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二段仕宦称谓考

河东段克己、段成己兄弟二人是金元易代之际的遗民代表,正史未见有传,相关记载散见于诗集、方志等。二人仕宦经历可划分为三个时期,金亡前求学读书、应举赴试;金亡后隐居龙门、结社授学;兄亡后克己出任学官,以学入仕。这种“入”与“出”的变化带有儒家“立德”以济世“立功”的文化色彩。广为世人称赞,美誉甚多,以称谓的主体来进行一个归类划分,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自号,诸如“遁庵”“在家居士”“菊轩”“国朝文人”;二是二人合称(美称),诸如“河东二段”“稷山二段”“二妙”“双飞”“德门二段”“儒林标榜”“秦晋名士”等,体现了二段才学早著,家学渊深,同时表现二人从坚守抱贞守节忠于旧朝的不仕之心,到践行士大夫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的心态变化,彰显出特殊时期下士大夫于“进”“退”间的高尚情操。

论晚明进士曲家的役籍、仕宦与戏曲编创之关系

晚明时期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又一高峰,大批具有进士身份的文人参与,是这一时期戏曲繁荣的重要因素。进士是文人集团的核心群体,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身份和审美能力,他们涉足剧本的编创和消费活动,使晚明戏曲呈现出独特的文体风貌与时代特色。对晚明进士曲家的役籍与仕宦这两个群体特征的统计分析,寻绎进士参与戏曲编创的原因,探析进士戏曲编创的规律和特点,可以更清晰地观照到进士曲家对晚明戏曲创作的独特贡献。

洒然乎外 渊乎其中——论赵师秀仕宦立场与诗歌创作

赵师秀乃赵宋宗室,初入仕途,施政特立独行。其后沉抑下僚,却始终潇洒超脱,身居官场,心系山水。梳理赵师秀的政治态度,亲近理学、疏离权贵的立场一直非常清楚。正当韩侂胄专权,将理学定性为“伪学”之际,赵师秀于上元建“明德先生祠”。虽然因为官职卑微,没有受党争多大牵累,但是仕宦不畅则是必然结果。对待宋金关系和“开禧北伐”,赵师秀多有现实隐忧,对战事失利之后朝廷转向和议则持反对态度。赵师秀诗歌创作,主要是承继姚合而来。宋代科举考试建立了系列保密制度,科场录取相对公平,这极大地改变了宋代士人的心态和精神面貌,使他们能够以平和、平淡的态度面对仕宦中的种种不如意,赵师秀正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新出墓志与唐清河小房崔玄泰家族婚姻、仕宦研究

清河小房崔氏是唐代士族的高门华支,但崔玄泰家族作为该支系三大家族之一表现却过于平淡,既缺少宰相和三公,亦无知名文化精英。崔玄泰家族有唐一代通婚对象基本不出“山东四姓”范畴,尤其与范阳卢氏通婚最为繁密,与赵郡李氏的婚姻均产生于中唐之后,且数量较稀;中晚唐时期,宰相裴度、李固言、郑覃,名臣卢从愿、裴士淹、卢弘宣等人之子,名臣卢士玫及宰相郑肃之孙均娶于其家族,但家族男性婚配对象为重臣之女者仅有裴均女和李当女二例,是唐代婚姻崇尚阀阅的典型代表。崔玄泰家族有唐一代未曾问鼎宰辅或三公,但历代冠冕相继,中唐之前入仕率几乎为百分之百,晚唐布衣之男骤然增加,家族呈现衰败迹象。崔玄泰家族的久盛与其经学传家密切相联,也与宗亲和姻戚重臣的相助有重要关系,其裔孙在广明之乱前已产生分化,科举是否成功成为决定他们命运的关键。

