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精细化的理论逻辑与发展限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民调解经历了从衰落到复兴的变化,尤其是在2002年之后,人民调解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并在2010年之后稳定在高位状态。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同一时期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的持续减少以及调解员解纷比率的不断上升。这种现象的形成与近年来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密切相关。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的精密化、纠纷处置的网格化、解纷技艺的专业化和调解过程的精致化等方面。矛盾纠纷复杂化与人民解纷需求转变、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是造成人民调解精细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顺应了治理重心下移的要求,促进了调解效能的提升,为人民调解的转型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向,而受到制度内在属性、调解活动的价值理性以及资源投入边际效应等的限制,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限度。

四川省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实证研究

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了行业性、专业性矛盾纠纷呈持续、长久攀升态势,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势在必行。目前,四川省严格遵循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按需组建原则,组织数量、办案数量均呈增长态势,组织设立、业务受司法行政部门指导,办公选址既方便群众又符合中立要求,值得肯定。但是,四川省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发起设立主体主要是当地政府部门,组织成员多数由政府公职人员担任,体现出明显的行政化倾向,不符合人民调解的本质属性要求,这种状况与当初全国工作方向不明背景下司法行政部门给予的指导有着内在关系。行业性与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职能有别,应当分而治之,四川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应当依托行业协会推选组建,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应当依托人民调解员协会物色公示人选、经过人民群众提异议的程序方式组建。

“枫桥经验”与人民调解关系省思

当前,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枫桥经验”,在顶层设计层面和基层社会层面都和人民调解制度关联了起来,但“枫桥经验”和人民调解二者各自的独立运作逻辑和双方的互动边界并未得到很好的澄清。系统梳理“枫桥经验”和人民调解的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对实践层面二者关系交汇进行现实描述,并对“枫桥经验”切入人民调解进行应然理论构建,从而形成用以判定实践中人民调解对于“枫桥经验”借鉴的基本判准,对于理解二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充分尊重二者逻辑和功能界限,才能切实保障“枫桥经验”成为人民调解创新发展的良性动力,最终通过助力人民调解化解基础社会矛盾,提升我国社会的基层治理水平。

沟通心理视角下人民调解课程教学设计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这就需要一大批政治坚定、心系群众、业务过硬的城乡治理工作者为党的事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奠定稳固基石,人民调解课程正是基于此来设立的。人民调解被誉为“东方经验”,更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其根植于“息诉止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对抗式诉讼为主流的法律体系相比,在众多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中,人民调解无疑是合意最多、强制最少的和谐方式。

心理咨询介入人民调解的举措及实践意义——以浙江省嵊州市金庭司法所羲之调解室为例

心理咨询介入人民调解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进程中的一个亮点,是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方法的创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以嵊州市金庭司法所羲之调解室为例,从人民调解的背景分析,对心理咨询介入人民调解实践的举措作了梳理,阐明了心理咨询在基层人民调解的实践意义。

人民调解法的特点和修改建议

作为正式法源,我国的制定法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种类,我国人民调解法制近来有了新的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0年8月28日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一次将我国人民调解制度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强化党建引领 不断提升人民调解工作水平

人民调解是以宪法和法律形式确认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对抓前端、治未病有明显的优势,被国际社会誉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东方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人民调解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省委、省政府专门出台文件推进全省配备村(居)专职人民调解员工作,主要领导多次作出指示批示、给予充分肯定、提出明确要求。省司法厅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人民调解制度研究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得到国际上的极力赞誉,被称之为“东方经验”、“中华民族的创举”,它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心理素质的支持,继承了中国古代民间调解的优良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奠定了基础,目前已形成了遍布全国城乡、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体系,并在预防和调解民间纠纷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目前的新形势下,首先必须保持人民调解的民族特色,认真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强化功能,健全组织,提高调解人员水平,并需要进一步解决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制订人民调解法。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困境与突破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是我国《人民调解法》中的一大亮点,同时也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制度创新。通过司法程序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赋予人民调解协议更高的确定性、权威性和执行性,对我国人民调解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在理论与实践中该制度还存在诸多困境,亟待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等有关部门和广大基层人民调解员大胆创新、敢于突破,积极探寻行之有效的举措,以应对和解决该制度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使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得以可持续地规范化成长和运行。

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75号《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已经2002年9月11日司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契合与推进:农村家事纠纷语境下的人民调解

家庭和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妥善化解家事纠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社会的嬗变和家事纠纷的日益复杂是研究、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契合农村家事纠纷的逻辑前提和现实背景。人民调解制度具有符合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实现情、理、法统一的合理性,具有高效率、低成本、和谐人际关系、有效化解纠纷的制度优势。随着农村社会环境的改变和自身运作出现的状况,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着挑战和难题。为了更好地化解农村家事纠纷,有待进一步开展研究,明确其制度意义并完善其制度设计。

