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代表权法律问题研究

工会代表权是一项抽象概括性权利,它可涵盖工会取得的各项实体性权利。工会代表权的界定、行使与保护,直接决定着工会能否以完全独立的法律主体身份实现工会各项权能,能否真正代表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因此,应悉心修订现有法律法规对工会代表权规定之缺陷,以促其逐渐趋于完善。

美国政府与中国台湾当局围绕1966年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

1966年的第21届联合国大会,美国政府拟以“继承国”理论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局面。但现实情况是,美国政府既无法劝说中国台湾当局接受有涉“两个中国”的方案,也无法使加拿大政府放弃涉及安理会席位的“一中一台”提案。为争取中国台湾当局接受美方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调整,同时也为降低加拿大提案的影响力,美国转而支持由意大利主张、实际是美方亲手设计的“研究委员会案”。由此,美台之间经历了一场步步为营的交涉博奔过程,而蒋介石在关键时刻的“压迫策略”,对美国在联合国推动“研究委员会案”起到了抑制作用。

尼克松政府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评估和政策

中美关系解冻前,美国通过延期讨论和联合国"重要问题"处理办法,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代表权,"中国代表权"问题由此产生。出于联华抗苏战略考虑,尼克松上台后亟需缓和美中关系。1969和1970年,他有意释放出一些对华和解信号,但因国内外牵制,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仍沿用"重要问题"案,然而改行类似"一中一台"策略的讨论却在加紧进行。1971年,美国正式决定采取"双重代表权"案,即中国加入联合国并进入安理会,同时保留台湾当局的联大席位。其间,美台有过激烈交涉。随着第26届联大否决"重要问题"案,通过"阿尔巴尼亚"案,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美国苦心经营的"双重代表权"案根本就未能表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

尼克松政府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围绕安理会席位问题的美台交涉

1971年初,尼克松政府改变历届美国政府坚决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立场,采纳了"双重代表权"提案。围绕这一提案中所涉及的安理会席位问题,美台之间进行了三轮交涉。最终,台湾同意放弃安理会席位。

发达国家工会代表权立法及其借鉴

工会代表权是指法律确认的工会作为会员和职工利益代表的资格、权利和义务。发达国家有关工会代表权的立法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团结权的确认和代表权的获得方面的立法,二是代表权的行使方面的立法,三是代表权的保护方面的立法。我国在工会立法方面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健全和完善工会代表权立法,一是出台基层工会直接选举方面的立法;二是制定产业级集体谈判方面的立法,三是加强不当劳动行为方面的立法、完善司法救济程序,四是进行确认代表诉讼权方面的立法。

肯尼迪政府与1961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之争

１９６１年美台当局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面临失败，肯尼迪政府力图改取“重要问题案”，蒋介石坚持沿用“延期审议案”。紧张的交涉引起美台关系的危机。深层原因涉及肯尼迪酝酿调整对华政策。肯尼迪最后向蒋介石作出必要时否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秘密保证，并以美国利益的重大让步，换取台湾当局接受“重要问题案”策略。

1961年美蒋关于外蒙古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争论

20世纪 60年代 ,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益增加 ,为了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 ,美国搬出外蒙古问题 ,企图通过让外蒙古进入联合国这一“迂回”手法 ,达到保护国民党席位的目的。在策划该计划的过程中 ,美蒋发生了激烈争吵。经过数轮讨价还价 ,美蒋最终达成妥协 ,从而为外蒙古进入联合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美英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1950—1951)

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中国代表权变更,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有微妙的区别,此前主要是私下操纵,此后则公开阻挠。英国的投票立场经历了从弃权、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到最终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讨论的演变过程。而且,英国赞成新中国取得合法代表权并不意味着取缔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其政策转轨亦不同步。在1950年1-6月,英国开始由弃权走向有条件赞成新中国取得席位,美英分歧凸现,各自为自己的立场游说其他安理会成员国。1950年6月-1951年1月是美英分歧与协调的高峰时期,英国逐渐走向赞成接纳新中国代表同时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的立场。美国则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代表权的变更。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转向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美英纷争基本平息。美英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反映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外,也折射出两国对联合国组织的不同理念。

关于完善中国公司代表权制度的思考

代表权的行使直接关系到公司的切身利益和运行的效率。对于该问题,不同国家因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和本国国情作出了不同规定。中国的法定代表人制度在形式上既非单一代表制,也非共同代表制,而为法定的唯一制。唯一的法定代表人制度无论是对于公司和代表人自身,还是对于债权人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这种规定不符合当今由静的安全维护转向动的安全维护的立法趋势。基于上述状况,中国《公司法》应从立法体例、立法形式以及对代表权的私权保护等角度对公司代表权制度进行完善。

