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表现如何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经济新发展阶段下ESG是可持续导向下企业运营的重要理念。在绿色发展导向下,如何将企业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等多重责任嵌入到企业创新体系之中,驱动传统创新向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转型,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本文以2011年—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驱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分ESG表现各类维度,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均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环保投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3)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外部环境规制(环保补助与排污收费)与内部高管激励(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在ESG表现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在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外部环境规制与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具有外部的资源补偿效应、合法性倒逼效应以及内部激励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通过国际ISO14001环境认证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且经济效应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改善经济绩效。本研究为绿色发展导向下强化企业ESG理念,基于可持续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创新体系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最终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共生融合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ESG评级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驱动力,企业如何利用好ESG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当前热门话题。基于商道融绿首次公布上市公司ESG评级事件的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整体上看,ESG评级事件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性检验、内生性讨论以及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仍然成立。同时,ESG评级分值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但随着ESG评级分值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也有所削弱。通过异质性探究发现,ESG评级更能诱发污染行业和处于成长期、衰退期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位于环境规制较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的边际效应更大。从机制分析结果来看,ESG评级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管理层环保意识三条途径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拓展了ESG评级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在理论上为第三方评级机构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实践上为上市公司主动进行ESG评级、投资者利用ESG评级进行决策、政府部门完善ESG评级体系提供了经验依据。

数字金融的绿色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在新发展理念下,基于绿色导向与创新导向系统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风险水平以及增强企业治理水平的三重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高与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政府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企业要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通过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实现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了吗?

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生态文明发展新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动力,绿色信贷政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需要进行量化衡量,旨为绿色信贷政策更有效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作用机理、归纳近些年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典型事实后,基于2007~2019年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数据,以受政策支持的绿色企业为实验组,未受支持的非绿色企业为控制组,利用PSM-DID模型开展准自然实验,得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促进作用是通过信贷规模与融资成本两种渠道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且通过异质性分析分别细化了政策因企业区位、企业所有权、企业规模的促进作用程度差异;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有力保障,对于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2021年20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625家上市企业相关研究数据,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能够正向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人才资源集聚、政府治理水平和金融发展程度均能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非中心城市、初期创立阶段、强竞争力行业与高技术行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受金融生态环境的驱动效应更强。据此,可以通过打造金融生态产业集聚地、推动多主体金融生态服务落地、发挥企业绿色标杆引领作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区域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面对宏观环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时,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能否帮助企业发挥抵抗风险作用?能否将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文章探究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企业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分析表明,从外部融资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可以通过缩小信息不对称与减小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企业内部管理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能够通过增强企业战略积极性和提升绿色认知能力来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企业外部地区特征与内部自身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地区创新活力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对于非重污染、社会责任表现较差、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企业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政企互动关系发挥的作用发现,国有企业与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拥有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而政府环保补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充分。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企业需要充分把握市场信息与市场机遇,树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需要积极缩小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地区创新活力,针对不同地区与类型企业实施经济政策;政府应当完善经济政策平稳机制,积极引导企业正确认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给企业的机会与风险,发挥好政府调节作用,加快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发展。

碳交易政策、企业盈利波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碳交易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会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然后考虑企业内部因素——企业盈利波动性,采用总资产回报率的波动性作为衡量指标,分析企业盈利波动会对碳交易政策的正向激励发生削弱还是促进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的盈利波动程度越大,碳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就越弱,即会削弱政策的刺激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碳交易政策在大规模企业和高成长力企业中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如何更大限度地发挥碳交易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对碳交易政策的完善与优化具有参考意义。

辽宁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现行机制及效果分析

“绿色”与“创新”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强调要协调、绿色发展。绿色技术创新正是融合了这两大发展理念,倡导回归绿色文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辽宁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现行机制主要有:不断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合理运用各类支持手段,引育人才政策不断完善等。同时,辽宁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包括绿色科技企业的数量逐年增加,绿色科技企业质量稳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成果丰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改善效应明显等。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论文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实证检验各生命周期阶段下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地,对于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来说,数字金融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程度存在差异;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创新质量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助力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从异质性分析结果来看,由于企业产权性质、所处行业类型的不同,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社会信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微观证据的研究

作为一种隐性的非正式制度,社会信任对于推动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开展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立足微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考察社会信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社会信任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资源供给与内部可持续导向能够强化社会信任驱动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价值,产生内外赋能效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产权、中西部地区以及正式制度环境更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当前应着力深化社会信任环境与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信任的润滑剂效应,以改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环境。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既定的资源约束下,不同类型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战略意愿与动力明显不同,因此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深入剖析如何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动力成为重要研究议题。该研究以2013—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实证研究样本,考察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考虑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通过强化内部控制水平、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促进企业环保投入的三重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即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利益相关方价值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竞争强度更大行业和环保敏感度更高行业中,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4)进一步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且经济后果检验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最终提高企业财务绩效。该研究为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绿色价值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分类推进不同类型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实现我国“双碳”战略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文章利用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倒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从而加快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且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研究还发现,政策效应存在异质性,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更易受政策的积极影响,且更有助于绿色发明专利水平的提升;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良好的创新环境、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以及财政支持进一步正向调节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营商环境、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发展潜力,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发展。基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视角,采用2010~2021年省级层面营商环境指数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匹配,考察营商环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使用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会因绿色专利类别、企业产权、企业所属行业、企业所处地区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机制分析表明,营商环境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与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各地区应着力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降低制度性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以缓解融资约束,制定绿色发展激励措施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碳减排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选取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碳减排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三者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大规模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升碳减排约束强度,有效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据此,提出建立数智化创新研发机制,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打造绿色技术创新引擎;完善专业化绿色服务体系,增强碳减排约束力度等政策建议。

QFII持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如何走好新型工业化绿色创新发展道路已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发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成为重要选择。本文基于我国A股2010—2020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驱动效应,且QFII持股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两条路径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可在QFII持股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提升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开拓了新的激励机制,同时为我国QFII制度改革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区域金融发展能够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

文章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提高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是区域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强公司治理。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低行业竞争水平企业、董事会规模小的企业、外部董事人数少的企业,区域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强公司治理,来促进民营企业、高行业竞争水平企业、董事会规模大的企业、外部董事人数多的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知识产权保护、要素配置效率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选取我国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与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知识产权保护、要素配置效率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三者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可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这一结论经过稳定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继而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禀赋较强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鉴于此,政府部门及相关企业需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要素配置体制机制、动态调整绿色技术创新模式,以期为全面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新动能。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缓解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进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改善企业环境绩效,对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以及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以沪港通交易制度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PSM-DID方法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市场的开放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同时这种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企业的表现更为明显。进一步地,作用机制分析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够通过影响融资约束和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积极引进外资,优化投资结构,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充足资金支持的相关建议。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在共同机构所有权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削弱了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在较低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下、国有企业中,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对共同机构所有权的治理效应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同时对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持续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文章以2018-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ESG表现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可以正向调节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人力资本结构在ESG表现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