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公羊学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

仁与义在《春秋》中是针对天与王、人与我关系的范畴,《公羊传》是沟通孔孟和董仲舒的桥梁,在此之前孔孟发明仁义以论说王者之道和人、我关系及个体立身处世之道德准则、原则和规范,在此之后,董仲舒的今文公羊学将仁、义合论,从范畴内涵、哲学根据、实施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系统阐述并深化了仁义论,他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在于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具有外在的超越性本源;首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区分了仁与义,仁指向安人、爱人,义指向正我、修己。董仲舒的仁义论参与塑造和建立了西汉以仁义之道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教化体系和礼仪制度,对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伦道德、意识形态、礼法秩序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性格优势融入医学人文教育:“仁义礼智信”价值的应用

该文旨在应用积极心理学中的性格优势理论诠释“仁义礼智信”这一传统道德准则,并据此对医学人文教育的路径进行新探索。通过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文章首先阐述了“仁义礼智信”(被称为儒家“五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在现代医学人文教育中的重要价值。然后基于性格优势理论诠释“仁义礼智信”,并分析两者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仁义礼智信”与性格优势融合的医学人文教育模式,通过培养医学生的性格优势,提升其同理心、沟通技巧、批判性思维技能与反思性实践能力。该创新路径不仅丰富了医学人文教育的理论内涵,也为医学教育实践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何必”曰“利”:孟子仁义观再探——以先秦义利的互训、对立关系为线索

《孟子》首章中“王何必曰利”的表述,在后世围绕“义利之辨”的儒家经学阐释以及当下学界的相关讨论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过往研究多聚焦探讨与阐发孟子之“利”的具体指涉,这可能是受限于宋明儒家之后一直流行未蔽的孟子被“圣化”之风。然而,当我们将孟子的辟利之举置于先秦普遍义利互训的关系,即孟子所处的诸子论辩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孟墨二者的仁义观在“利他”性上呈现了较大的差异。以此重新审视《孟子》中的诸多记载,及孟子“何必曰利”的仁义之道,我们发现孟子不仅在思想层面排除“利”的负面内涵,也无可避免地将“利”的正面指涉———包括合理正当的“利他”动机,一并与“仁义”相隔离。此举让孟子之仁义既难达到“形而上”之利他的哲学高度,也使其“形而下”的施行范围受限于战国征战环境,受制于伦理纲常,无奈于国家强弱和大小,甚至在那些更为在乎如何权衡“利”的战国学者们眼中,成为诸侯王、谋士们借“仁义”之名来遮盖其“自利”之实的工具。

大同与仁义:新主流电影的伦理现代性

新世纪以来,有关新主流电影的探讨逐渐兴起,其发展见证了大众价值取向及审美心理的变迁,反映出现当代语境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及社会大众的道德体悟。中国的电影长期受到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浸润,其中“大同”与“仁义观”是较为突出的两个方面,具体体现为对于和谐、平等及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塑造。此外,凸显了国人对于人际关系、道德行为及社会秩序的价值取向。通过电影这一艺术形式,不仅传递了中国的文化及现实,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倾注了独特的精神蕴含。

流俗政治-仁义之域的自行崩溃与乘物游心的个体性存身——《庄子·人间世》“叶公子高将使于齐”章的生存论意蕴

相对儒者自圣化的救世之论,庄子更为深刻地指出个体存身的生存论意义。在以颜回和孔子对话消解了道德自圣与智慧自高以救世的两难之境后,庄子进一步借孔子与叶公子高的对话,指出个体在流俗政治-仁义之域存身的悖谬之境,即在扭曲的政治-仁义沆瀣一体之境中,任何个体作为使者传命成与不成皆有忧患的两难。经由对君臣仁义作为命义大戒与无限天地之关系的弹正,揭示出流俗政治-仁义沆瀣一体之境在其展开中必然自行崩溃,而在特定的具体历史阶段,个体乘物游心以致命的个体性存身,反倒是敞露了迈向无限性天地与自然而真实个体的通道。

