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下中国出口企业选址内迁的机制检验:产品地理网络与高铁建设

当前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从国内外形势出发提出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保持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同时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基于2000—2015年海关贸易数据、高铁数据和城市统计年鉴,探讨了产品地理网络和高铁建设对出口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品地理网络和高铁建设对出口企业选址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产品地理网络可促进出口企业选址内迁。该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二者均对一般贸易、出口到低收入国家和重点产业政策支持力度较大的样本正向影响更大,而产品地理网络对出口企业选址内迁的作用体现在一般贸易、出口到低收入国家和产业政策支持力度较小的样本中。机制检验表明,产品地理网络和高铁建设带来了信息溢出和贸易成本的下降,进而引导企业选址。此外,产品地理网络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提高市场配置效率,但由此带来的企业间低成本模仿会降低出口产品整体质量。研究内容揭示了产品地理网络与高铁建设影响中国出口企业选址内迁的机制,为更好地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0年284个地级市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吸引新建企业选址,且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越来越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建企业选址存在异质性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能够吸引新建企业在东部、南方以及南部沿海、北部沿海、东部沿海、长江中游、东北五大经济综合区选址;更能够促进新建企业在距离中心城市0~250公里范围内的周边城市选址,而对中心城市或偏远城市则没有影响;更能够吸引服务业企业选址,其次是生活性服务业,而对制造业行业影响最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主要通过成本降低效应、创新水平提升效应的机制发挥作用。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来自新建制造业企业选址的证据

利用城市一级数据,本文运用泊松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新建制造业企业选址的影响,基于增量变化的视角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看,在全国范围内环境规制对新建企业的迁入具有显著的约束作用,环境约束越放松的地方越容易吸引污染型企业,即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通过对东中西三个地区进行的比较研究,本文进一步发现,"污染避难所"效应无论是在东部地区内部,还是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都十分显著,环境规制对新建企业的迁入有显著的约束作用;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内部则没有显著的表现。以上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效应呈现一定的梯度特征。

高速公路发展对于新企业选址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的证据

以中国现有所有高速公路的基本数据为样本,结合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研究高速公路发展对于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高速公路的发展对企业选址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地区来看,高速公路发展对于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企业选址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内陆地区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分行业看,高速公路建设对原材料导向型企业的选址促进作用最强,市场导向型企业次之,流动型较强的产业对于高速公路的依赖程度较弱,对内陆地区流动型产业甚至没有显著影响。

知识溢出、产业集群与企业选址

由于知识的外部性,知识溢出这个新的区位因子正逐渐构成企业空间竞争的新变量,成为企业选址的关键因素之一。企业是否选址产业集群,实质上是对集群内知识溢出所带来的正负效应的权衡。一方面,知识溢出具有典型的局域性特征,吸引企业选址同一区域,强化了集群现象;另一方面,作为知识溢出载体的产业集群,通过本地生产网络、合作创新、人才流动、非正式交流等机制促进了知识的流动,在为企业减少创新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集群内企业知识损失的风险。因此,不同特征的企业有不同的选址行为:处于学习和模仿创新阶段的中小企业趋于选址集群内,但是对具有一定规模和较强研发技术能力的企业而言,为了防止信息的泄露,往往定位于集群之外。

政府管制与新建企业选址——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基于中国120个城市新建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系统,评估了政府管制对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管制对新建企业的选址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同时,政府管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选址存在异质性影响:(1)政府管制对非国有企业的选址产生了显著阻碍作用,但并未对国有企业的选址产生显著影响;(2)政府管制对内资和外资企业的选址都产生了显著阻碍作用,但政府管制对外资企业选址的阻碍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政府部门积极推行的"简政放权"改革会提升对新企业的吸引力,并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

