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仪礼》《礼记》看同义动词的历时替换

《仪礼》与《礼记》两部文献,在内容上有较为密切的关联,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距离,可以作为历时比较的语料。通过调查梳理发现,表示“往适”“返回”“站起”“上升”“下降”“穿戴”“结束”“改变”“等待”“佐助”“遇到”义的几组同义动词存在历时替换关系。一方面,对各组词的出现频次进行了统计,展现同义动词的替换情况;另一方面,考察了各组词句法功能的异同情况。同时,对同义词历时替换的机制进行了阐释,认为多义化导致的词义负担加重是原有词被后起词替换的主要原因,这一词汇演变现象可以用“择一原则”来解释,而语言的“喜新厌旧”心理和方言因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仪礼》饮食相关类动词

《仪礼》中表示吃喝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动词包括吃、喝、烹饪、盛放、舀取、置放、切割、除去等类,共有61个动词,其中超过100次的有4词,50—100次之间的有2词,30—50次之间的有8词,20—30次之间的有5词,10—20次之间的有6词,10次以下的有36词,虽然个别词出现频次很高,但总体出现频次并不高。词义方面,各类大都既有用于一般意义的通用词,又有特定含义的特殊词,前者代表了《仪礼》与其他文献的一致性,后者体现了《仪礼》该类动词的特殊性。与上古汉语其他文献相比,《仪礼》该类动词一方面表现出与其他文献的一致性,主要是各义场核心词高度相同。一方面也展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一是一些动词在其他文献中不见或很少见;二是一些同义聚合成员少于其他文献,显示了其用词的局限性。

论朱子的通礼思想——以《仪礼经传通解》为中心的考察

四库馆臣提出的“通礼”概念包括四点涵义:一是汇辑而不是注疏古今礼书礼制,二是兼顾天子至于庶人的礼制,三是贯通三《礼》经传记注疏,四是不注重论辨以发明经义。而朱子在《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中,绝不是简单地将原有三《礼》经传记与注疏合并而已,其书名并不能真正反映其实际内容和理论体系。朱子在《仪礼经传通解》中实际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七礼体系,即“通礼”体系,包括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其实质是与《大学》修齐治平的修养阶梯打通,更加切于以“礼”新民、导民化俗;其通礼思想至少包括会通三《礼》、会通古今、士庶通用、义理与度数并重等四点内容,深得孔子“时为大”的中庸思想。

经世思潮与经学总结背景下的胡培翚《仪礼》学

胡培翚《仪礼》学研究与清代嘉道年间的社会状况、经学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基于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兴起,以及对《仪礼》研究进行学术总结的历史使命,胡培翚选择《仪礼》作为治学对象,希望通过对《仪礼》的疏解实现以礼经世之目的。胡培翚对《仪礼》学研究进行了集大成式的学术总结,在总结过程中勤于搜罗各种文献资料,善存秘逸。胡培翚针对历代《仪礼》学研究中所出现的讹误、偏蔽进行了学术纠偏,他不持门户之见,主张汉宋兼采,考订了《仪礼》文字之误及前人研究之失,统一了《仪礼》经说,实现了论归一定。胡培翚《仪礼》学研究在学术史、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古代《仪礼》学研究画上了一个较为完美的句号。

从几种动词现象看《仪礼》的语言特点

《仪礼》是内容比较独特的一部先秦典籍,本文通过全面调查梳理,总结了《仪礼》动词较有特征的几个方面:一是高频动词出现频次之高非常明显,二是同义动词丰富,三是保留了一些动词的本义用法,四是保留了一些少见或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动词或动词义。通过与其他上古文献的比较,可知《仪礼》动词一方面保持了与其他文献动词的一致性(核心词相同),但另一方面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承古性特点,即保留古语词或词义较其他文献突出。据此可推测,《仪礼》因为记载内容的独特性,其中保留了一些延自更早时期的内容和词语。

