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企业资产证券化的资产选择与SPV模式设计研究

军工企业开展资产证券化,对其拓宽国防融资渠道、提高企业资产管理能力和深化军民融合发展有重要作用,是金融助力国防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从企业认识、政策法规、产权归属等角度系统分析了当前军工企业所面临的特殊障碍。并在此基础上,从军工企业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角度,提出了如下观点:(1)应收账款和国防专利是目前我国军工企业资产证券化过程的基础资产选择的两种切入方式;(2)我国军工企业资产证券化的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构建模式主要包括3种备选方案,即单一军工企业的信托型SPV模式、军工集团内联合的公司型SPV模式和军工行业联合的公司型SPV模式,而军工行业联合的公司型SPV模式是我国当前阶段比较适宜的方案选择。

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契约结构及其风险研究

资产证券化本质上是一种金融契约关系的创新。它由多个金融机构分别达成不同的金融契约共同完成融资过程。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中形成了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导致契约主体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也更加突出。必须从契约主体的行为动机出发,将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契约设计和经济制度设计联系起来,通过程序和规则的设计来解决激励问题。

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的财富效应——基于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研究

选取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作为典型案例,对"企业资产证券化是否会增加发起人的股东和债权人的财富"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给其股东带来了平均0.154%的财富增加;在资产证券化当年,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给其债权人带来了正的财富效应;但在资产证券化后,对债权人产生了负的财富效应。

企业资产证券化与财务特征的关系研究

文章选取了沪市和深市A股的11家进行过资产证券化的企业,做为对比,同时选出与之规模相对应的22家未进行过资产证券化的企业,共33家的2007-2014年的财务数据,再对这个微观面板数据采用Probit回归的方法来进行实证分析。实证表明:规模越小、流动负债越多的企业更加倾向于进行资产证券化。

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问题与策略研究

企业资产证券化是一种以专项计划为载体的企业未来收益权或既有债权证券化的融资方式,是融资方式变革的一个方向。按照从总体到个体、从一般到特殊的分析思路,探讨了证券公司开展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所面临的一般问题和特殊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般策略和特殊策略。

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与其他融资方式的比较研究

企业资产证券化目前已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上与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并列的第三种主流融资方式 ,并迅速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深入剖析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与其他融资方式的区别 ,不仅有利于丰富企业资产证券化的理论研究 ,而且有助于推进我国实施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的实践进程。

二叉树期权在企业资产证券化定价中的应用研究

一、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定价分析资产证券化与产品与普通债券不同,普通债券都是到期还本付息,现金流比较集中,可以用简单的静态现金流折现模型进行折现。而证券化产品一般都是分期还本付息,现金流分散于各个时期,不同期限贴现率不一定相同,而静态现金流折现法只是以单一折现率来折现所有现金流,并未考虑不同利率路径之下现金流量的波动性。

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特殊价值与可行性研究

企业资产证券化是一种以专项计划为载体的企业未来收益权或既有债权证券化的融资方式,是融资方式变革的一个方向。在探讨企业资产证券化性质的基础上,分别从实体经济发展、资本市场发展、企业发展及证券公司自身发展等角度,分析了证券公司开展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特殊价值;又依据基础环境、自身优势、市场前景等因素,论证了证券公司开展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可行性。

论企业资产证券化

企业根据资金来源的不同可以将融资方式分为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内部融资实际上是由企业自身内部替代了金融机构的融资功能,但是内部融资往往不能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因而企业就需要借助外部融资.传统的外部融资方式包括权益（或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构成了传统的二元融资格局.

企业资产证券化财务现金流量预警指标分析

我国资产证券化试点开始于2005年，至06年出现首个真正意义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目前人们较为关注的是企业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制度建设，资产证券化行为模式、信息披露、真实出售、破产隔离等问题，而企业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未被引起足够重视。本文基于此，提出了对企业资产证券化财务风险进行现金流量分析，并利用沃尔比重评分法进行企业财务风险综合评价，旨在为资产证券化企业降低风险损失提供一种财务风险分析方法。

