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视角评估增值税留抵退税的政策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文章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5—2022年的样本数据并建立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研究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地,机制分析表明,改善融资约束状况、加大企业创新研发以及降低代理成本是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渠道;最后,留抵退税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作用在地区差异和企业不确定性感知两方面呈现异质性,该政策冲击显著促进东部地区企业与不确定性感知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内部控制对企业风险管理与危机应对的支持与保障

内部控制是企业管理的关键组成部分,对企业风险管理和危机应对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和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面临的风险日益复杂多变,这就要求企业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以识别、评估、监控和应对这些风险。文章旨在探讨内部控制在企业风险管理与危机应对中的功能和重要性,通过分析内部控制的机制、执行过程及其在实际运作中的表现,阐明其如何为企业提供支持与保障,进而增强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危机应对机制。

基于业财融合的企业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构建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的市场竞争变得越发激烈。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企业需要全面加强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内部控制能力,才能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而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财务管理是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其能有效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效率。

财务会计内部控制机制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和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企业也在积极探寻改革和升级的有效策略,以便更好地保障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风险是影响企业发展质量和发展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只有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才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发展水平,保障企业的稳定运营。在企业的风险管理中,财务会计内部控制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方式,能够有效地规范企业的财务活动,为企业实现经营方针奠定良好的基础,保障企业的财产安全,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本文立足于企业风险管理,探讨财务会计内部控制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并提出有效的优化策略,以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参考。

管理会计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在当今复杂多变且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风险管理已成为关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管理会计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管理会计通过整合企业财务与非财务信息,运用风险量化模型及风险矩阵等方法,为企业风险决策提供关键依据,并深度参与企业风险应对策略制定。然而,目前部分企业在应用管理会计进行风险管理时存在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不够完善、管理会计方法应用不充分不恰当以及管理会计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完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建设、强化管理会计方法应用能力以及加强管理会计人才队伍培养与引进等优化对策,以此助力企业稳健发展,为企业实践提供一定借鉴。

ESG责任履行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

ESG责任履行是“双碳”目标框架的应有之义,更是企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绿色发展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构建双重固定模型实证检验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和企业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其中该U形关系在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维度、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和处在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在ESG责任履行和企业风险的U形关系中发挥传导作用;同时,分析师关注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可以负向调节ESG责任履行与企业风险二者之间的U形关系;而ESG评级不确定性和“漂绿”策略会抑制ESG责任履行的风险防治作用。据此,应构建并完善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ESG信息披露制度,引导企业适度履行ESG责任,在ESG转型过程中注重内部监管和风险管控,助力经济绿色转型深入推进。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文章以2012—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过程机制模型,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外部交易成本和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供应链集成对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中显著,而在国有制造业企业中不显著。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

以我国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为中介变量,实证研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但当高管团队异质性大于0.333时会产生门槛效应,抑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在控制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工具变量及内生性检验之后依旧稳健。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能够通过拓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渠道进而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高管团队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中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非常显著,但对国有企业影响不显著;对处于生命周期中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显著,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风险承担是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本文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董事网络中心度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结构洞对企业风险承担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知识溢出在董事网络中心度以及结构洞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中均发挥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企业应该合理构建董事网络关系;优化董事网络结构,适度获取外部知识,提升决策质量。

财务柔性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风险承担和成本粘性的中介作用

本文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财务柔性和创新投资的关系以及企业风险承担和成本粘性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财务柔性对创新投资具有正向影响,且企业风险承担和成本粘性在二者间中存在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企业风险水平与高质量发展

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数字化转型、企业风险水平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公司的高质量发展程度,二者之间呈现正向关系;企业风险水平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公司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截面分析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与公司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供应链视角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基于2013-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国泰安数据库相关匹配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在供应链视角下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经过一系列筛选后,对来自2 377家企业的14 102个观测值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和供应链适应性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供应链集中度有显著负影响,且供应链适应性在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中度和供应链适应性对非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果更显著。这一结论对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高行业对供应链管理的关注度及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地方产业链政策创新与企业风险承担——来自产业链“链长制”的证据

产业链“链长制”是推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制度创新,能否锻造链上企业韧性进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备受学界与业界关注。基于201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链长制”的企业风险治理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链长制”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价值链权力及强化信息透明度发挥作用,且“链主”对非“链主”存在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政策效果在行政等级更高和营商环境更好的城市中更明显,且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非“链主”的风险承担提升效果更显著。研究不仅提供了“链长制”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经验证据,同时为地方优化产业链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

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选取我国2010-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年报作为研究样本,构建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指标,研究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影响机制,并探究股权激励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能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股权激励在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会促进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主要通过增加债务融资和减少融资约束程度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分析表明,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显著。

高管团队异质性、企业风险承担和企业价值

本文以2008—2019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高管团队(TMT)整体异质性、企业风险承担及企业价值的关系,并基于产权异质性和企业规模视角进行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TMT整体异质性能够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其中年龄、性别、金融背景和海外背景异质性作为主要影响变量;企业风险承担在TMT的年龄、金融背景及海外背景方面的异质性与企业价值间存在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TMT异质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力度和显著性都较大;国有企业能够显著缓解非国有企业在TMT的教育背景、职能背景、任期三个方面的异质性对企业价值的负向作用。低资产规模企业中TMT异质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要明显于高资产规模企业。本文首次将TMT异质性、企业风险承担及企业价值纳入一个体系进行研究,且在TMT异质性的衡量指标方面增加了职能背景、海外背景及金融背景三项指标,丰富且深化了高层梯队理论。

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

基于A股上市企业数据以及北大法宝提供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实证检验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与企业风险显著负相关,表明环境行政处罚在供应链上具有间接威慑效应;对于环境绩效较低以及地区环境监管强度较高的企业来说,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风险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主要通过推动企业采取更多的实质性环境行为,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意味着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的间接威慑效应能够帮助企业在保持稳定的同时促进增长。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企业的风险承担处于较低水平,这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期繁荣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借助“金税三期”工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抑制代理行为、缓解融资约束、增进税负公平、优化营商环境来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非国有企业和有产业政策扶持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大。

诉讼事件披露、企业风险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分析

以2010—2020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供应链中诉讼事件披露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诉讼事件披露会导致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减少,且涉诉总金额越大,诉讼事件披露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越严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诉讼事件披露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两条路径对商业信用融资产生影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供应链集中度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诉讼事件披露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披露败诉结果和诉讼赔偿会加剧诉讼事件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当诉讼类型与供应链业务相关时,诉讼事件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更强,但若涉诉企业为主诉方,则这种影响较弱。此外,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有利于缓解诉讼事件披露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随着涉诉总金额的增加,供应链上下游会更加不信任涉诉企业,进而导致其所能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减少。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风险水平

文章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外生政策事件,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风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风险水平。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可以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而抑制企业的风险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更高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风险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文章研究建立了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风险影响的具体机制,拓展了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丰富了企业风险水平的相关研究。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不确定性视角

选取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其风险承担能力成正比;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提升作用;非国有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实践过程中拥有更加广阔的提升空间,同时也具备着更高的风险承担能力。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我国企业数字化应用的现实背景,提出完善相关政策、加强数字技术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