企业选址中的区位粘性问题

绝大多数企业并没有遵循区位理论的指引,将企业选址在具有明显区位优势的地区,这个基本事实表明区位理论对企业选址的解释存在缺陷。文章试图从区位粘性的角度弥补理论缺陷,增加区位理论对企业选址的解释力度。文章在综述区位理论的基础上,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定义了区位粘性,采用路径依赖理论和网络嵌入性理论对区位粘性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剖析,结合出生于小城市的中国企业区位选址的实践分析了区位粘性的构成因素。研究结果发现非理性决策因素、商业模式的地域关联性、社会资源优势、集聚效应、洼地效应以及政治资源优势等六种因素构成了区位粘性的基本内涵,并形成了企业原址对企业的强大粘着力,对企业选址决策具有强烈的影响和作用,只有在外在的冲击力强到足以打破区位粘性时,企业才会做出再选址决策。

地方政府行为、企业选址与产业集群形成——转轨期中国产业集群现象的一个思考

在处于转轨期中国的当前经济实践中,地方政府主导产业集群发展的现象十分普遍,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已经成为很多地区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直接诱因。基于对此类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本文引入地方政府行为变量,基于需求分析逻辑,构造考虑地方政府行为作用的企业选址模型,解析地方政府行为影响产业集群形成的机理,并进一步考察集群根植性问题。结合理论探讨与案例辅证,尝试性地解释中国当前产业实践中政府主导下的产业集群发展问题,以引起学术界对地方政府"造"集群现象的关注。

双渠道采销模式下装备制造企业选址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大数据、云服务和智能制造的时代背景,分析当前选址理论的发展现状与前景。根据装备制造企业的运作特点,提出装备制造企业在双渠道采销模式下的单厂选址和多厂选址的概念模型。通过以往相关文献的研究共识和企业的实际调研结果,将双渠道采销模式下装备制造企业的选址影响因素归为5类。并从成本制约因素、运输时间因素、区域条件因素、服务质量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5个维度确定了13个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的二级指标。

城市企业选址的博弈分析

城市中企业选址是一个博弈问题,根据企业聚集产生的外部经济,建立了企业空间竞争模型.通过求取模型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分析得出企业在城市中的选址由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相对力量决定.

区位条件对创新导向型企业社会网络的影响——兼论企业选址决策

社会网络对企业创新的重要性已被大量研究证实,区位条件有利于沟通和交往,但区位条件如何影响创新导向型企业拓展社会网络并未得到研究者关注。文章以上海文创园区企业为样本,探索区位条件对创新主导型企业社会网络的影响。利用层次回归分析发现,随着区位条件中商务空间、休闲空间和政策环境等内容的丰富,生活便利因素对企业社会网络的作用逐渐弱化;SEM分析还发现,生活便利因素已转化为隐性要件,并以商务空间、休闲空间和政策环境等显性要件为中介来影响企业社会网络。研究结果为创新导向型企业通过选址决策来拓展社会网络提供了管理启示和政策建议。

地区比较优势与企业选址——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微观应用

选址是企业发展初期最重大的决策行为,影响企业选址的绝对优势因素已经得到了深入的分析,但是比较优势的作用尚未引起注意。本文以新结构经济学为基础,指出地区比较优势在企业选址中的作用,即企业选址要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通过构建衡量地区比较优势的指标,本文提出一个可操作的一般化程序,可用于企业选址实践中。本文从企业选址的角度拓展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对企业选址决策中如何考虑地区经济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准则。

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选址的影响——基于微观已有企业和新建企业数据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288个地级市微观的工业新建企业和已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13)和相关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深入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已有企业和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区域、不同污染程度及不同规模等细分数据方面存在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内环境规制对已有企业和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均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中国大多数地级市环境规制强度均低于转折点,且已有企业环境规制转折点大于新建企业环境规制转折点,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和细分结果也支持这个结论。细分结果还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选址的影响存在着区域、污染程度及规模的异质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新建企业选址更多发挥抑制作用,而对东部地区已有企业及中部地区企业选址更多发挥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轻污染企业和大型企业选址发挥促进作用的范围更广,对重污染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选址发挥约束作用的程度更强。

