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价值观外交与现实利益的平衡:以欧盟为例

价值观外交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一种重要的外交形式和手段。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以价值观为特征的外交现象在国际交往中频频出现。欧盟是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集团,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和影响力越来越受到关注。价值观外交在欧盟对外关系中具有显著特征,欧盟追求在广泛的世界关系中秉持和推广其核心价值观,也彰显了欧盟独特的行为体特征。当前,国际政治力量对比正在重组、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外政策影响力、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的关系等问题越来越引发学界关注和讨论。本文试图以欧盟价值外交为典型案例,论述对外价值观目标与现实利益的关系,剖析价值观外交的本质。

俄罗斯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评析

基于对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反思以及对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的反动,以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反自由主义和反西方主义为思想内核的保守主义在普京执政之后日趋成型并逐渐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近年的外交实践中,俄罗斯充分运用保守主义理念,利用文化、宗教、种族、身份政治等工具,谋求为其内外政策获取更广泛国际支持。俄罗斯通过推行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一度成为国际保守主义力量的中心,获得了相应的国际号召力和影响力,并为其推行对外政策创造了一定空间。然而,俄罗斯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既弥漫着根深蒂固的弥赛亚意识,也隐藏着机会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底色,特别是其“以虚拟的文化疆域代替实际的主权疆域”的认知与行动同其倡导的尊重国家主权的高调宣示背道而驰。随着俄罗斯对外行为的激进性日益凸显,其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在国际上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反弹。

价值观外交与国际政治伦理冲突

作为国际政治伦理载体的价值观外交是一种外交方式,也是一种国际政治现象。在国际政治演进过程中,全部的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行为无一不是价值判断与道德选择。价值观外交源自国际社会自身的规范性价值体系,根植于西方社会的人文理念与宗教价值之中,构建于其国内政治生态与国民伦理认同的基础之上,具有集利益负载和价值负载于一身的特征。国际政治伦理冲突源自对主权原则之于维系国际秩序的重要性的伦理认知差异、多元化的国际政治伦理主体在道德发展水平上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政治伦理共识的有限性。从国际政治伦理冲突的目的、过程与结果来看,价值观外交折射出三个层面的国际政治伦理冲突———权利伦理冲突、行为伦理冲突和责任伦理冲突。

冷战后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与中国

近年来,日本外交迅速向“价值本位”倾斜,宣扬“人类普遍价值”和日本价值观的“价值观外交”成为其新特点之一。日本外交的新变化,反映出日本对国际关系中“软权力”的重视。为了推行“价值观外交”,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外宣”工作。日本外交正在迎来对外宣传的转折点。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有明显针对中国的一面,日本试图以此牵制中国,进而主导未来亚洲的发展格局。今后日本与中国在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时,在形象和观念领域难免会有竞争。

“价值观外交”:德国新政府的外交基轴?

德国新政府提出的“价值观外交”是对默克尔政府开启的“价值观外交”的延续和继承,是作为后现代和后民族国家的德国成功转化身份的必然结果。德国国内政治生态、国际秩序变革和默克尔时期“价值观外交”实践的正向激励,都会促进德国新政府加速推进德式“价值观外交”。但德国的“价值观外交”不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外交”,它给中德关系发展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未来针对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中的“价值观外交”,中国应在坚持“红线”的基础上,注重从积极面入手,明确双方在多边主义规则和制度方面的共同点,争取相互合作以塑造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

日本对缅甸的“价值观外交”及其与民盟政府关系初探

自安倍晋三再次担任首相以来,日本将缅甸纳入其"价值观外交"体系,迅速恢复对缅关系,全力支持缅甸2015大选和民族和解进程。在对缅甸推行"价值观外交"的过程中,安倍政府坚持建设性干预、重视对话、全方位合作、顾及美国和渐进主义等五项原则。在民盟政府上台之后,安倍政府试图以三大支柱为中心加强对缅援助,帮助缅甸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建设经济特区,推动日本企业扩大对缅投资,以夯实民盟政府的执政基础,同时也与巩发党、军方和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等势力展开全方位合作,以密切两国的全方位合作关系,以便最终将缅甸纳入其"自由与繁荣之弧"。

从“价值观外交”到“积极的亚洲外交”--日本安倍、福田内阁亚洲外交的比较分析

安倍内阁推行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提高国际作用,因其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而受挫;福田内阁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的亚洲外交",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安倍、福田亚洲外交的变化,反映了日本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曲折演进,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要求提高外交自主性,却不能忽视美国的影响;重视同亚洲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华认识和对华关系开始出现历史性转折;对华外交的两面性将交替反映并可能牵动中美日关系的调整。

评析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

德国总理默克尔上任以来推行注重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外交",把维护"人权"和推广西式民主、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作为德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对施罗德时期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默克尔以回归保守主义为主要特点的外交政策对德国的对外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论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及其实质

美国价值观外交在西方已然形成的价值观外交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般力量,价值观外交自身的局限性却从未消除美国政府对其的青睐。究其原因,价值观外交根植于美国社会的人文理念与宗教价值情结,构建于国内政治生态和国民伦理认同的基础之上,具有集战略利益与价值利益于一身的特征。其实质是将贴有美式标签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全球的普世价值伦理,稳固和拓展美国单级独霸的国际地位,实现美国的国际战略利益。