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的监管现状

随着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我国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资产证券化遭遇到了发展的困境，2007年以来新的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寥寥，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监管法规的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欧洲中小企业资产证券化发展模式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欧洲各国开始发行中小企业资产支持证券,为中小企业融资发挥了积极作用。资产证券化在提升银行、金融租赁公司等中介机构资本、风险管理效率的同时使得中小企业获得更多借助资本市场融资的机会,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有效途径。中小企业资产证券化不同于一般资产证券化,其证券化技术的复杂、信用评估的非标准化以及异质性的天然属性使得其发展更需依赖政府和公众部门的支持推动。欧洲中小企业资产证券化进程中有两类典型发展模式:德国复兴银行Promise平台支持模式和西班牙FTPYME项目支持模式。其中,以西班牙FTPYME项目支持的真实出售的交易模式以及相关产品创新更适合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实践。总结欧洲发展经验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契约群:企业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动因及其法律规制

企业资产证券化交易的法律形式和载体是商事契约群,每单交易存在以发起人为中心的基础交易契约群和以管理人为中心的证券化交易契约群;不同交易所形成的契约群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彼此产生关联,从而形成由多个契约群组成的超级契约群。契约群存在着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主体意思的非自治性和主体关系的系统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影响证券化交易风险的公正分配、加剧企业资产证券化风险生成与集聚、助推局部风险向系统性风险的转化。法律应对企业资产证券化契约群予以规制,包括完善原始权益人的风险自留规则、增加管理人风险责任的加重规定、对借助商事合同分解民事权利做出限制等。

金融安全视角下企业资产证券化预测信息披露研究——以现金流预测为例

现金流预测信息是企业资产证券化的核心要素,它既是企业资产证券化运行的起点,又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同时也符合金融监管的思路和习惯。因此,企业资产证券化现金流预测信息披露是保障投资人利益、维护金融秩序的重要方式。实践中,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现金流预测信息披露存在诸多问题,如现金流预测信息披露规则内生逻辑悖论、信用增级手段的使用与现金流预测信息的披露不对称、现金流预测信息披露内容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现金流预测信息披露主体“纵向”披露的能动性低等问题。宏观的解决路径是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设计实现信用增级手段的使用与现金流预测信息的披露之间的“生态”平衡,构建常规性与非常规性相结合的现金流预测信息披露原则。微观的解决路径则是现金流预测信息披露应以自愿披露为主,同时谨慎适用“安全港”规则。

企业资产证券化会计处理问题探析

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自2005年试点以来,由于秉持"先试点、后立法"的原则,在会计处理方面一直缺乏有针对性的会计规范,给实务处理带来了较大困难。本文试图在分析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会计处理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找出合理的解决方法,从而完善现有会计规范的不足,推动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

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制度的风险研究

企业资产证券化的风险主要存在于其法律结构、基础资产的破产隔离以及信用评级过程中。不明晰的法律结构和不彻底的破产隔离将扩大资产证券化本身的风险,而不完善的信用评级制度将阻碍风险的识别与测量。要使企业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工具真正成熟、完善,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重点关注SPV的法律界定和信用评级等具体问题。

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动因研究——基于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

研究我国企业证券化的真实动机,可以为企业提供参考,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二元离散型选择模型将影响因子逐步回归,从而找出影响企业证券化动因的显著因子.回归结果显示,在当前我国的法律环境下,发起人并没有将基础资产"真实出售",企业资产证券化主要动因在于改善流动性和扩大融资主体范围.

企业资产证券化中的风险隔离机制——以“真实出售”为视角

在当前企业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框架下,未区别对待原始权益人和SPV之间的特殊债权转让与一般债权转让,对"真实出售"的标准认定不清晰,证券投资者对原始权益人享有追索权这一投资者保护措施却可能违背"真实出售"的认定等问题,都在阻碍着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本文将厘清这些问题,并借鉴国际通行做法,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立法、修法的建议,以期改善企业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环境。

关于监管企业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的思考

本文从监管法规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剖析了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的现状,分别对于资产证券化的开展现状和相关监管法规进行了剖析,最后从监管和信息披露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企业资产的监管和信息披露等诸多问题。

企业资产证券化中特殊目的载体的法律定位及规范路径研究

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下,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采用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作为其特殊目的载体。在功能实现层面,SPV模式的不合理性会导致无法实现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难以达成破产隔离目标。与信贷资产证券化相比,间接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专项计划难以解决证券发行的性质问题以及基础资产归属问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将信托关系引入特殊目的载体对于监管优化仍具有局限性。基于对上述问题的研判,本文提出,应当重拾信托本身所涵盖的组织特性,合理借鉴美国“制定法”信托经验,引入企业性质的商事信托作为特殊目的载体。在规范路径上,建议在《信托法》中专设“商事信托”一章,作为组织法层面的突破,形成“信托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的监管合力,以解决现有的法律结构冲突并防范监管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