社会治安防范与人民调解工作

人民调解是处理民间纠纷的一项活动,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依法对民间纠纷的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以消除纠纷争执的一种群众性的自治活动。它所涉及的是民事法律问题。犯罪预防,是对危害社会的、依照刑事法律规定应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采取预防措施,防止犯罪行为发生的活动。它所涉及的是刑事法律问题。但是。

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的运行困境与完善进路——以H省A村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人民调解作为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成为法治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焦点。从治理方式、资源及目的的角度分析,人民调解与现代乡村治理均强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依托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旨在维护社会与经济秩序,构建和谐社会。通过H省A村的实地考察,发现人民调解相较于正式化机制的认同度有所下降,虽在调解组织、队伍、流程建设上取得一定成效,但主要局限于化解人情主导关系纠纷,且A村人民调解存在参与主体固化致使解纷能力不足、相关配套制度及支持不够完善,以及难以化解财产权主导关系纠纷等问题。为此,需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构建“一核多元”解纷新格局,以提高解纷能力;充分利用乡村治理资源,构建“三治融合”解纷新模式,以加强相关支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三调联动”解纷新体系,以化解新型纠纷,从而推动乡村治理向更高水平发展。

需求层次理论下乡村人民调解员的困境、成因和优化路径

人民调解在乡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乡村人民调解员面临着工资低、安全存在隐患、社会认可度下降和自我实现能力不足缺乏动机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规则制约了调解组织资金来源、人民调解组织定位模糊降低了人民调解的社会认可度、调解员专职化程度较低、人民调解无晋升机制等。要从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对人民调解进行重新定位和加强对调解员专业化培训这三方面进行优化。以重振人民调解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的地位,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人民调解工作走深走实

铜仁市司法局认真总结人民调解工作好经验做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提高调解工作质量水平,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做好人民调解工作,能够有效缓解社会矛盾,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促进社会安定团结。铜仁市司法局认真总结人民调解工作好经验做法.

乡村人民调解数字化转型的权责困境及其破解

人民调解是理解我国乡村治理的关键视角,也是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以数字技术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日益成为统筹乡村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议题。然而乡村人民调解数字化转型的权责意识缺失,各个数字权力主体之间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权责错配和失衡困境,亟须我们在乡村人民调解过程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唯物辩证的数字调解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不同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实现技术赋权与政策赋权相结合,保持公权力主体和私权利主体权责利的动态平衡,增强乡村人民调解和乡村治理效能,助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

乡村人民调解的二维范式——基于T市X村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北方T市X村四个案例的分析可知,乡村人民调解存在制度需求—情感需求的二维范式。在制度需求型的纠纷情境中,人民调解委员会成为多元主体中的协助者;在情感需求型的纠纷情境中,人民调解委员会时常扮演虚置的旁观者;在复合需求型的纠纷中,人民调解委员会可能承担着两难的执行者角色;在利益无涉的纠纷中,人民调解委员会往往倾向于成为一个名义上的调停者。制度需求与情感需求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法律意识互动与社会结构变迁等内在要素传导至行动中,作用于主体间的交互。这种自我调适的类型化运作逻辑,体现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在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调解的悬浮化、表面化和非中立化。因此,有必要对乡村调解的实践样态进行反思,推动基层纠纷的实质化解。

人民调解“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

'枫桥经验'是诸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与法治保障相结合所形成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枫桥经验'是诸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与法治保障相结合所形成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其特色之一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将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即'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为顺利实现'枫桥经验'的目标、要求和任务,诸暨人民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基础和主干,不断探索。

与人民调解员有关的几个问题之我见

人民调解员是指为人公正 ,能联系群众 ,热心人民调解工作 ,具有法律知识和一定政策水平 ,经群众选举产生的 ,在人民调解组织内工作的成年公民 ;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的除外。对人民调解员的性质 ,应当给予法律定位 。

新时代全民健身纠纷人民调解:理论、实践与未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体育仲裁范围不包括全民健身纠纷。目前广场舞冲突、健身合同纠纷和公共体育设施侵权已成为全民健身纠纷主要类型。全民健身纠纷依靠人民调解解决,人民调解是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的重要一环,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构建关乎体育强国的全面建成。此外,全民健身人民调解还具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全民健身人民调解的未来发展在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吸引社会体育指导员参与调解,设立全民健身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以及人民调解和其它解纷方式相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