“興起廢墜”與“制作之助”——論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的性質及編修原則

朱子認爲三代以上的教化方式是德位合一的君師設立的禮樂制度,至於周衰,孔子有德無位,無法制作禮樂,於是轉而以整理經典的方式總結三代文明。這種總結既包括禮制實録,也包括禮義推演。《儀禮經傳通解》的編修正是對孔子整理工作的繼承,包括“興起廢墜”與“制作之助”兩方面的内容。前者指的是通過經典整理進行古禮復原,恢復三代禮樂制度的原貌,並在此基礎上附以傳文來揭明禮制背後的禮義;後者指的是以禮義爲基準,以三代禮樂爲參照,經由考索義理、損益三代禮樂來創立符合本朝的禮樂制度。

周代《仪礼》大射之“乐悬”述略

《仪礼》是研究周代礼乐重要的礼典文献,“乐悬”作为礼乐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其中也颇有涉足。本文以“乐悬”为研究对象,首先对《仪礼》大射“乐悬”中的使用情况进行梳理,进而探讨《仪礼》大射“乐悬”的特点。

《仪礼》“以履为屦”说辨正——由于语料讹误导致的例证失效

文章综合运用语言学、校勘学、文献学的方法,考察和辨析了阮刻本《仪礼注疏·士冠礼》之“繐履”实为“繐屦”之误,《仪礼》无“以履为屦”的现象。这一个案表明,常用词由于字面普通,其发生讹误或窜改的情况极具隐蔽性。因此,从事汉语史研究时,应特别注意避免由于语料讹误导致例证失效的情况。

论《丧服》《服传》的成书时代与古今文性质——兼说武威汉简《仪礼》的属性

没有足够证据将《服传》的成书时代断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即如沈文倬所说《服传》在战国时代已经成书,至汉景帝、武帝之间才转写成隶书。《服传》成书大概在西汉初至汉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阁会议之间,之后一直单篇流传,其经传合编的时代要晚到东汉末期马融、郑玄的时代,而且即使当时注家将经传合编,也仍视《服传》为《仪礼》的记传,因此并未对其古今异文作注。

死生之间:灾害与仪礼--以5·12汶川大地震灾后为例

在灾后重建非常成功的“汶川经验”背后,灾害导致的巨大数量人员的遇难给灾区共同体社会所带来的精神性、心理性创伤仍需要时间来加以抚平,诸多仪式依旧维系着生者与死者的原有的社会性关系。在实际经验中,因遇难者遗体的集中埋葬、遇难地就地封存,使得原有的可以借助墓地、墓碑完成的生者与死者的对话关系无法成立,因此地域共同体社会中遇难者的非宗教性的悼念、追思等仪式得以强化。在此背景下,对遇难者的种种纪念仪式的再探讨也就变得十分重要。

论赵树理小说的人生仪礼书写

赵树理的小说乡土气息浓郁,蕴含着丰富的民俗资源。作家能够深入民间话语系统,在讲述农民故事的同时,呈现了与农民一生息息相关的人生仪礼,主要涉及人生仪礼中的婚礼和葬礼。赵树理小说中的婚礼描写展现了封建婚姻对人的毒害和进步女性追求婚姻自由、勇敢抗争的两个面向,表现了婚礼中新思想与旧思想的激烈对抗;葬礼描写展现了在丧礼费用和高利贷盘剥下农民的惨状,并呈现了一场特殊葬礼的民俗价值。在时代潮流、社会变革、乡村社区的背景下,婚礼和葬礼犹如两个相对稳定的横截面,沉淀着民众世代传承的情绪,也凸显出要求变革的现代精神。

《儀禮》所見暫時性任務——兼評胡匡衷《儀禮釋官》

《儀禮》所見人物活動,或有其固定性、經常性職務,亦有僅具暫時性任務者。所謂暫時性任務,其身分非屬職官,其任務時間不長,當任務結束,身分隨即消失,故謂之暫時性任務。此類任務《儀禮》所見非少,本文選取十要項述之,以見其餘。藉此可知胡匡衷《儀禮釋官》一書,對職官之認定、稱謂與分類,處理未甚妥切,有待商討。蓋《儀禮》禮典常見公私交錯,且兼有固定性職守與暫時性任務,倘讀者有此認知,允爲得體。