仁义与审慎: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新解

董仲舒的‚原心定罪‛主张直接催生了汉代法治的‚《春秋》决狱‛实践。通常对‚原心定罪‛的解释会援引董仲舒的‚德主刑辅‛‚阳德阴刑‛思想,将阴阳与刑德比附论证。然而,这一解读方式忽略了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在其篇章中与仁义、审慎论述的相关性。从伦理视角看,董仲舒将‚仁‛理解为泛爱与理性思考,推究得到‚慎‛这一态度;将‚义‛理解为内在规范力量,推究得到‚以经正义‛这一方式,因而‚原心定罪‛无需通过阴阳比附论证也可成立。这种对董仲舒德刑思想的解读方式,有助于董仲舒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现代化理解。此外,董仲舒对道德主体的行为自主性有更明显的肯定,动机在确定主体道德责任时有更重要的地位,这展现出他有在当代被解读为理由内在主义者的可能性。

仁义河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

灵石县仁义河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是山西省水土保持重点项目之一。项目区总面积40.764 km^(2),涉及2个乡镇的9个行政村,水土流失严重,治理程度较低。针对项目建设目标和水土保持现状,提出了以提高植被覆盖率和防洪排水为主要建设内容的工程设计,在指导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同时,也可为同类地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知言与养气:孟子对仁义之道的新拓展

孟子之前的儒者不善言辩,时人称孟子“好辩”,孟子则以“不得已”加以辩驳。孟子的理由是:基于历史依据、现实需要和儒家仁义学说。孟子的“好辩”是“知言”的表现,并以“诐、淫、邪、遁”之辞剖析各类邪说的危害。在此基础上,孟子阐明了“浩然之气”:“气”有义、道为基础;道是仁道,义是行仁之路;“养气”是行仁义之道的方式。基于仁义之正和气之浩然,孟子进一步阐发了集义与仁政学说。孟子的“知言”与“养气”源头在孔子那里,经过孟子的阐释,成为支撑孟子仁义之道思想的基础理论与主要概念。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之“而”解

贾谊《过秦论(上)》结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历来多有误解,盖释“而”为“因而”,构建“仁义不施”与“攻守之势异也”之因果关系,实偏离贾氏之政治主张。贾氏《过秦论(中)》有明确申述:“取与守不同术也”“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如果再联系《过秦》三篇之副标题(或理解为解题)为“事势”,则“而”应当理解为“然而”,“仁义不施”与“攻守之势异也”为“事”与“势”之转折,见出“秦”未“审权势之宜”,从而为贾氏所“过”。

非洲猪瘟及防控策略研究——以荣昌区仁义镇非洲猪瘟防控为例

文章详细介绍了非洲猪瘟的特点与症状,通过专业的研究与分析,以重庆市荣昌区仁义镇非洲猪瘟防控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加强非洲猪瘟监控管理、科学开展无害化病猪处理、加大生猪流动管理力度、强化养殖人员防控教育及规范实验诊断等有效防控策略,优化非洲猪瘟的防控过程,满足区域猪瘟防控的需求,切实保障生猪养殖质量,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质量更佳的猪肉。

仁义河特大桥南桥台边坡软岩流变性研究

仁义河特大桥南桥台边坡以石膏角砾岩为主,为了定量分析该边坡的变形、破坏及发展趋势,采集了边坡的软岩试样9组,在室内进行常规三轴压缩试验、单轴压缩流变试验、三轴压缩流变试验及样品试验前后的薄片、电子显微镜扫描分析等,从而揭示了所研究边坡软岩的力学作用规律、微结构变化特征及环境因素的影响等。

从道德仁义到仁义道德

《老子》提出了"道德仁义"的表达,《庄子》有所强化,反映了道家对儒学的优越和歧视。《孟子》以仁义为道德,多方面深刻展开了仁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韩愈完成了从"道德仁义"到"仁义道德"的转变,为后世所认可。从道德仁义到仁义道德的转变,反映了儒道互补以及儒学对道家的相对胜出。

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与现代思想道德教育刍议

中国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是对中华几千年文化影响深远的核心价值观,是传统主流文化的重要代表;传统美德中内化于心、寓教于德的信念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因素,是中华文明得以弘扬的必要条件,是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加以重视的道德源泉。

