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业”融合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全国投入产出数据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匹配得到的制造业企业样本,研究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以下简称“两业”)融合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两业”融合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加成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两业”融合通过促进企业投入要素升级、核心技术升级和产品功能升级三种渠道提升企业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两业”融合明显提升了位于东部地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制造业企业的加成率;拓展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强化了“两业”融合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促进作用,“两业”融合还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的离散度,优化了资源配置。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两业”融合如何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助推制造业“质效升级”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在M-O模型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数字化转型,深入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加成率的微观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取决于生产率、成本变化和竞争的净效应,综合来看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投入效应和竞争效应是重要的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中低生产率企业和中低融资约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加成率的负面影响更大;此外,出口倾向显著抑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加成率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发现对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进而更好地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有重要启示,一方面鼓励企业进行高质量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在推动高质量出口中的重要作用。

数字贸易规则、缔约经验与出口企业加成率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探讨数字贸易规则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愈发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TAPED数据库,实证检验了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企业加成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扩大进入出口市场的低生产率企业数量、提高企业出口成本及促进高生产率企业之间价格竞争等三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与拥有丰富数字贸易规则签署经验的经济体缔约,对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有积极作用;与数字贸易规则签署经验较欠缺的经济体缔约,则更有利于中国发挥在国际数字贸易治理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进而实现互利共赢。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在降低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同时显著提高了地区内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为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如何根据缔约对象的不同特征,精准选择谈判策略,进而推动中国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企业加成率与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

文章基于2012—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经济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促进效果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企业加成率间接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数字经济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即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其促进作用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

跨境外资并购影响企业加成率的多维结构、实现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

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企业间的跨境外资并购已成为其实现国际化发展和战略增长的主要方式之一。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从多个维度对企业微观主体发展质量和效益进行评估,但在众多的评估衡量指标中,企业加成率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指标之一。文章从跨境外资并购角度探讨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分别以不同的并购类型出发,总结出跨境外资并购影响企业加成率的补偿路径及技术转移路径,企业应从内部、外部环境出发搭配“组合拳”措施,实现加成率显著提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With the deepening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cross-border foreign capit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mong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in ways to achie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micro-subject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can be evaluated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but among the many evaluation and measurement indicators, the addition rate of enterprises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border foreig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nterprise addition rate, respectively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acquisitions, summarizes the cross-border foreig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ffect enterprise addition rate compensation path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path, enterprise fro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collocation “combination” measures, realize the addition rat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high quality.

“节能减排”政策、出口产品范围调整与企业加成率

基于匹配的201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中国海关企业及《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的企业-产品数据,从宏观-微观视角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了因果关系识别及渠道检验,结果发现“节能减排”政策对企业加成率会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同时控制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后仍然成立。在考虑了企业所在区域、企业所有制、企业生产率等异质性特征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运用双重差分等多种计量方法进行渠道检验的实证结果显示:“节能减排”政策对企业加成率的负向影响是通过引致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扩大这一传导渠道来实现的。“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会导致多产品出口企业向清洁型产品倾斜,并通过新增产品引起的固定成本上升和清洁要素需求上升引致投入价格上涨的双重叠加效应,降低企业加成率。

制度环境、技术创新与企业加成率——基于动态竞争视角的微观研究

在动态竞争框架内分析企业加成率对制度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固定效应分析,实证研究制度环境、技术创新与企业加成率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显示,总体上制度环境与企业加成率成倒“U”型关系,分组回归依旧稳健,但非资源类行业、中轻度污染行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加成率对制度环境的变化更敏感。对中介效应模型的总体回归和分样本检验,均表明技术创新在制度环境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中作为部分中介效果显著,但在资源类行业、重污染行业和非东部地区企业中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占比更大。故我国应加快缩小不同地区和行业间制度环境差距,继续深化科技体系改革,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集聚、企业加成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污染密集型产业样本的分析

利用2007—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以企业加成率作为中介变量深入考察了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显著推升了GTFP,而多样化集聚显著抑制了GTFP;衡量市场竞争度的企业加成率在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GTFP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均显著为正;企业加成率与GTFP负相关,表明市场竞争有利于GTFP提升。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以企业加成率作为门限变量时,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GTFP的影响分别存在双重门限和单一门限;在中西部地区,多样化集聚不利于GTFP提升、从而需要大力发展专业化集聚,在东部地区则相反。

我国出口服务化水平对企业加成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制造业出口企业为例

本文使用投入产出法测算了我国制造业出口行业总体服务化水平、投入服务化水平以及产出服务化水平,并使用DLW法测度企业加成率。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我国制造业出口服务化水平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且发展态势不佳;从投入上看,我国服务化先锋行业有从传统制造业向新兴制造业转变的趋势;从产出上看,所有行业在2000年—2014年间服务化水平均有下降趋势,但传统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整体较高;从企业加成率看,我国制造业主要出口行业企业加成率不高,仅有个别行业表现突出。在此基础上,通过计量经济学回归方法分析了出口服务化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产出服务化、企业内部治理情况的增强对企业加成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制造业服务化如何影响企业竞争优势——基于企业加成率视角的研究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企业加成率的测算构建计量模型,采用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结果显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加成率呈倒U型关系,中国当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总体上还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对企业加成率主要表现为正向效应;在改变估计方法、考虑潜在内生性问题、剔除关键变量极端值后进行估计,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成本降低是制造业服务化提高企业加成率的中介渠道。