《永樂大典》引《儀禮》考實——兼論《大典》編纂來源的複雜性

《永樂大典》所引《儀禮》經、注、疏與原文頗有差異,並非原本。《大典》“喪”字下《國恤》所引全部《儀禮》及部分《周禮》《禮記》出於北宋本《通典·喪制》之“周制”部分,《國恤》所引大部分《周禮》《禮記》及全部《尚書》《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則出於元西湖書院本《文獻通考》。《國恤》儀節架構亦是據《通典》《通考》二書拼合而來。《大典》韻字下“總叙”所引《儀禮》出於宋紹興本《藝文類聚》、元延祐本《六書故》等類書、字書。《大典》其餘條目所引《儀禮》經、注、疏則全出於宋南康道院本《儀禮經傳通解正續編》。《通典》《通考》《通解》等書引《儀禮》時普遍作了删節改寫,甚至混入《禮記》《國語》等他書内容,導致《大典》所引《儀禮》殊失本真。《大典》在編纂禮制、文字等專門内容時,很可能大規模轉引前代所編分類精細的禮書、政書、類書、字書,這正是《大典》得以速成的主要原因。在利用《大典》引文1校典籍或使用前人《大典》1本時,應充分注意《大典》編纂來源的複雜性。

《故训汇纂》所引郑玄《仪礼注》语词训释资料编校疏失考

宗福邦等先生主持编纂的《故训汇纂》是汇辑先秦至晚清古籍文献中故训资料的大型语文工具书,对于传统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由于所涉典籍资料浩繁,整理过程中难免会有疏失。我们在使用《故训汇纂》过程中发现所收郑玄《仪礼注》语词训释方面存在一些疏失情况,约有漏收、脱文、衍文、讹文等四大类共十五个方面。本文整理出来,以供辞典使用者或辞典的修订参考。

论武威汉简《仪礼》分节符号背后的经学内涵

划分仪节是解读《仪礼》的重要方法,武威汉简《仪礼》中遍布各类符号530个,其中大部分符号的作用是划分《仪礼》仪节。汉简《服传》甲本、乙本各类符号位置几乎完全一致,说明汉简符号承载的《仪礼》分节体系是西汉《仪礼》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为通行。而汉简通行分节号亦见于东汉熹平石经《仪礼》残石,进一步证明分节是两汉通行的《仪礼》读法。汉简分节与贾公彦、朱熹等后世学者多有共识,但其精细程度远超后人,且较后人更重视等级、礼成、正变等核心礼学要素,反映出西汉经师对《仪礼》用功之深、琢磨之细,从此亦可窥见汉儒重视章句的学风、独特的礼学理念及一时《仪礼》学之盛。当然,汉简分节粗疏之处亦多,其体系性、准确性仍有不及后世经解之处。

篆文本《仪礼》的编刻出版与经学史意义

明嘉靖四至六年陈凤梧刻篆字白文本《六经》,内含《仪礼》。该本是以源出宋椠的元十行本《仪礼图》附刻之《仪礼》白文本为底本,又据大徐本《说文》及石鼓文、秦刻石中的篆形转写篆字、上板刊刻而成。陈本新增讹误不多,文本质量在明代《仪礼》诸本中可称一流,惜篆字写刻略显粗疏。陈本《仪礼》抽取《礼记》“逸经”附于《仪礼》之末,且整套《六经》中无《礼记》而有《仪礼》,表达了陈凤梧对唐宋以来“弃经任传”学风的反对,并希望藉助《仪礼》所承载的文武之道辅翼当世治化,这一思想与朱熹一脉相承。清康熙末年武英殿奉敕编刻了一套写刻俱精的篆字白文本《六经四书》,其中六经部分经目、结构与陈本相同,亦延续了陈本尊经抑传、返本溯源之意,其《仪礼》经文以陈本为底本,但误据李元阳本或其衍生本新增了不少讹误,文本质量不如陈本。就《仪礼》而论,篆文本经书具有独特的文献、学术价值,不宜偏废。

