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研究的最新进展

学术界关于企业规模的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归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关于企业规模分布的,主要讨论企业增长、规模以及最终的分布形式。第二类是关于企业规模报酬的,主要讨论企业的规模与其盈利性之间的关系。第三类是关于企业规模决定的,主要讨论企业规模(边界)的影响因素。第四类是关于企业规模极限的,主要讨论企业规模最大能有多大。本文集中讨论这四类文献在理论和经验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家族所有权涉入与企业国际化--基于企业规模与国资参股的视角

家族所有权涉入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通常被认为是线性的。关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现有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基于中国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家族企业2013-2019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并结合门槛模型,探讨家族所有权涉入的不同阈值水平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家族所有权涉入与企业国际化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企业规模、国资参股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在这两种情境特征下家族所有权涉入对企业国际化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在2020-2022年的样本中,家族所有权涉入对企业国际化的积极影响有所减弱,这说明外部风险与极端环境会对家族企业的国际化策略具有明显影响。此外,不同经济区域的家族企业,其所有权涉入对国际化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为家族企业更好地面向国际化经营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企业规模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以2012—2021年188家中国A股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STATA16实证分析企业规模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与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企业所有权性质影响下,企业规模对新能源汽车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优于国有企业;相对于成长期企业,企业规模对成熟期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更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产融结合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机制——基于企业规模和内部控制的异质性影响

采用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9—2020年度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产融结合与双元创新投资的关系,考察产融结合影响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作用路径,并探讨企业规模和内部控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产融结合会抑制企业双元创新投资,且相较于开发式创新,其对探索式创新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2)产融结合会导致企业增加金融化投资,诱发其资本套利动机,从而抑制企业双元创新投资;(3)相较于开发式创新,企业规模和内部控制对产融结合与探索式创新投资的负向关系的约束作用更强。因此,企业应根据自身规模和发展需要,合理选择产融结合方式,丰富企业创新资源基础,有效提高创新意愿;政府也应优化外部金融环境,引导企业正确对待产融结合。

企业规模、市场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熊彼特假说的再考察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熊彼特假说视角,利用2011~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非线性促进作用,且边际效应递减;市场竞争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在某一市场竞争程度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达到峰值,超过这一阀值,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愿逐渐降低。异质性检验表明,若企业是国有企业或制造业企业,企业规模对数字化转型的推动效应具有稳定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规模与市场竞争的交互作用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此,本文提出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策建议。

企业规模、资本规模与工资决定——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大量证据表明,企业规模与工资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对于导致这种正向关系的原因莫衷一是。本文基于12个地市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抽样数据,对企业规模-工资效应及导致其存在的原因进行了验证。我们在整体样本层面发现了企业规模-工资效应的存在,且验证了资本规模是导致该效应的原因。但是,分所有制和分地区的子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对于外资企业和东部地区并不成立。

产业聚集与企业规模对我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

随着我国工业发展与能源消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有效提高工业能源效率成了未来我国发展中的重要工作。基于2011—2019年我国工业面板数据,利用Super-SBM模型对工业能源效率进行了评价,构建了Tobit模型和面板阈值模型,分别分析了产业聚集和企业规模对于工业能源效率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能源效率整体水平较低,且呈现下降的趋势;无论是产业聚集还是企业规模都可以有效促进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分区域来看,三大区域都可以通过工业产业聚集来促进能源效率的提升,但只有东部地区可以充分利用企业规模扩大所产生的优势来提高能源效率;产业聚集对于工业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单阈值效应,当聚集程度超过阈值,产业聚集对于工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可以得到进一步加强,企业规模对能源效率并没有明显的阈值效应。

中外刑事合规适用企业规模的差异与思考

刑事合规作为治理现代企业犯罪的有效手段,已经被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广泛应用并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合规制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近年来随着我国严格主义刑事政策的消解,宽缓主义刑事政策的兴起以及对营造优质营商环境的需求,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3月在上海、山东、江苏等六家基层检察院开展合规试点;2021年4月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十个省份27个市级检察院、165个基层检察院。刑事合规也逐渐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应对企业犯罪的重要手段。在刑事合规进行地如火如荼的今天,司法实践中反映出的许多问题如刑事合规制度在程序法上的路径以及刑事合规对象的选择也应引起我们的思考。本文拟从刑事合规对企业规模的选择问题上进行探讨。

B2B平台研发投入、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效率

论文基于B2B平台的高市场份额企业数据,构建CCR-DEA模型对研发投入、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实证测算发现,阿里巴巴、焦点科技和生意宝的综合技术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实现规模收益不变的投入产出有效,上海钢联、环球资源、慧聪网和环球市场的规模收益递减导致非DEA的有效,存在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基于实证结果,论文从服务产品的创新、技术产品的创新、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等层面提出B2B平台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路径。

