"。当下"红色经典"的改编显现着"人的文学"和"市民文艺"对"人民文艺"的侵蚀和遮盖,艺术趣味的变迁中体现着历史观的困惑和疑虑。"人民文艺"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决定"人民文艺"究竟是未能完成的历史建构,还是终将完成的历史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