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风险承担是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本文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董事网络中心度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结构洞对企业风险承担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知识溢出在董事网络中心度以及结构洞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中均发挥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企业应该合理构建董事网络关系;优化董事网络结构,适度获取外部知识,提升决策质量。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文章以2012—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过程机制模型,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外部交易成本和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供应链集成对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中显著,而在国有制造业企业中不显著。

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选取我国2010-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年报作为研究样本,构建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指标,研究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影响机制,并探究股权激励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能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股权激励在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会促进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主要通过增加债务融资和减少融资约束程度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分析表明,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显著。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

以我国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为中介变量,实证研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但当高管团队异质性大于0.333时会产生门槛效应,抑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在控制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工具变量及内生性检验之后依旧稳健。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能够通过拓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渠道进而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高管团队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中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非常显著,但对国有企业影响不显著;对处于生命周期中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显著,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高管团队异质性、企业风险承担和企业价值

本文以2008—2019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高管团队(TMT)整体异质性、企业风险承担及企业价值的关系,并基于产权异质性和企业规模视角进行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TMT整体异质性能够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其中年龄、性别、金融背景和海外背景异质性作为主要影响变量;企业风险承担在TMT的年龄、金融背景及海外背景方面的异质性与企业价值间存在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TMT异质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力度和显著性都较大;国有企业能够显著缓解非国有企业在TMT的教育背景、职能背景、任期三个方面的异质性对企业价值的负向作用。低资产规模企业中TMT异质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要明显于高资产规模企业。本文首次将TMT异质性、企业风险承担及企业价值纳入一个体系进行研究,且在TMT异质性的衡量指标方面增加了职能背景、海外背景及金融背景三项指标,丰富且深化了高层梯队理论。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企业的风险承担处于较低水平,这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期繁荣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借助“金税三期”工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抑制代理行为、缓解融资约束、增进税负公平、优化营商环境来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非国有企业和有产业政策扶持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大。

财务柔性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风险承担和成本粘性的中介作用

本文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财务柔性和创新投资的关系以及企业风险承担和成本粘性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财务柔性对创新投资具有正向影响,且企业风险承担和成本粘性在二者间中存在中介作用。

多个大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管理层权力的中介效应

本文选取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多个大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多个大股东并存会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多个大股东并存能够抑制管理层权力;管理层权力是多个大股东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中介变量;进一步分析发现,大股东数量越多,持股比例越高,对管理层权力的抑制作用越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本研究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文献,对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供应链视角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基于2013-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国泰安数据库相关匹配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在供应链视角下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经过一系列筛选后,对来自2 377家企业的14 102个观测值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和供应链适应性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供应链集中度有显著负影响,且供应链适应性在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中度和供应链适应性对非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果更显著。这一结论对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高行业对供应链管理的关注度及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信息互动、审计质量与企业风险承担

线上互动作为非正式信息披露的重要形式,不仅加剧了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方式的嬗变,也深刻影响着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以2013~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投资者信息互动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以及外部审计质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信息互动会显著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而高质量审计能够有效抑制信息互动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性质对投资者信息互动的促进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行业竞争和现金持有则会加剧信息互动的促进效应。经济后果研究显示,投资者信息互动会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增加企业价值。相关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为非正式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中小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实践依据与政策启示。

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利用沪深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均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上述结论在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增加在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促进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区分高技术行业发现,高管研发背景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仅在高技术行业显著,而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效应则在高技术与非高技术行业均显著。

高管中“她力量”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高管团队中“她力量”的企业治理效应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基于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董事会会议效率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女性高管参与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董事会会议效率强化了女性高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女性高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高风险承担的企业中,且只有当女性高管拥有一定话语权时,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才得以体现。基于此,企业可适当打破女性高管晋升途径中的隐形天花板,灵活运用女性高管的特质和能力,并充分重视董事会会议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治理效应,提高会议效率,使之发挥实质性作用。

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来自制造业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制造业企业而言,如何把握发展机遇成为制胜的关键。文章基于2012—2020年A股上市制造业公司数据,通过构建数字化转型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数字化转型会正向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且这种影响是可持续且稳健的。其次,通过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的驱动作用在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企业更显著。最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影响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高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对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数字化转型增强制造业企业竞争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战略差异度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

结合企业行为理论与最优区分理论,运用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战略差异度对企业创新投入(进取式风险承担行为)与寻租支出(越轨式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当企业战略定位偏离行业常规模式的程度越大时,其创新投入水平越高,而寻租支出水平越低,呈现出“小心翼翼进取”的冒险倾向;②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国有产权同时抑制了战略差异度对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以及其对寻租支出的负向影响。

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风险承担:激励还是自利

基于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观”和“自利观”,选取2008—2022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及其产生的机制。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并且,这一正向影响会因股权性质、管理层激励程度以及劳动力依赖程度等条件的不同,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差异化影响。文章证实了员工持股计划符合“激励观”而非“自利观”,这对深化员工持股计划的后续部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SG评级分歧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影响研究——基于资本市场投资视角

当下国内外各ESG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存在分歧,其释放的信号可能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行为和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基于此,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22年的数据样本,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考察ESG评级分歧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显著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ESG评级分歧将通过降低企业市场获利能力、加剧股价崩盘风险及投资者异质信念等三重机制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市场化程度高、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ESG评级分歧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削弱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ESG评级分歧与企业行为关系研究的边界,为ESG评级体系构建提供参考意见。

董事网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金融生态环境的调节效应

国家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大背景下,合理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便成为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基础。文章选取我国A股2015—2021年上市企业数据,从董事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结构视角出发,基于董事网络的“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两大层面研究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网络促进了企业风险承担;不同类型的董事网络具有异质性风险承担效应,独立董事网络对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金融生态环境显著加强董事网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该结论对完善我国企业董事网络治理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也对新常态背景下如何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公司治理水平有一定借鉴意义。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运行,采用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模型,系统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促进了试点地区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国企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会抑制碳排放权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提升的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产生进一步的影响。最后,为经营管理者提供参考以及为建立更加健全的碳排放权政策提出政策建议。

房地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债务融资成本影响关系研究

以2010—2022年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会计信息可比性作为切入点,研究了房地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作为调节变量在房地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债务融资成本的负相关关系中起驱动作用,且两者的负相关关系基于产权性质的不同有所差异。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理论,并从会计信息可比性视角为房地产企业降低杠杆率、拓宽融资渠道、增强风险管控提供建议。

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近来,政府引导基金项目的一些成功经验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关注。政府引导基金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引入更多资金,助力于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与发展,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则是其促进企业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前置环节。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中国A股主板和创业板、中小板企业2010—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总体上政府引导基金的引入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结论在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大企业而言,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产生了“助强”的效果;而对中小企业来说,政府引导基金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尚未达到“扶弱”的效果。(3)对传导机制的检验表明,政府引导基金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来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正向促进作用。最后,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