房价上涨如何影响工业企业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将"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纳入同一框架解释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为:总体上,房价上涨显著降低了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分样本回归显示,民营、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东部地区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房价上涨的负向"加成率效应"较强;作用渠道检验证实中国工业企业在房价上涨时整体上"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不显著,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生产率显著下降,从价格和成本渠道分别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与房地产行业相关性和地区市场化指数显著影响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结论对"去库存"和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政策协调具有参考意义。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企业加成率——基于中国入世的准自然实验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近年来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基于1999—2013年的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对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显著提升我国企业加成能力,该结论在使用不同方法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使用三重差分法估计及在一般贸易方式下均显著成立。研究还发现,在企业出口环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减弱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边际成本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加成率提升;而在进口环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则主要通过增加中间品进口进而降低边际成本这一渠道提升企业加成率。研究结论对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重新解读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变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维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理论研究。

企业加成率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基于企业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视角

在疫情影响下,为实现对外贸易"稳中提质"的目标,外贸产业链和供应链全球地位和价值提升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因此,在出口企业加成率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企业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完善对企业加成率影响进行研究,并在企业层面进行实证验证,结果表明:拥有较高生产率、产品质量较高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加成率,且企业生产率越高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越大;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会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提高加成率对全球价值链所处地位的影响更大;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并出口到更多目的地市场。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由出口规模导向到高质量发展,继续进一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依据。

企业加成率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基于中国企业数据,本文测度了企业加成率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并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企业加成率对其DVAR的影响。在考虑了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加成率的提高,企业的DVAR也会相应提高。而进一步对不同企业类型的比较分析显示:加成率的提高对知识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非沿海区域内企业DVAR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大,对资本密集型企业、本土企业、沿海区域内企业DVAR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同时加成率的提高只会促进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DVAR的增加,并不会对加工贸易企业的DVAR产生显著影响。

异质性数字服务投入与制造业企业加成率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数字服务投入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进行影响机制分析以及异质性讨论。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服务投入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加成率;区分数字服务投入来源的结果显示,国内数字服务投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而过度依赖国外的数字服务投入将不利于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区分数字服务投入类型的结果显示,电信与IT和其他信息服务的投入显著提升了企业加成率;区分企业所在行业要素密集度的结果显示,国内数字服务投入对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创新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是数字服务投入影响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可能途径。本文为扩大数字服务部门开放,降低国外数字服务进入壁垒,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提升国际竞争力做了有益的探索。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

制造业总体的“大而不强”在企业层面的反映即为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较低,加快新质生产力培育是制造企业高端化和智能化转型的必经之路。结合2011—2019年IFR的工业机器人数据以及制造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代表——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表征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果,实证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制造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对于企业加成率的促进效应在沿海区域表现得更为明显,且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从工业机器人应用中获益更大。此外,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企业以及非国有控股的企业更易于从中获得加成率提升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企业市场势力促进的中间机制为“技术进步效应”和“成本效应”,并且发现了机器人应用在行业内和行业间存在着不同的技术扩散效应。研究从企业市场竞争优势打造的微观层面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培育之成效,为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

在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如何运用新技术来破解传统制造业出口所面临的“低加成率陷阱”,是促进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结合200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与世界工业机器人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探索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以及内在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出口企业加成率有显著提升作用,在调整样本选择性偏误、处理内生性等一系列稳健型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工业机器人应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出口产品价格、降低劳动力成本来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提升了大部分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尤其是对处于高老化程度区域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企业、非国有出口企业及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出口企业的加成率的提升幅度更大。因此,积极推动工业机器人的普及与应用,降低工业机器人应用成本,并针对不同产业与所有制企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政策,对提升中国制造出口转型升级、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式创新与中国企业加成率动态

本文将劳动力成本纳入扩展的Melitz-Ottaviano模型中,论证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加成率的动态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果显示:(1)企业平均工资提高会引起当期企业加成率下降;(2)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和西部企业的影响较大;(3)企业跨越一定门槛效应后,可以通过"工艺创新效应"和"质量升级效应"实现加成率动态提升;(4)行业技术水平和省份制度因素会影响企业创新行为。

人力资本匹配如何影响企业加成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在拓展M-O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匹配程度和匹配质量对企业加成率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利用中国城市统计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城市人力资本发展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呈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低质量耦合锁定趋势;“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度与企业加成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系统协调度与企业加成率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中间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耦合度产生的加成率效应主要通过“工资渠道”,而协调度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随着城市人力资本匹配质量提高,促进企业人力资本和研发创新协调投入会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匹配与行业技能密集度相协调、与行业技术水平相匹配、与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相结合、与企业自主升级行为区间互补,能让企业破除人力资本低质量耦合锁定而提高加成率。本文的结论对发挥人力资本质量外溢和技术进步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加成率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以中国加入WTO作为一次自然实验,本文采用倍差法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加成率的微观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成本加成定价能力,其影响程度在时间趋势上呈现"倒U形"的动态变化特征。我们在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地区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发现在制度越完善的地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越大。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品质量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高企业加成率的可能渠道。最后,行业加成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行业加成率的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的贡献较小;另外,资源再配置效应对行业加成率增长的贡献超过50%,而且它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加成率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丰富了贸易自由化与加成率的研究文献,同时对于客观评估中国加入WTO的微观成效和推进贸易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