约翰逊政府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政策之研究

本文通过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分析约翰逊时期影响美国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决策的诸多因素,为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提供有益的参考。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约翰逊这届政府任期伊始,就感到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老政策难以延续,因而不遗余力地寻找新的手段以维持旧的局面。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约翰逊政府经历了持续的决策争论和反复的立场摇摆,最终确立支持具有“两个中国”意味的“设立研究委员会”的决议案,作为防止其联合国中国代表权政策失败的主要手段。

台美英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1951—1955)

中国代表权问题不仅是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的最重要的冷战问题之一,而且是美国阵营内部歧见纷呈的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维护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但是英国并不紧随美国的指挥棒合拍地起舞。台湾利用美苏阵营的尖锐对抗,以小搏大,竭力争取美国支持直接否决反对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的方案。台美英三方均有各自的立场与考量,有时限的"缓议案"是三方博弈后的产物。随着美苏阵营对抗的渐趋缓和,台湾当局所能做的必定越来越多的是妥协与退让。

论工会的代表权

工会代表权具有代表对象的双重性 ,代表权主体的多层次性 ,代表权内容的法定性 ,主要是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等特点。工会代表权具有法律保障 ,各国的法律无不对各种妨害工会享有和行使代表权的行为予以规制 ,以保护工会的代表权 ;同时 ,赋予工会代表权的反垄断法豁免和不同程度的民刑法律责任豁免。

约翰逊政府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以1966年研究委员会提案为中心的讨论

1966年,由于面临要求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巨大压力,美国采纳了研究委员会提案,并支持意大利等国在联大上提出该案。美台为此进行了激烈争论,最终台湾勉强接受了该案。虽然在21届联大上这个提案未能通过,但是它的提出分化了“驱蒋纳我”的力量,拖延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

试论我国集体协商代表权制度的构建

集体协商代表权的问题是决定集体协商成效的基础性问题,现实生活中已逐渐凸显因集体协商代表权相关法律制度的欠缺而导致的诸多协商困境。因此,有必要理顺代表权产生的法理基础,重新构建代表权法律制度,解决因代表权而产生的异议与纠纷。

1960年代中期美台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合作与分歧之研究

本文拟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论述1960年代上中期美国政府与台湾国民党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得约翰逊政府不得不在中国代表权问题采取新的手段,而国民党却希望美国能够继续以“重要问题案”在联合国内维持“纳蒋排共”的旧局面。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约翰逊政府决定支持具有“两个中国”意味的“研究委员会”的决议案,作为防止其政策失败的主要手段,并迫使国民党接受。与此同时,美台双方为了保住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还通过PL480为国民党在非洲加大“援助外交”提供财政资助,暂时维持着美台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合作。

我国工会代表权行使的现实困境及新时期工会的转型

代表权是工会的基本权利,是工会行使其他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当前劳资矛盾逐渐复杂化、劳资纠纷也愈加频繁,我国工会面临着代表权行使的缺失和代表权行使不到位两个方面的困境。新时期,工会转型存在必要性和紧迫性,是解决工会代表权行使面临的各种现实困境的主要途径。通过加快工会转型,实现独立型、维权型和法治型工会的转变,从而为工会代表权的行使提供坚实的保障。

1951年英国对新中国联合国代表权立场转变的原因

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联合国代表权转向支持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除了美英特殊关系外,英国立场的转变还在于联合国的投票形势对新中国不利。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朝鲜战争,对战事扩大的恐惧开始在联合国蔓延。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合国成员国开始怀疑新中国能否遵循联合国宪章共同维护和平,新中国的加入会否增加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砝码。英国在分析投票形势后认为,此时并非新中国争取联合国代表权的时机,故投票赞成在联合国各机构中推迟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

再分配、承认与代表权——南希·弗雷泽正义理论的三个维度

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是南希.弗雷泽正义理论的三个基本维度,它们代表了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主要正义问题。参与平等原则是其正义理论的核心,也是她整合三个维度的规范基础。实现平等参与有三个条件,即客观条件、互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其中,客观条件关涉以阶级结构为核心的再分配问题,互主体条件关涉以地位秩序为核心的承认问题,程序条件关涉以决策参与为核心的代表权问题。通过对这三个维度的分析和考察,弗雷泽全面、清晰地描绘了后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图景,并提供了最有希望的进步前景和道路。

对落实基层工会代表权的思考

工会代表权是工会的基本权利。落实基层工会的代表权是搞好基层工会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必须找准影响当前基层工会代表权落实的各种因素,分析其主要原因,寻求落实的措施和途径,使基层工会的活力得到进一步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