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的问题、路径与前沿

文学人类学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创建的新兴前沿学科。在中外交汇背景及多元经验前提下,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推进学科话语的本土化和全球化。论文从学术研究的中国实践出发进行跨界对话,通过与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交叉对比,阐释彼此面对的共同问题,强调以现实和对象为基础,作为研究方式、研究类别的文学人类学,已成为迈向科玄并置的知识生产和理论范型。

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和历史地理学的使命

文明是指一个较大的人类群体,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华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在以往五千多年间在世界上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类处于地球表层极其复杂多样的环境中,人类文明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从人类产生至今,一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和协调,即人类不自觉的或自觉的适应地理环境。一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的生物性、兽性,形成人性,并逐步确立人类共同的精神标准和价值观念。

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和历史地理学的使命

文明是指一个较大的人类群体,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华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在以往五千多年间在世界上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类处于地球表层极其复杂多样的环境中,人类文明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从人类产生至今,一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和协调,即人类不自觉地或自觉地适应地理环境。一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的生物性、兽性,形成人性,并逐步确立人类共同的精神标准和价值观念。

分道而行:技术时代人类命运的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想象

当代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技术的发展延伸了人类关于自我的理解,但传统人文主义与新兴技术的碰撞与交融诞生的各种形式的超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及其复杂关系又成为人类理解自我的重要障碍。一种清晰区分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新人类主义哲学谱系可以以人类中心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被建构。其中人类中心主义可分为人文超人类主义、悲观技术后人类主义和技术超人类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存在人文后人类主义和人文—技术后人类主义两种立场;非人类中心主义主要表现为乐观技术后人类主义。三种立场之间既相互对立又存在内在关联,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将为深入思考技术将人类带往何方的问题提供基本的概念框架。

人类世背景下的全球公民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德国教育人类学家武尔夫教授访谈

人类世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两项教育理念——全球公民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人类世这一概念主要指人类活动遍及全球、几乎无地区不受人类影响的世界现状,相较于同类概念,人类世概念包含人类在当前世代总体行动造成的诸多影响,是一种用以描述人类与世界关系的综合观念。由人类世概念引发的对人类行为的反思与批判,催生全球公民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两大理念。全球公民教育重点关注教育活动中的全球公民意识,旨在通过对全人类共同体意识与共同责任的唤醒应对全球性风险;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在于培养年轻一代面向未来的思维与行动能力,提升受教育者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素养,以及反思批判能力、承担责任和团结合作能力等。两种教育理念互为补充,成为人类世背景下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应对全球性风险的复合教育路径。

智能传播中的人类行动者

在智能传播活动中,各种人类主体与各种智能技术共同构成了全新的行动者网络。在与智能技术的互动中,人类行动者的角色、行动方式、作用机制和话语权力等也在发生变化:普通个体成为与机器融为一体的传播单元,他们既是人机一体的赛博格,又是增强的内容生产者和人机交流的主导者,同时还是机器的学习对象与训练者,他们也成为智能应用中新的权利主体;各种智能技术的开发者是机器的核心形塑者,他们既决定着机器的行为模式,主导着机器的价值观,也应该成为机器风险的主要防范者;平台运营者既是机器的代理者与筛选者,是机器加持下的新权力中心,同时也是机器风险的调适者;媒体等专业内容生产者则面临着话语权不断被削弱的局面,他们需要通过角色的再定位与专业性重塑来护卫人类的价值观与人类的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历程及理论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站在世界全局视角提出的顶层设计,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性问题的中国答卷。中国对共同体的认识和发展根植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深刻反映了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中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是对中国历年发展成果的经验总结,呈现出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当代运用,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的理论特质,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逻辑延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世界性,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凝聚人类文明新共识、形塑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健康权的实现及其限制

在公共卫生危机的背景下,每个人的健康都不可能是孤岛。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方法的经济治理模式与以权利范式为中心旨在保护所有人健康权的法治治理模式逐渐成为公共健康治理的双重标准。人类整体对健康的诉求成为人类健康权形成的动因,但“人类”与“健康”均是较为复杂的概念,其准确的法律规范意涵和实施机制亟待探寻。我国《宪法》中本就有国家保护健康的明确规范,2018年“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正式入宪,在规范层面进一步提供了重要的整体性支撑。但若将人类健康权看作法学上的规范概念,则还需要对国际和国内规范进行整合解释,以厘清其内部构造,明确其权利限制,进而对人类健康权在立法过程中遭遇的平衡困难、在公共决策中的跨代利益冲突以及司法救济机制中健康请求权的不确定性等限制因素进行识别并反思。