伦理原则与心性本体——儒家“仁内义外”与“仁义内在”说的内在一致性

郭简《六德》篇讲“仁内义外”,孟子则批评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仁义内在。学者疑之,至有据此否定郭简思想属思孟学派者。本文指出：《六德》篇与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名词相同,但内涵迥异。郭简《六德》篇的“仁内义外说”,讲家族内、外治理方法的区别；告子所持“仁内义外说”,则是由人的情感生活与道德普遍性之割裂,而引生一人性“白板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言治道,表达了儒家的一贯思想,亦为孟子所肯定。但告子“仁内义外说”所表述的人性论,则与儒家尤其思孟一系的核心思想相抵触,故为孟子所驳斥。孟子与告子有关“仁内义外说”的论辩,凸显了孟子人性论的根本特色和精神实质。孟子仁义内在于人的实存和情感生活的性善论,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表达的儒家治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本无矛盾,不能据此而将《六德》乃至郭店儒简排拒于思孟学派之外。

道德仁义礼：“蜀学”核心价值观论

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自孔子形成"仁智勇"三达德和"仁义礼"的修身模式以后,子思、孟子以下诸儒随时变迁,各有构建。子思托其圣祖力倡"仁义礼智圣"五行,孟子私淑孔门开启"仁义礼智"四端,荀子常用的则是"仁义礼乐忠信"的搭配,至董仲舒最终形成"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儒家的核心价值以其简单明了、切实可行的方式,深入人心,影响中国社会达两千余年。儒家学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其思想内涵不仅兼收并蓄、取百家之长,而且因地变迁、各呈意态。地处西南的巴蜀地区,自古具有法天则地、重道贵德的传统,蜀中学人将道家思想与儒家理念结合,创造性地构建和发展了"道德仁义礼"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原儒者"仁义礼智信"之外别开一枝,独具特色。这一观念从西汉严君平开其源,扬雄扬其波,中经唐之赵蕤、宋之张商英、苏东坡,明之来知德,直至晚近刘沅、段正元等前贤的继志绍述,形成了持久一贯的"蜀学"核心价值体系。相较于正统儒学的价值观念,"蜀学"的核心价值具有"形上与形下统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等功能,正可弥补儒家对本体性终极关怀和道家对实践性现实关怀等方面的缺失。厘清这一价值体系,对于促进儒道互补、知行合一等新儒学体系构建,不失为可以备选的学术路径。

“仁义礼智信”研究三十年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兼备了个人心性品德与人伦关系规范的双重特点。"仁义礼智信"被后人称为"五常""。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的"仁义礼智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仁义礼智信"的基本内涵、普世价值、现实意义等几个方面。

“仁义礼智信”视域下高校师德的内化

"仁义礼智信"作为概括和抽象的道德范畴形式,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高校是文化的传播地,高校教师自身的道德修养不但影响学生的道德水准,而且在当代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当前商品经济条件下高校教师师德相对缺失的情况,我们仍可以借用"仁义礼智信"道德范畴形式,吸取其精华,赋予其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内容,构建既具有现代高校特色又能够充分体现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范畴的师德内化体系。

“仁义礼智信”:儒家道德教化思想的现代价值

"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代表性符号。其中所包含的"立己立人"的仁道思想、"公正合宜"的道义思想、"有礼则安"的明礼思想、"尊德问学"的明智思想、"忠信为宝"的诚信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先义后仁:儒家仁义的现代转换——与西方正义相比较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以仁义为根本;西方伦理以正义为主旨。前者因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适应性最终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仁义的历史局限性逐渐突显。只有吸纳西方正义的合理元素,对仁义进行现代转换,先义后仁,且义含守法、义含公平、义含公义,才能使儒家传统成为引领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

“仁义礼智信”新解

在"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仁、义、礼"三个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我们可以用"仁爱、正气(义)、礼让"明确其内容,并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既保留其民族原色、民族特色,又能为时代所传承、所认同、所接受;"智"和"信"是两个可以与世界文明交融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可以用"智慧"和"诚信"明确其内容,并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世界文明交汇中人们普遍遵循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