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事言理 从实求知:主体性的政治法律知识生产如何可能

建构主体性的政治法律知识体系需即事言理、从实求知,通过把握真实的历史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内在理解,在此基础上发现规律、提炼概念、概括命题、建构理论。社会科学知识源自对社会的认知,社会的实存性与人文性决定了需在观察和理解的基础上把握真的现实与历史,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知识要与其所在世界建立真实联系。经济学基于对中国经济实践的考察出现了研究的中国转向,社会学则进一步从中国转向走向历史转向、文化转向。政治法律理论也应如此。中国国家治理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与历史逻辑,也受文化观念深刻影响,它们是主体性政治法律知识的重要来源。这一进路也要面向真实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处理好政治法律中的规范性问题,不舍弃中外比较的视野,它也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理论可能。

从实求知:中国自主知识的生产逻辑——基于费孝通著述的分析

“从实求知”既是费孝通一生坚持的学术原则,亦是中国自主知识的生产逻辑。在知识论上,“知”既是对社会生活之“实”的选择性反映,亦对其具有建构性作用;在本体论上,社会生活之“实”既是在空间中横向扩展的有机整体,亦是在时间上纵向延伸的垂直结构;在方法论上,“求”既是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实现平等互惠和视域融合的过程,亦是推动“实”与“知”良性互构的手段。“从实求知”所蕴含的知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是对西方现代学术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融合,为中国自主知识的生产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

“从实求知”与作为研究范式的“江村学”

我们要贴切地理解和构建认识中国社会的知识体系,用以恰当地反思和理解全球时代的中国社会及其遭遇的复杂多变的新问题,其核心在于我们如何认识中国之"实"。跟随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和"行行重行行"的反复论证,我们逐步领悟到了一种建立在"志在富民"社会诉求基础上的情怀和基于"从实求知"、"实事求是"原则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其足以使我们将之作为一种"江村学"范式来理解和学习。"江村学"的真谛是"从实求知",其意在不断地"从实"中建设能够清楚认识中国之"实"的知识体系,又在"实践"中持续推进对"实"的理解和对"从实"的验证。正是基于对"实"的扎实认知,费先生进一步严肃地提出了"文化自觉",将其思考又延伸到对世界秩序与文明进程的总体性把握之中。

从实求知:民族教育田野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田野研究是民族教育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式,从实求知是民族教育田野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坚持从实求知的研究原则,要求民族教育田野研究从民族教育实际出发收集研究资料。从实求知的研究原则不排除民族教育田野研究的理论指导。从实求知的原则要求民族教育田野研究以求知、求是为根本目的,走出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泥沼,超越认识论上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两极对立,在全面获得真实资料的基础上,努力进行理论提升。

从实求知: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方法论

义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优化调整学校布局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基于从实求知的视角,当前我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存在不均衡和依靠单一因素来作决策的问题。要做好学校布局调整工作,真正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各地政府要坚持从实求知,从多学科视角出发,对学校布局调整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构建农村树型学校结构,满足农村学生就近入学与享受高水平教学质量的要求。

即事言理 从实求知:主体性的政治法律知识生产如何可能

建构主体性的政治法律知识体系需即事言理、从实求知,通过把握真实的历史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内在理解,在此基础上发现规律、提炼概念、概括命题、建构理论。中国国家治理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与历史逻辑,也受文化观念深刻影响,它们是主体性政治法律知识的重要来源。

拓艺术人类学之境,做“从实求知”的学问——方李莉学术访谈

一、从景德镇出发,走向“中国艺术人类学”黎清(以下简称黎):方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能有这么一个契机请您做一个访谈。首先想问您的一个问题是,您怎么从景德镇的研究后面转向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当时是什么触发了您这样的一个研究转向?方李莉(以下简称方):其实,我对景德镇的研究最初就是从人类学开始的,可以说就是艺术人类学的研究。

费孝通:在调查研究中“从实求知”

费孝通是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毕生都在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路径。他身践行从实求知,在实地研究中获取对中国社会的客观认识,在乡土田野中找寻改造中国社会的钥匙。费孝通搞调查研究所追求的核心问题,就是“从实求知”和“致富于民”。他始终坚持从现实出发,用可行的方法解决实际的问题。

从实求知:从费孝通文化观看人类学理论脉络史

作为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与进化论不断对话而诞生开始,人类学就始终将"文化"作为研究和讨论的核心概念。在不断对"文化"的概念进行定义、探究、比较和解构的过程中,对"事实"和"理解"两个概念的探讨贯穿始终。而这两者,就分别是费孝通提出的"从实求知"中的"实"与"知"。费孝通师从文化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斯基,曾经多次在文章或讲话中提及马氏及其学术脉络,对人类学"文化"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论脉络进行梳理和分析,并不断强调"从实求知"对于人类学文化研究的意义。因此,"从实求知"可以说是费氏文化观的核心基调。研究试图以此作为切入的线索,在对人类学相关文献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梳理人类学文化理论脉络,探索"实"与"知"在人类学理论发展史中的变迁,以期从理论层面对费孝通文化观的理解做一个铺垫。

从实求知——费孝通之家庭承包制理解视点变迁

在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几乎不对家庭承包制改革和农地制度发表看法,这对于一个以关注农民经济生活著称的研究者来讲是不同寻常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温州之行后,这种避而不谈的状况开始改变,他对家庭承包制的态度由初始的怀疑、保留逐渐转向肯定和赞同。他主要是从中国社会重视家庭的文化传统角度评价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必然性,且认为家庭承包制应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而予以调整和改进,以不断增强其适应性。费孝通对家庭承包制的态度及其变化是他从实求知的结果,这对于我们理解他晚年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的思想转向很有启发。