人权外交的新版本-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

统一后的德国有意超越其中等国家的国际地位,希望在打造国际政治秩序方面发挥更多的影响力。为了在世界舞台上赢得尊重,并且扩大自己的外交活动空间,提升国家的影响力和声望,德国赋予人权外交重要的地位。近年来人们对德国红绿联盟的人权外交研究颇多,对默克尔价值观外交的评论也散见于各种报章媒体,但把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放在人权外交的大框架内进行分析的研究还做得比较少。本文在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对人权外交新版本———默克尔价值观外交做一些探讨,希望能够对人权外交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便我们在同西方国家交往中做到"知己知彼",取得主动。

略论安倍政权“价值观外交”的内涵

"价值观外交"是安倍内阁基本的外交路线,也是"有主张外交"的具体内容。对中国而言,安倍"价值观外交"是孤立、围堵中国的一个外交策略。从日美外交来看,"有主张外交"是打着价值观的幌子,旨在夸大日本在亚洲和世界的影响,试图突破长期以来过于依赖美国,在外交上缺乏自主性的困局。

重拾“价值观外交”的日本与湄公河地区合作

日本历来重视参与湄公河地区合作,现已成为湄公河地区最大的援助国和投资国。在美国"重返亚太"并实施"战略再平衡"的大背景下,日本重拾价值观外交,更与美国展开密切协调,加大了参与湄公河地区合作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这对GMS五国的外交政策的选择产生了影响,对中国与GMS五国的合作形成了挑战。对此,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与GMS五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安倍政权右倾化 日本“价值观外交”的虚伪性

日本的右倾化政策与安倍标榜的价值观恰恰是背道而驰的，所以。

麻生太郎的“价值观外交”迷误

麻生太郎曾三次参与首相竞选,分别败给小泉、安倍和福田。2008年9月24日麻生太郎终于如愿以偿成为第59位日本首相。

从巴厘岛民主论坛看日本对东南亚的价值观外交

2008年以来印尼陆续举办了6届巴厘岛民主论坛,该论坛是亚洲国家外长和知名人士的年度高级别论坛,旨在促进和平与民主方面的区域和国际合作。历届论坛都有日本领导人积极活跃的身影,这与日本对东南亚的价值观外交政策有密切关系。日本试图借助巴厘民主论坛,增强在东南亚国家的存在及影响,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多数东南亚国家并不愿意卷入中日双方在政治领域中的角逐,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也让东南亚国家感到不安,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在东南亚并不受欢迎。

安倍晋三价值观外交的困境

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重新推动"价值观外交",以求在多个层面谋取国家利益。虽然他表面上强调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等基本价值,但其理念与实践却有着浓烈的火药味和不切实际的幻想,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境:意识形态斗争的缺陷,区域外交政策的矛盾和全球外交定位的悖论,所以其价值观外交将不得人心,且不可能成功。

话语权视角下日本价值观外交

价值观外交实质是一种话语权构建。文章依据"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话语实践—话语认同"的话语权生成逻辑,分析了日本价值观外交的话语权塑造过程:借助"民主和平论"和"中国威胁论",多元的话语主体提出了丰富的话语内容,通过大众传媒等渠道,辅以经济援助、政策运筹等策略,获得了话语认同。借助这一分析,中国能够在应对价值观外交、摆脱话语权缺失困境以及参与国际话语权竞争等方面得到启示。

如何化解西方价值观外交中的“词汇陷阱”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将中美关系定性为“21世纪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并在世界范围内开启了“价值观外交”。我方若不能跳出“民主与专制”“人权与压迫”“自由与奴役”等话语二元对立的窠臼,在国际舆论交锋中将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国际形象将难以避免被污名化。为此,应以我国的“包容”“团结”“和平”“进步”“康复”“秩序”“活力”“希望”,对冲美国的“排斥”“分裂”“暴力”“退步”“疾病”“失序”“焦虑”“停滞”;通过使用人类普遍认可的美好词汇,引导世界各国民众与时俱进,重新认知现在的美国与中国。

美国价值观外交背后的霸权主义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当今时代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仍然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和挑战。美国为了捍卫自己的霸权地位不惜的在世界各个地区进行价值观外交。文章就美国价值观外交背后的霸权主义的一些表现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面对着迅速崛起的中国，美国也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霸权措施，因此文章也阐述了中国应对美国霸权行径的措施。

尹锡悦政府“价值观外交”评析与展望

尹锡悦政府执政后,一改韩国在后冷战时代平衡外交的战略惯性,在对外政策上推行“价值观外交”,通过强调共享“普遍价值”,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改善韩日关系,推进与“志同道合”国家合作。这一外交基调的转变是体系压力、国内政治以及对外战略谋划多个层面上的因素互动的结果。体系层面,美国的对华战略牵引、朝鲜的军事威胁增加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外溢效应对韩国外交政策形成压力。国内政治层面,尹锡悦的对外战略认知及保守派政府的执政倾向对外交政策基调的转变发挥直接作用。对外战略层面,尹锡悦政府把“全球枢纽国家”作为对外战略目标,因而试图以价值观为纽带扩大韩国地区影响力。尹锡悦政府的“价值观外交”实质上是以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为抓手,加强与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其内核是保守派政府和政党保守化的政策倾向,并且在实践中存在不符合“价值观外交”标准的外交行动。“价值观外交”不利于韩国外交自主性的提高,激化了朝鲜半岛南北对立的局势,加剧了东北亚地区阵营化趋势。同时,受到美韩利益分歧、经济利益诉求、国内政治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价值观外交”在未来执行过程中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