武英殿本《仪礼注疏》(附考证)校勘得失析论

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是历史上唯一的经、注、疏及音义四者俱备的《十三经注疏》官方刻本,其中殿本《仪礼注疏》以监本为底本,审慎参校,校正了监本中诸多舛误。武英殿本《仪礼注疏》于各卷后皆附《考证》。《考证》是广义的校勘记,具有文本校勘和文义考订的双重性质,开《四库全书考证》之先河。其校勘成果对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和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等均有较大影响。

鳌头独占,还是三峰并峙?——对清代周礼学、仪礼学与礼记学的两项文献计量学分析

学术界普遍认为经学是清代学术中成就最高的分支,而礼学是清代经学中成就最高的分支。一些学者认为仪礼学在清代礼学中独占鳌头,但对此问题的探讨比较粗疏,不够深入。文献计量学方法有助于此问题的探讨。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礼类六分法的基础上辨析相关概念,设定成就高低等于影响力大小,可以建立两个影响力指数模型:一、基于《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的清代周礼学、仪礼学与礼记学影响力指数模型;二、基于《中国古籍总目·经部》的清代周礼学、仪礼学与礼记学影响力指数模型。两项文献计量学分析都显示清代周礼学、仪礼学与礼记学影响力指数很接近,都表明清代周礼学、仪礼学与礼记学并没有呈现出某一分支鳌头独占的局面,而是呈现出三峰并峙的局面。

黄丕烈影宋抄单疏本《仪礼》价值发覆——兼论汪士钟影宋刻本之缺憾

国图藏黄丕烈影宋抄本《仪礼》抄成于乾隆末嘉庆初,版式、行款、文字一遵原本之旧,新增抄录之误不多,又以“脱简”“缺文”“断烂”“过书”四种红印钤盖于书中各处,辅以朱笔标示,完美展现了底本裂版、烂边、漫漶、墨丁、缺叶、补板、局部剜改之处,是一部存真程度极高的影宋抄本。国图还藏有一部陈揆旧藏残存七卷的影宋抄单疏本,系黄丕烈自其影宋抄本录副而来,但录副时体例不严,体现宋本信息不如原本丰富,还有新增讹误及误改之处,版本价值有限。汪士钟影刻本据天一阁藏顾校本大规模校补宋单疏本所缺文字,且不出校记,严重影响了该本的存真程度。但汪士钟本校改审慎、精准,正确率极高,其文本质量已经大幅超越了漫漶严重的宋刻本。今读《仪礼疏》,若意在版刻,则当以黄丕烈影抄本为据;若意在文本,则宜以汪士钟影刻本为准。

《儀禮》新疏尚待完善——《儀禮正義》點校本前言

余自而立之年以來,始終潛心於以《儀禮》(或稱作《禮經》)爲中心的先秦禮制和禮學的研究,由以主要探討周族統治者之禮樂活動所呈現的兩周文明。《儀禮》這部禮書,乃是記録西周所舉行的各種禮典,記録其禮物、禮儀以及所表達的禮義的文字書本。曹師叔彦公元弼先生命熟讀舊疏爲治經治禮之入門,故對賈公彦《儀禮疏》等歷代舊疏曾一再研讀,其後亦閲讀胡培翬《儀禮正義》作爲研究禮經之一途。該書可謂群經之清代諸新疏中的上乘之作,是《儀禮》經注的諸多疏解、評述之集大成者。然而,《儀禮》藴義深厚、涵容豐富,即便如卷帙浩繁的胡氏《正義》也難以疏解得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