浅析明清之际张文衡的仕宦经历

张文衡生活在明清易代的特殊时期。天聪八年(1634年),投降后金,授秘书院副理事官。清入关后,前后担任青州、淮安知府,又调任徽宁道副使,之后又升江南按察使,同年迁至兰州,加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衔巡抚甘肃。顺治五年(1648年),在甘肃米喇印、丁国栋起义中遇害,后诏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开平卫乡贤祠。雍正十二年(1734年),入祀昭忠祠。从知府到巡抚,无论是在青州、淮安,还是在甘肃兰州,其在任时间都不长,但从辽东到甘肃,每个地方都留下了他深刻的足迹。明清易代的特殊年代下,张文衡凭借自身掌握优秀的汉族治理经验,不仅成为清初治国安民的贤才,同时发挥了降清知识分子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清朝统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结合史料,简单论述关于张文衡从大同到甘肃的仕宦经历,对其人及政绩作简要的评析。

唐传奇中所见中晚唐社会的仕宦观念

唐传奇是产生于唐宋变革时期的一类特殊文体,不仅出现许多新的主题和书写方式,也涉及科举制度和基层文官转迁的记载;又与清流文化的兴起、官僚制度的再编和皇帝权威的重塑相关,深刻反映了中古历史的转型。唐传奇的出现意味着“书写”不再局限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资治”,而是进入了更为广阔和开放的领域。本文拟探讨中晚唐传奇书写的时代背景,其所反映出的中古仕宦观念的转变以及中晚唐传奇书写在中古社会这一转型过程中的意义。

戴震科举仕宦问题考察与思考

戴震的科举仕宦之路可谓艰难曲折,考察戴震的人生历程与其所处的学术文化环境,可以看到,遭受身心巨大压力的戴震一生未曾放弃科举仕宦,但又绝非热衷于科举功名。戴震始终没有因为屡踬科场而随波逐流,迎合时俗;戴震晚年所著《孟子字义疏证》,更不是为迎合乾隆意旨,而是为批判“今之治人者”,为“正人心”而作。

王充的仕宦经历及其“命论”

东汉学者王充在扬州会稽郡一带历任县掾功曹、都尉府掾功曹、郡五官掾、州从事等职务,位居地方属吏的上层,但王充一心希望经察举进入中央朝廷,实现由地方属吏到朝廷命官的迁跃。东汉初,影响察举的内外因素,包括经学水平、道德品行、行政才能,以及家庭出身、长吏好恶、乡里口碑等,王充在这些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是以升任朝官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仕宦经历推动了王充“命论”等思想的形成,深刻影响了王充的思想体系。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的教学研究——以“仕宦”与“婚姻”两个角度为切入点

较唐朝而言,宋代的农业发展成就突出,手工业发展有很大的进步,商业经济走向繁荣,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如何整体把握这一时期的经济与社会情况呢?历史教师不妨以“仕宦”与“婚姻”这两个角度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由此展开探究,构建知识体系。

宋明仕宦对岭南文化的建构:以张九龄为中心

宋代以前,岭南一直被中原士人视为烟瘴荒蛮之地。宋明时期,岭南仕宦围绕张九龄这一历史文化资源,挖掘整理张九龄文集,建立祠庙,附会各种传说,阐释其忠孝两全、才华横溢的光辉形象,以此改变中原士人对岭南历史的刻板印象,树立岭南社会早在唐代已开化的新形象。

中国古代仕宦官员“丁忧”制度考论

在中国古代社会,仕宦官员“丁忧”不仅事关其孝道操守的官场道德评判,而且与其仕途任职乃至官场政治风云变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仕宦官员“丁忧”对古代官场社会所产生的重大政治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丁忧”普遍与官场仕职变动相联系,直接引起丁忧官员黜陟迁转的仕宦命运变化;其二,围绕丁忧过程中的“夺情”起复,官场权力倾轧与派系政争波澜迭起,往往导致高层权力纷争势力的此消彼长及人事变迁;其三,仕宦官员面对“丁忧”与“夺情”的两难取舍,屡屡引发古代官场“忠孝不两立”的尖锐矛盾冲突。由于仕宦官员“丁忧”始终与其仕宦命运相联系,因此,原本“丁忧”尽孝的人伦道德行为,一旦付诸官场人事实践,必然被打上浓厚的官场政治印记。