新文科建设与知识生产能力提升——以人类学/民族学为中心的讨论

学科分化与细化提升了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和效率,但也出现学科边界固化和僵化、师生的视野窄化和知识结构碎片化、学术资源的高效配置受限和知识生产的创新性突破不够等问题。新文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信度、效度,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主要有思辨研究、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三种模式。作为以经验研究为基本知识生产模式的学科,人类学新文科建设必须围绕提升信息收集能力、文化理解能力、理论概化能力进行设计。当务之急是在社会科学中推广“从实求知”的知识生产模式和推动以知识建构为导向的教学模式。

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

在民族学、社会学研究中,功能论的重点在于把文化视为一个整体。然而在西方功能论者的观念中,这一整体是平面的。费孝通先生认为应把它转换为垂直的,即加入历史的因素。经过费孝通先生这一转化并融入中国文化的洗礼,功能论在包容度和诠释力方面同时得到了增厚与加强,成为“历史功能论”。另外,他通过“文化自觉”提出的“和而不同”观点,也已成为解决当今世界纷扰的重要方法。

费孝通的“社会学主义”

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已历经百余年,但仍然面临一些质疑。笔者以为已有的质疑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费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物之一,探索其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及其态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同时也是思考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一条较为有效的路径。本文通过阅读《费孝通全集》,试图梳理一些相关概念,探索费先生的社会学主义特征及其形成,阐述他对社会学的期待,回应社会学所面临的质疑并探索未来社会学的可能路径。

费孝通先生的学问人生管窥

本文以文献资料为依据,从教学风格、学科建设思想和学问情怀三个方面对费孝通先生一生探索的榜样意义进行阐发。费先生在教学上倡导引导学生探求未知、从实求知的教学理念,在学科建设上坚持面向实践、学以致用的学术导向,在学术追求上达到将家、国、天下自觉统一起来的极高境界,他宏富的著述、深刻的思想和崇高的追求,是值得后人永远珍视的宝贵财富。

负重任而走远道——费孝通先生的治学精神与思想启迪

身处全球化乃至"后全球化"逆流之中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需要接过前辈知识分子"负重任而走远道"的接力棒,而且要迎面全球性"思维失效"的进退维谷,肩负起中国社会科学从"地方"走向"世界"的担当。以江村研究为线索,追溯费孝通先生由青年成长为具有世界前瞻力的大师的历程,可以看到费先生接续承继了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学以致用"的精神世界立足点和"负重任而走远道"的思想主轴,并在"亲师取友"的知识分子生存环境中获得了"从实求知"、"志在富民"地持续不懈"行行重行行"的源动力。这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地接力与成长带来了启迪。

费孝通文化思想演变及其文化自觉实践

回顾费孝通先生学术人生,可以将费孝通先生的文化思想形成总结为三个阶段:一是从文化概念和田野调查入手,阐发整体性的文化构成及乡土中国特征。二是以经世致用的学术信念,从实求知、志在富民,努力推动引导型文化变迁。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人类未来,从掌握文化转型主导权高度,倡导和实践文化自觉。

“致良知”与“心态秩序”:王阳明与费孝通思想之相通及其当下启示

阳明学说中的“致良知”与费孝通所提出的“心态秩序”在致思路径上均强调心性的自知自觉。对比“致良知”与“心态秩序”中“自知”“自觉”“自省”等品格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两种思想在当代多元文化视域下的共振因素及其实践内核,有利于思考在当代如何谋求人类文明的共存共荣以及“大同社会”理想的实现途径。“致良知”与“心态秩序”两种思想对人性、人心的关怀,以及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共同思考具有内在关联性,不仅共同呼吁道德自觉性的回归,而且将个体“良知”的发现提升到全人类“心态”的层面上,从而为如何实现当代人类文化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思考的方向。

以“志在富民”理想走向“共同富裕”现实

费孝通先生近百年的学术人生里保存着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线索,他在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观察中提出了中国这个巨型航船如何“从几千年文化史的这一头”开往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观照下不断破题。他以“行行重行行”看“中国农民的创造”,以“志在富民”的理想走向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以“从实求知”的方法做“迈向人民”的社会学。重温费先生“小城镇大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学的“来处”与“去处”,也启示我们应如何重塑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即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去聚焦中国的“真问题”、把握真规律、“研”以致用解决真问题,从而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实践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整体性智慧。

“江村经济”与“乡村振兴”——《费孝通文集》走读

从实求知,行行重行行,费孝通先生一生致力于实地调查与本土化研究。一个主题,一以贯之——志在富民;两篇文章,孜孜以求——农村问题与民族问题。1910年,出生于江南水乡吴江松陵镇,家门口有一座小桥名为“富家桥”;2005年,归葬于不远处的松陵公园,墓前石碑上刻有这么一行文字:“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

对“中国民俗文化学”须要再认识——有关学科建设的思考

本文认为，当代的中国民俗文化学有许多特点和不可取代的学科优势，但在本学科领域内有许多人都处于知之不清、似知非知或只知其昔而不知其今的状态，其他社会各界更是如此，再加上追求“大、洋、玄、奇”的社会心态，使这一学科受到有意无意的排斥。因而提出要从学界自身开始从实求知，对中国民俗文化学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