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意愿能否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以沈阳市先进制造企业为例

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创新。以沈阳市925家先进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创新源头(创新意愿)、中介作用(创新动力)、行为结果(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意愿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对企业创新意愿与创新绩效具有调节作用;企业创新意愿对创新动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对创新动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动力在企业创新意愿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从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创新环境三个角度分别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的创新链条的源头是创新意愿;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更灵活,国有企业的创新调节效应更显著;中小型企业的生存是第一位,不适合进行大规模创新活动;良好的创新环境对高水平创新能力的企业具有加持作用。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识别——基于扎根理论编码的探索性研究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目前许多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失败,不仅影响了企业创新创造活力的发挥,而且还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及经济社会的发展。针对学界关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研究较少的现状,遵循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步骤,对中国10家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研发部长、事业部首席执行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结合有关公开披露信息、新闻报道、期刊文献等二手资料收集,构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模型,包括4个主范畴以及对应的10个子范畴。结果发现:吸收能力(获取与消化外部知识、转化与应用外部知识、研发投入)、组织间信任、网络嵌入性(关系嵌入、网络中心性)和环境冗余度(基础设施支撑性、配套商可得性、人才支撑、政策支持)这4个主范畴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均存在显著影响,但对系统影响的作用方式和路径不同,其中吸收能力是内驱因素,组织间信任是微观情境因素,网络嵌入性是中观情境因素,环境冗余度是宏观情境因素。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分别得出对政府和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在提高环境冗余度、营造信任文化环境、搭建信息资源共享战略平台和充分重视外部知识对现有知识的有用性、坚持创新生态系统思维等方面的启示。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作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正在引发知识扩散方式和企业创新模式的深刻变革。利用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专利数量和被引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整体看,数字经济促进了企业创新;分行业看,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差异明显,对高技术制造业及技术型服务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低技术制造业及其他行业的影响较弱甚至有负向影响。数字经济影响创新过程中,企业创新积累发挥重要作用,较之高积累和低积累企业,数字经济对中等创新积累企业创新增长的提升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溢出是数字经济影响创新的重要机制,并且流向竞争对手的知识溢出同样有利于企业创新,但其溢出份额对创新的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最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发现数字经济的创新效应面临下行压力,而企业数据管理能力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红利,促进其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

数字化转型、平台化变革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技术—组织—创新”范式的分析

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球创新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加快数字化转型和平台化变革,塑造多元互动和整体进化的创新生态系统,是增强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在传统技术经济范式中引入数字要素和平台理念,构建“技术—组织—创新”理论框架,分析数字化转型促进组织平台化变革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4—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平台化变革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普遍的促进作用,并且对数字化水平更高和股权集中度更高的企业效果更显著;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组织的平台化变革,基于数字平台形成创新生态系统进而增强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数字化对企业平台化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互联互通实现,这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发挥作用的两个重要维度。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平台化变革,充分发挥数字平台的创新基础设施作用,能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同行“双碳”政策感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科技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如何充分调动企业科技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则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运用文本计量方法测算上市公司的同行“双碳”政策感知,定量分析同行“双碳”政策感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对这种溢出效应机制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同行的“双碳”政策感知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研发强度、专利申请量和专利获取量;该创新促进效应的重要渠道是“双碳”政策感知在行业与企业间的传递;外部环境、企业性质和行业特征是该创新促进效应的重要调节变量。本文研究结果验证了凝聚绿色低碳转型的行业共识,可以充分调动企业科技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并指出激励政策和给予特殊行业补贴的策略至关重要。

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链:作用机理及经济后果

本文将企业创新链分为投入端、产出端和收益端,以2010—2022年新三板企业数据为样本,采用PSM-DID模型研究风险投资(VC)驱动企业创新链的作用机理及其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VC介入能够促进企业创新链各端发展。机制分析发现,VC通过在企业创新链投入端的引智功能促进其产出端的提升,进而推动其收益端的增长;VC的引资功能则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VC引资能够促进其产出端和收益端增长,而在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存在渠道阻塞。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VC介入与企业创新链发展中呈现调节效应。经济后果的分析表明,VC通过驱动企业创新链的发展,推动企业实现“登陆新三板—上市至北京证券交易所—转板至沪深交易所”的发展路径。本文研究对于推动企业科技与资本的结合,助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优化创新链与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3——指标体系、量表开发与态势分析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数字技术、低碳技术、生物技术等不断涌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既要加强科技创新驱动力,又要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研究企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企业创新发展现状对掌握全球前沿科技领域创新发展态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武汉大学(武汉)数据智能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研制并首次发布“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3”(Global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dex,GEII 2023),报告基于客观数据和量化方法,系统刻画了当今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发展格局。报告共分为指标篇、总体篇、行业篇3个篇章,受版面限制,本刊以特稿方式刊发该报告指标篇、总体篇,以为相关研究及决策咨询提供参考。

激励差异、行权约束与企业创新——来自医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证据

医药企业创新活动具有研发经费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率高、周期长的特点,医药企业如何开展创新激励成为提高其创新绩效的关键问题。使用2009—2022年医药类上市公司的数据探究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进行检验,并从激励契约条款的微观视角,就股权激励差异、行权有效期、行权业绩考核条件等激励契约条款的设计差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适当扩大股权激励差异有利于调动企业成员的竞争积极性,增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激励契约条款中,行权有效期设置越长,越能够对管理层和核心员工形成持续性激励和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行权业绩考核设置越严格,管理层盈余管理和规避风险的动机越强,进而抑制企业创新。