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世熵化困境的反思与超越

人类世是人类对时代的精神状况、自身的生活样貌与星球的生态环境作出的病理学诊断,病因矛头直指黑暗的“资本世”罗盘,而吊诡的“技术世”则作为催化剂的中介存在进一步加剧病症的生发节奏。从认识论的视角看,人类世问题背景下应当承认有差别人类与不同步人类世;从实践论的视角分析,人类世叙事话语暗藏在资本主义经济规训中,人类进行自我奴役成为功绩主体;从本体论的视角出发,技术结构性内嵌于人与自然,自然的人已经成为“人—技术—自然”的存在方式,从而与世界一起不受掌控。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的叙事逻辑,以“天下为公”的理念锚定命运共同体进行新契约的签订,以“人民本位”的立场形塑超越资本至上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以“臻至共鸣”的理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亻革]家人生物人类学研究进展

目的:了解贵州[亻革]家人群体生物人类学研究方面的进展。方法:收集国内外有关贵州[亻革]家人群体生物人类学研究的文献,并进行综合和总结。结果:目前,贵州亻革家人群体生物人类学研究主要在体质人类学、群体遗传学等领域。结论:要对贵州[亻革]家人进行深入识别,尚需拓展其生物人类学研究领域。

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逻辑和认识路径——以人类历史的确定性为视角

经典作家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断,将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时期与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指出了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的“人类历史”就是“历史”和“世界历史”统合。以经典作家关于“人类历史”的论断为出发点,论证了人类历史一个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确定性。这表现为,人类历史呈现出已经完成的、已经发生的、不可更改的、已被“硬化”的所有一切。人类历史是人类既往全部活动的总和,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原本之态。人类历史的确定性给人类历史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尺度和规范。人类历史具有完整的时空结构。“西方中心论”“拉长”西方历史和挤占历史“空间”,这是对人类历史时空架构的有意识的扭曲和系统性的人为构造。中国世界史研究者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回答人类面对的迫切问题。

后人类主义时代的心理学演进

心理学的演变面临从人类主义的时代到后人类主义的时代转换,涉及从自然人类到机器人类的变迁,从自然智能到人工智能的变迁,从自然反映到生活创造的变迁。从人类到后人类包含了研究立场重要的递进:一是人类主义到后人类主义,二是科学实在论到社会建构论,三是镜像反映论到共同生成论。后人类主义带来了重要变革包括从自然进化到技术创造,从科学技术到人类文化,从科学理论到科学实践。后人类主义持有一些基本原则,体现为思想的原则、理论的原则、研究的原则、创造的原则、生活的原则。后人类主义给心理学的研究、演变和发展带来的影响包括从物质主义到心理主义,从自然心理到人工心理,从直接反映到现实生成。后人类主义时代的心理学的新突破在于:一是从环境决定到关系决定,二是从心身关系到人机关系,三是从反映主义到共生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全人类共同价值

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和机遇并存。全球各国在竞争与合作的辩证关系中迫切需要谋求发展的价值共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系统化的科学理论,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核心,从和平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同时,提倡社会秩序和生态秩序的公平正义,并且始终以人的解放为价值导向,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深刻阐明了全球发展的交往共识和价值共识之所在。综合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质上区别于西方“普世价值”学说,不仅针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方案,还站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角度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极具现代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准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意涵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叙事

从唯物史观世界历史思想的视域出发,人类历史从民族、国家历史向世界历史进行转向是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带来的资本增殖逻辑,虽然创造了原初形态的世界历史,但资本逻辑内在无法克服的矛盾必将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终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独特文明范式建构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历史叙事上实现了对西方“中心—边缘”型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模式的“批判—建构—超越”,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社会主义世界历史过渡。正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唯物史观理论逻辑与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就具有了理论和现实的必然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所践行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的全人类共同利益都彰显出其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型叙事,仍不断助推着世界历史的动态演进。