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研究

企业规模变动的规律。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企业规模的变动及其规律，并不是单纯的产业组织问题，而是涉及经济学深层理论的重大问题。到目前为止，企业规模的变动规律问题，对于经济学理论来说似乎仍然是一个必然王国，仍需要经济学家作出科学的解答。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企业规模的理论内容，深入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科学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是当代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现实任务。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企业规模被理解为由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双重因素共同决定的变量，换言之，企业规模同时反映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发展的特点，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特点，这一观点是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企业规模理论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西方企业规模扩张理论的演进与新发展

本文对西方企业规模理论的演进和发展作了总结性概括,对各个时期不同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进行了归纳和比较,并努力揭示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差异。此外,文章还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领域内发生的新变化进行了评述。本文意在表明:认真研究西方企业规模理论的发展和演化过程,有利于我们用客观、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学科,并正确地借鉴它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乡镇企业规模经济与企业集团

中国乡镇企业于近十多年来得到持续高速、健康的发展,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综合性经济部门。它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柱,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民脱贫致富实现小康生活,改变农村社会面貌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体现。据有关资料提供的统计数字,从1978—1991年间,中国乡镇企业总产值从493.07亿元增长到11,621.69亿元,增长了22.57倍,平均每年递增24.81％;而同时中国社会总产值从6,846亿元增加到43,803亿元,增长了5.4倍,平均每年递增12.82％。

天津工业企业规模成长的障碍与对策

天津作为全国的直辖大市和著名老工业基地,如何培育规模企业,使之充当各行业的骨干和排头兵,带动全市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在我国助新一轮经济起飞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天津市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且迫切的命题。近年来,天津市也提出了加快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从实际情况看,局面仍然十分严峻。尽管天津工业企业纵向比较呈现出规模化、集中化的态势且有一定增长。

制造业企业规模与制造业竞争力研究述评

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制造业企业规模的变化反映了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动,进而也反映了制造业竞争力的变迁。本文对国内外制造业竞争力和制造业企业规模的研究作一综述,并提出从制造业企业规模分布来研究制造业竞争力的新视角。

高管人力资源管理承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绩效：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高阶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检验高管人力资源管理承诺对企业环保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同时探讨了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人力资源管理承诺间接影响了企业的环保绩效和财务绩效,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在此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企业规模正向调节了高管人力资源管理承诺和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了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在高管人力资源管理承诺与环保绩效、财务绩效之间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对我国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为我国企业进行环境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客户集中度、企业规模与研发投入强度——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客户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客户集中度是企业客户重要特征之一,客户集中程度影响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业绩以及分配政策等方面.本文选择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重要的战略性投资——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客户集中度越高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低.说明客户集中不利于企业的研发投入;(2)企业规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客户集中对研发投入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首次从供应链视角揭示了企业下游客户集中程度这一特征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研究文献,拓宽并加深了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认识.本文的研究也可以为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和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管理提供借鉴.

企业规模、经理自主权与R&D投入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经理自主权是经理的自主行为空间,它反映经理与董事会权力关系的制度安排。理论分析与上市公司实证数据表明:以职位权、薪酬权与经营权测度的经理自主权随着企业规模增大而降低,呈现凹函数形态。理论分析表明,企业规模是影响R&D投入强度的外生变量,其机理在于改变经理自主权的安排,从而对R&D投入强度产生正向影响,但实证数据表明,经理自主权作为中间变量,仅对企业规模与R&D经费投入强度的关系有显著影响,而对企业规模与R&D人员投入强度关系的影响不显著。

企业规模、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

以我国2011-2015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选择评价指标,通过改进的熵权法评价样本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间的交互跨期影响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当期财务绩效与当期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交互影响,滞后一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财务绩效与当期的财务绩效、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影响关系不明确;企业规模在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间关系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在企业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过于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会弱化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积极效应,而规模较小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提升企业财务绩效。

企业规模、研发强度、资助强度与政府科技资助的绩效关系研究——基于浙江民营科技企业的实证研究

政府科技资助的绩效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本文基于文献研究,建立影响企业R&D投入的实证模型,采用浙江省民营科技企业数据,测度了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进一步,分别从企业规模、研发强度、资助强度等不同视角研究政府科技资助的激励效应,探索政府科技资助的激励机理,研究发现: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滞后一年的R&D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科技资助激励效果越好;政府科技资助强度越大,激励效果越好;企业研发强度影响政府科技资助激励企业R&D投入。

企业规模与R&D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以7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公司规模与R&D投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R&D费用强度和R&D人员强度与企业规模都显著负相关,而R&D投入绝对额与企业规模显著正相关;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R&D费用强度平均达到了国际上公认的维持生存的水平(2%),但分布不均,低投入状况与高投入状况并存;但从R&D人员投入来看比较理想,大多数公司的R&D人员强度达到了发达国家10%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