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逐渐接近技术创新的前沿,技术追赶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文章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传递机制和情境条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表现出“双重利好”效应,将同时提高被支持行业中企业的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传递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程度、提高政府补贴力度、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带来更多分析师关注等中介因素驱动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情境条件分析发现,产品竞争市场治理、新闻媒体治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和高管团队研发经验会加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正向影响且该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非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负向影响且该效应不具有持续性。研究揭示了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为客观评估中国产业政策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微观依据。

数字化转型、社会资本和企业创新绩效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迭代,如何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企业层级创新跃升推动产业升级成为业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将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基于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采用文本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研究并检验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具体影响机制为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获得更多社会资本存量(地区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在社会资本3个子维度中,企业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最强,地区社会资本次之,个人社会资本最弱;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在国企和高新技术企业中表现更突出。

数字化转型维度与“专精特新”企业创新

在数字中国建设的宏观背景下,探究“专精特新”企业如何通过有效的数字化转型实现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且紧迫的现实意义。文章利用2012—2021年A股“专精特新”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及其中的底层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实践应用、现代信息系统维度对“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精特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尤其在底层数字技术和数字技术实践应用方面,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且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专精特新”企业面临一定的融资约束时,有助于发挥数字技术实践应用和现代信息系统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研究对“专精特新”企业有针对性地推进数字化转型、改善公司治理、提升创新绩效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知识获取视阈下创业学习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新创企业需要弥补“新生弱”缺陷,在动态环境下选择适当的创业学习模式、获取创业知识,促进企业持续创新和成长。基于创业学习理论,利用288份新创企业调研问卷,构建有调节的双中介理论模型,研究创业学习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探究创业知识的中介作用,同时,引入环境动态性作为创业学习影响创业知识获取的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①创业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加入创业知识后,其在创业认知学习、创业实践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均具有完全中介作用;②创业认知学习与实践学习对创业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均具有促进作用,而创业认知学习的正向影响更大;③环境动态性在创业认知学习与创业显性知识间具有负向调节效应,而在创业实践学习与创业显性知识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结论启示,新创企业要善于结合外部环境并选择有效的创业学习方式,促进创业知识获取并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智能制造对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基于制造业服务化的调节效应

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是实施制造强国的重点任务,深度探究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创新效率问题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基于2013—2019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实证考察智能制造对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并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制造对我国制造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U型影响效应,主要影响机制是通过降低内部组织成本、减少企业内部融资两个途径提升制造企业创新效率。通过非线性影响的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智能制造与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越高,智能制造前期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就越弱。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大规模或实施策略性创新的企业中智能制造与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U型影响关系较显著。为此,企业应系统应对智能制造应用过程中不同阶段对企业创新驱动的作用效应,充分发挥服务化转型对推动智能制造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要根据自身规模和创新方式等选择适宜的智能制造推进路径。同时,应充分发挥政府对智能制造的协调、支持作用。

地方债务水平如何影响企业区位选择?——基于企业创新与政府信用双重视角分析

地方债务水平不仅关系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同时也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基于企业创新与政府信用双重视角,使用中国284个地级市2013—2022年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识别了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企业创新和政府信用在该影响机制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对不同地区、不同财政自给率水平的城市以及不同类型债务结构来说,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以上结果在进行调整解释变量、变更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标准、门槛效应检验等一系列检验后保持稳健。笔者据此提出转变城市发展思维,构建新型政府与企业关系等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来自金融资产配置视角的再审视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可为创新发展提供新动能。企业作为微观创新主体,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金融资产配置视角,以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框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限效应模型进行一系列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机制中,融资约束发挥重要中介作用;金融化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效应,正向调节融资约束在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机制中的中介作用。通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驱动机制,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打造数字驱动创新生态提供实践启示。

MD&A语调、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以及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MD&A语调、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MD&A语调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融资约束是MD&A语调影响企业创新的一条中介路径,即MD&A语调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对上述中介路径的前后路径均具有调节作用,并且企业成长机会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均会促进MD&A语调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MD&A语调中蕴含的增量信息能够发挥改善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进而对企业融资和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研究为合理利用语调信息、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数字金融能否改善企业创新效率?

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是积极稳妥发展数字金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重要落脚点。依据创新价值链理论理解企业创新效率,结合数字金融的金融属性与科技属性,阐释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机理,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市数字金融百度新闻指数与三阶段链式网络DEA模型测算的企业创新效率数据,实证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意转化、知识凝结和成果实现三阶段创新效率提升,这主要是源于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代理成本降低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在金融基础积累充足、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与高新技术行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相关研究结论对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演化机制:理论框架与未来研究

协同演化是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本质,是推动创新持续发展的系统力量。现有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研究基本停留在现象分析层面,对其背后的协同演化机制挖掘不足。通过检索国内外高质量期刊文献,梳理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主题,如创新生态系统及其协同演化内涵和特征、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与演化过程,以及多主体协同演化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演化机制研究框架,指明未来研究方向、方法、路径和关键情境。研究结果可为揭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演化机制提供多学科交叉理论基础,有助于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向纵深发展。

机构投资者持股、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

机构投资者是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力量。文章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在两者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和创新产出水平;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提升高管激励水平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使用Heckman两阶段法、更换变量衡量方式以及滞后两期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研究对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企业进一步完善治理机制,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ESG表现对制造业企业创新影响的统计检验

文章选取2015—2021年528家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企业异质性的调节效应,并进行了分位数回归,进一步考察了ESG表现对创新产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的提升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规模较大、资产净利率较低和拥有独立ESG报告的企业,ESG表现对创新产出和技术人员密集度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本身创新水平较低的企业提升ESG表现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大;较好的ESG表现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途径增加了创新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