企业选址、集聚经济与城市竞争力

经济学所关心的不外乎是"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而本文讨论的主旨,则聚焦于"在哪里生产?"也就是要问:企业在哪里选址?企业在哪里进行相关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究竟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无疑,地理和区位已成为管理的核心原则之一,选址是企业发展中的重大决策行为。本文尝试用集聚经济理论探讨企业选址和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将企业选址"指向性"的内容拓宽到城市和区域的多个领域。

政府补贴与异质企业选址

当企业生产率异质时,以缩小地区间差距为目标的政府补贴政策的效果取决于补贴的类型、补贴资金来源以及各地区补贴竞争的强度。在新-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固定数量形式的补贴只能吸引低效率企业入驻,效果较差;而实施与企业规模、利润成比例的政府补贴,则能吸引高生产率企业迁住欠发达地区,并提高该地区的福利和生产率水平。为缩小地区差距、提高补贴效率,科学选择补贴形式、扩大本地市场规模、降低企业的迁移成本、改善投资软环境和优化地区间竞争模式至关重要。

基于知识溢出效应的企业选址决策分析

本文研究基于知识溢出效应的企业选址问题。随着知识时代的来临,企业对区位因素的关注点从过去追求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等有形的生产要素转为对无形资源,特别是各种知识资源和创新条件的关注,知识溢出这个新的区位因子正逐渐构成企业空间竞争的新变量,成为企业选址的关键因素之一。以Hotelling模型为基础,引入知识溢出系数建立了企业选址与定价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知识溢出和运输成本两个因素对企业选址的影响。经过对均衡解的分析,发现知识溢出对企业选址具有向心力,运输成本对企业选址具有离心力,两者的均衡决定了企业选址在集群中心还是选址在外围。

FDI企业选址与东道国环境规制博弈

建立了高进入壁垒和低进入壁垒下双寡头博弈模型,应用逆向求解法,得到了引资国环境政策是否改变和FDI流出国企业是否迁址的临界条件.结果表明:在高进入壁垒的产业中,由于东道国较高的进入壁垒,外国企业可能不迁址;但如果考虑FDI产生的正外部性且溢出效应较高,引资国可能降低环境规制水平以吸引FDI企业进入,但从环境的角度考虑,此时全球环境损害更大.在低进入壁垒产业中,东道国政府选择提高环境规制水平是其占优策略,对引资国和全球都是帕累托改善的.

模糊综合评判在企业选址中的应用

企业选址的优劣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目前常用的企业选址方法有因素比重法、线性规划法等;这些采用精确定量的方法去评价各企业选址的可行方案,往往较难满足实际工作要求。由于影响企业选址的许多因素呈现复杂模糊特征,因而,运用模糊综合评判对企业新建生产和服务设施的地址进行评价,对影响选址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较好地保证企业选址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气温变化会影响企业选址吗?——基于碳达峰碳中和的企业层面微观数据

现有文献大多忽视了气温变化因素对企业选址决策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微观企业数据的分析进行有益的学术补充。为此,本文分别采用季度均温、日度均温和极端温度天数等三种方式衡量气温变化,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气象数据,首次分析了企业选址决策是否会受到气温变化的显著影响。研究发现,夏季、秋季均温的升高和春季、冬季均温的降低会使当地新建企业数显著减少,极端温度(包括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天数的增加也会对当地企业进入造成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这一影响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的企业以及经济发达程度和气温变化幅度不同地区的企业存在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气温变化主要通过降低地区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以及增强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两个机制对企业选址决策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和实施气温治理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地区引进企业和吸引人才提供了决策参考。

首钢搬迁对钢铁企业选址的示范效应

历时5年多的首钢搬迁已顺利完成。空气污染和水资源约束是首钢搬迁的直接动因。此外,钢铁制造与北京的发展方向格格不入。河北曹妃甸以独特的区位优势、优良的港口资源、与首钢产业的关联纽带关系赢得了首钢的青睐。但是,钢铁精品项目已落地北京顺义。正是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使首钢得以实现钢铁制造工艺、技术、管理跨越式的发展。同时,原有地块由首钢主导开发。首钢搬迁不是零和博弈,也不是双赢,而是多赢。其对其他钢铁企业选址的示范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