鲍尔斯小说《快乐基因》中的后人类状况解读

被誉为后品钦时代代言人的美国后现代作家理查德·鲍尔斯的作品中常常涉及大量科学知识、探讨最前沿的科学问题,他试图通过小说来探究科学与人类的关系。其2009年出版的基因小说《快乐基因》描述了在网络资讯、基因工程、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后人类社会中,人们对女主人公萨沙及她所拥有的“快乐基因”进行的一系列疑惑、追捧与讽刺。鲍尔斯勾勒出与科技和数字相融合的后人类们所生活的社会图景,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终极救赎,同时也批判了对技术的完全依赖而对人类根本问题的忽略。在《快乐基因》中,我们可以透过人类的存在形式、人类本质和人类价值三个维度的变化体会后人类的生存及社会状况,由此感悟鲍尔斯对人类与技术融合共存愿景的探索性思考。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原创性贡献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创新点,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全人类共同价值精辟凝练了人类社会最核心的价值追求,深刻阐释了这一价值体系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平与发展是对人类基本福祉的深切关照,公平与正义是对国际秩序演进方向的共同期盼,民主与自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价值取向,三大要素集中表达了人类社会发展由物质追求、秩序构建走向更高水平精神追求的必然要求。在理论层面,全人类共同价值首次提出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历史性地超越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和文明冲突论,为不同国家超越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提供了精神纽带。在实践层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基础,为价值观领域的中外融通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开展提供了价值指引。

形而上学、意识形态与辩证法的展开——论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价值体系的超越

西方世界长期鼓吹自身关于价值的主张,并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推行这套价值体系。然而,现实生活中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历史性,已经驳斥了西方价值体系的普遍适用性和永恒性。这恰好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早已证明过的观点: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辩证法作经验历史层面的展开,可以揭示西方世界提出的价值体系就其实质而言,只是近现代以来西方世界将自身独特的经验历史状况形而上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其内部依然潜藏着种种矛盾与冲突。事实上,隐匿于这套价值体系背后的依然是一种传统的主体—客体关系。与之相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则遵循主体间性(文明间性)原则,力求在承认与尊重的基础上,以对话和沟通的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这才是真正“具体的普遍性”,是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新目标和新标尺。

“人类世”视域下的《阿凡达2》与多物种民族志想象

自178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人类工业化的现代文明进程给地球环境造成了无尽的灾难。当今地球已经进入一个由人类主导的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重新审视。生态环境问题是卡梅隆的《阿凡达》两部曲中的重要言说对象,虽然潘多拉魔盒里的灾祸已在“人类世”被不幸释放,但《阿凡达》作为重要的影像人类学载体,以多物种民族志想像的关怀作为集合,关注“主体间性”的影像书写对人类与非人类二元边界的超越作用,所有的物种共同型塑着同一个生活的异域星球,展现了多物种共同体作为主导力量的救世景象。

全人类意识:当代国际传播的新观念

全人类意识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对自身存在独特性及彼此联系紧密性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通过宗教、经济、政治等渠道不断传播,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不断拓展其内涵,强化了人们的整体意识、和平观念以及人文关怀,为人类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和发展协同性奠定了观念基础。全人类意识的国际传播对于塑造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文明,缓和不同族群的冲突、分裂与仇恨,促进全球主义思想,推动人类合作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看,全人类意识体现了对全人类解放和自由的共同追求,以全人类意识来推动国际传播,不仅会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带来鲜活的时代特征,也会为国际传播带来更加宽广的积极视角。

三论人类学的第四次革命:企业人类学对互联网社会下老字号企业“传统-现代”转型的研究

在互联网和数字时代语境下,老字号企业的“传统-现代”转型既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学术议题。这需要问题导向研究,以达成人类学领域内基础层面的详细分析;也需要扩展至学科导向研究,推动企业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建设与深化。而研究现代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现代企业组织变迁所形成的“四层次分析法”“四结构分析法”“二元社会分析法”“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双向分析法”以及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等一系列概念群,既是企业人类学也是中国人类学乃至世界人类学界的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视角进一步提升至人类学第三层次的高度,即基于老字号企业“传统-现代”转型的实证研究,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助力等议题,以构建起企业人类学乃至人类学整个学科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