梅尧臣的诗风与仕宦生计——兼论宋人仕宦的谋生意义与文学影响

仕宦于梅尧臣而言,既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又是最重要的经济生活方式,不仅为其提供物质与心理的双重保障,又限制其经历与视野,从而促成了梅尧臣诗风中的题材日常化与风格平淡化之特点。由于梅尧臣的境遇在宋人中具有代表性,故此可以认为,宋人普遍的仕宦经历对于造就宋诗的整体风貌也产生了类似影响。而梅尧臣开宋诗风气之先这一意义,则可理解为对特定生活方式的一种早期演示。

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仕宦、婚姻与文化成就

三槐王氏家族是宋代颇具代表性的世家大族,本文着重从仕宦、婚姻、文化成就等方面分析了其社会状况。作者认为,在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宋代世家大族只有以“忠信仁厚”的家风为基础,家族成员能较好地利用各种有利的社会条件,努力进取,才能使地位得以维持。

明代晋宁唐氏家族科举仕宦成就考述

明代晋宁唐氏家族瓜瓞延绵,人才辈出,连续六代成员不断在科举、仕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科举则不乏举人、进士,仕宦则多能吏、清官,从而成为云南文化家族中的非凡代表。

古代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研究——以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为例

我国古代社会具有较强的宗族性特征,宗族在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与其成员在科举、仕宦方面的成功呈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研究古代中国宗族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影响,能有效了解中国教育形态的变迁与成效。明清时期徽州在科举及仕宦方面成就显著,其宗族在对子弟科举、仕宦方面的奖掖形式及旌表方式经过年代的传承具有了风俗的特质,这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宗族教育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

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发展科举盛行,山东地区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由科举起家且长盛不衰的仕宦大家族。这些大家族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及山东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清山东仕宦家族都留下了厚重的家族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这些家族文化的精华对于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明代广东仕宦形塑庄氏烈女形象研究

旌表烈女是明王朝在乡村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地方官绅借机向朝廷表达宣传教化取得成效的一种方式。明代广东仕宦通过舆情鼓噪为村妇庄氏成功地争取到朝廷的旌表,并为庄氏修墓、建祠及坊表,引起更多士人参与到书写庄氏故事的行列,向全社会传达王朝教化在海疆社会的成效。庄氏也成为社会大众接受王朝教化的象征符号。

明清山东仕宦家族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明清时期山东出现了众多的以科举起家、延续数代长盛不衰的仕宦家族,这些家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地方社会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仕宦家族兴盛与其重视教育和文化传承是分不开的。明清山东仕宦家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今天仍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值得人们去总结研究并加以宣传借鉴。

论李东阳的仕宦意识

李东阳的仕宦意识经历了一个由强烈到淡薄的发展过程。弘治十四年以前,他的仕宦意识比较强烈,这主要与其少年教育、仕途经历、君臣关系有关。之后,这种意识逐渐淡化;至正德间,已非常淡薄。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三点:功成身退思想之影响;体弱多病,痛失爱子;朝政昏暗,对国事彻底失望。正德间,东阳不能去位,并非迷恋相位,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并没有真正达到能屈能伸,舍弃一已私利之境界。无论如何,这对国家是有利的。正确把握李东阳仕宦意识之变化,有助于对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宦海名臣 文坛宗匠——评卢见曾的仕宦经历、兴教倡学和诗文成就

清代文坛和官场曾出现不少山东德州籍名人，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卢见曾即是其中之一。卢氏在雍正和乾隆两朝宦海沉浮近四十年．先后在扬州两任两淮盐运使，并在学术和文坛颇有建树，深得时人称赞。沈起元称誉：“余同年卢子抱孙，山左名士，擅诗歌，通古今，抉理治事，如昆刀切至，庖丁解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