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还是监督: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2013—2021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两种竞争视角,考察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正向影响。划分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后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促进企业配置“蓄水池”类金融资产,抑制企业配置“投资替代”类金融资产,这说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监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较低、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机构投资者调研对其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更强;机构投资者调研对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对有关部门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借助市场手段改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可行依据。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与形成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家相关才能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环境绩效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实体企业金融化在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环境绩效,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则更易产生消极的环境绩效;(3)实体企业金融化初期的转型效应带来了积极的环境绩效,而随着金融化进程加深,其对创新的挤出效应产生了消极的环境绩效;(4)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不断推进,企业家相关才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

税收征管与企业金融化

税收征管不仅发挥了保证国家收入、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还会对企业运营产生重要影响。在当前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政策角度出发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金税三期这一准自然实验,应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给企业运营带来冲击,通过现金流机制和成本机制激发了企业储蓄动机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现金流冲击大和实体盈利能力差的企业受到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增加了短期金融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投机动机、提高了企业的实体投资效率。本文丰富了税收征管经济后果和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增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服务能力提供重要的思路。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金融化:促进还是抑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为了获得长远发展还是成为管理层投机主义行为的工具?以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实证样本,研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以及动机对这一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企业金融化;动机识别检验出投机套利动机是数字化转型推进企业金融化过程中的主要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股权集中度低、国有产权、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作用会受到抑制;在金融资产类型差异检验中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增加企业短期金融资产投资,而与长期金融资产投资不存在显著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金融化的内在原理,对监督数字化转型、破除金融化难题提供了方法和理论支撑,也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合理的数字化发展政策以及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变革实践提供了一定的指引和建议。

一定会非此即彼吗? 社会责任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非线性影响

在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对于该问题,现有研究给出了“金融工具”和“治理工具”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在中国社会经济处于快速转型期且企业履责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理论推演显示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可能是倒“U”型而不是非此即彼式的,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的检验证实了该推论。研究发现:大多数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仍处于“金融工具”区间而非“治理工具”区间;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和机构持股比例偏低的企业,其社会责任未能发挥“治理工具”的作用。动机检验和证伪检验显示,将不同水平社会责任判断为“金融工具”和“治理工具”具有合理性。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

以2012—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抑制企业创新,并且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的企业和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企业金融化动机增强,而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表现出更强的投机套利动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存在金融化和融资约束两条渠道抑制企业创新,一方面通过促进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加剧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创新。

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投资:基于供应链视角

创新是经济发展第一动力,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对创新投资具有重要影响。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供应链视角,实证分析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微观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金融化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机制分析表明,企业金融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创新投资发挥促进作用。进一步基于供应链视角,考察商业信用对这一作用机制的影响,发现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和商业信用供给对上述作用机制发挥调节作用,即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水平越高,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越显著,相应地,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也越显著;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程度越高,企业创新投资受融资约束的抑制作用越显著。企业产权性质与年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非国有企业以及成立11~20年的企业而言,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由此,提出构建支持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建立稳定的产业供应链联盟、有效利用商业信用助力企业创新等政策建议。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文章采用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资料,深入探究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以及数字化转型在两者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经营绩效机制、信息机制和治理机制削弱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上,展现出更为显著的“倒U”型特征;相对于中小企业,大规模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作用更强。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开放对我国上市公司行为的影响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下,文章以沪港通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2009—2020年我国沪市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实施显著抑制了标的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沪港通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水平抑制投机动机,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风险抑制储蓄动机,进而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抑制作用在非国有和市场竞争力弱的企业中更加明显。研究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后果的相关文献,为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引导企业“脱虚返实”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收入分配:作用机制与分解效应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从微观企业视角探究金融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分解效应。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可以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将劳动收入份额分解发现,企业金融化提升了平均薪酬,降低了劳动力雇佣数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中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通过研发投入机制和融资约束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其中缓解融资约束是企业金融化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的分配效应对传统产业和民营企业更为显著。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实现金融强国与共同富裕双赢。

企业金融化、生命周期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选取我国2008—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生命周期视角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金融化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均发挥抑制作用;第二,企业金融化抑制了成长期、成熟期及衰退期企业的投资不足,但只对成长期企业的投资过度发挥抑制作用;第三,进一步区分行业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发挥抑制作用,但对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影响不显著;同时,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提升了企业金融化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

高科技企业金融化、政府补贴与双元创新

文章以2009—2021年沪深A股高科技企业为研究样本,对政府补贴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探究金融化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双元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政府补贴与高科技企业双元创新显著正相关;金融化水平会显著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开发式创新,抑制其探索式创新;金融化水平显著增强政府补贴与开发式创新间的正相关程度,并显著削弱政府补贴与探索式创新间的正相关程度。

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基于债务税盾角度

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债务税盾视角,选取企业现金流为中介变量,检验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负债率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显著负相关;企业现金流在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存在门槛效应,当企业负债率超过门槛值时,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代理问题会削弱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相较于民营企业,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数字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角度出发,基于云南省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城市数字经济水平综合指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云南省地级市数字经济水平金融化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正向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融资约束促进企业金融化,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过度金融化表现出治理效应,对非高新技术企业金融化体现促进作用。

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基于共同机构所有权网络视角

聚焦企业间基于共同机构所有权联结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网络中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其产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网络中企业金融化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机制检验发现,基于信息获取的主动模仿和基于竞争压力的被动反应是金融化同群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为外部监管较弱的非国有企业或者当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较低时,同群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机视角

以2012-2022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动机识别检验出投机套利动机占据主导地位,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仍有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盈利能力低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作用会受到抑制。希望通过研究,丰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揭示二者关系的内在原理,以期为企业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合理监督数字化转型提供方法和理论支撑。

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经济增速放缓,金融业发展势头强劲,“脱实向虚”现象日益普遍,企业面临过度金融化的风险。文章基于2011—2021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并探讨管理层持股、股权制衡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大、股权制衡水平高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被削弱,即股权激励、股权制衡度负向调节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来探讨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作用及其调节机理,对于制定相应的对策,提升公司的创新投资水平,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问题,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数字金融、融资约束视角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显著正相关;数字金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融资约束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防止企业过度虚拟化提供参考。

数字金融对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金融化的调节效应

制造业是推动国民生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力量,也是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但近年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金融化的趋势,其资源配置行为发生变化。数字金融作为以新兴技术为代表所衍生出的金融新业态,能有效弥补传统金融的缺陷,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基于2011-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分析企业金融化在数字金融和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会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在数字金融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数字金融对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在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和污染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以相关理论支持给出了政策建议。

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近年来,金融行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国家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日益关注,使得探究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选取2007—2022年全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实证研究微观层面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基准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机制作用分析显示,这种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实体投资抑制”渠道进行的,此外股权集中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企业金融化有替代作用,在股权集中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会降低。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正向的提升作用,但是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却并非有利,企业金融化会对企业实体投资产生抑制,长此以往,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持续经营以及核心竞争力。因此,应深化企业对金融化的全面了解,并且充分发挥持股股东和持股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金融化的监督作用,加强内部控制,引导企业资金的正确流向,推动企业的持续长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