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回儒人性概念阐释与伊儒会通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学通四教”的回儒学者,他们积极介入中国传统思想和伊斯兰哲学议题的讨论,生产出了一套风格独特的社会知识体系。就人性的内涵而言,明清回儒学者将人性界定为人生而为人的本质,这一本质体现为人所具有的智慧、理智之性;在人性的类型上,回儒们认为人性具有丰富的外延,除人之特性,还有人之物性。在人性概念的讨论上,明清回儒学者既有对伊斯兰灵魂观和儒学人性观的借鉴吸收,也有与二者的不同创新,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化融会贯通中的和而不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伊儒会通为例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逾千年,在共生互动的漫长历史中,伊斯兰教信仰者群体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考察历史上中国穆斯林学者对儒家文化的融汇学习,以及儒家士大夫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探析双方的交流互通及其历史经验,指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穆斯林构建起了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建立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共享的文化意识。伊儒会通活动对当代中国穆斯林认同中华文化,融入中华民族,认同伟大祖国,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伊儒会通视域下王岱舆的“贫富观”析论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不安,回族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明显,王岱舆在广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赞赏和肯定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糅合伊儒文化,试图从思想理论上探寻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出路,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以"甘贫"和"抑富扬贫"为主要内容的贫富观。伊、儒会通视域下的回族经济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思想,是我国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兼具宗教性和世俗性的贫富观适应了封建时代回族人的生存需要,对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伊儒会通”的典范:云南学派的形成及其特征

"伊儒会通"泛指伊斯兰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实现"伊儒会通"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主要路径。明清时期,云南出现了一批穆斯林学者,他们改革经堂教育,开展"以儒诠经""以回补儒"的活动,形成了一个富有地域特点和学术传统的学术派别——云南学派。云南学派的形成与当地宽松的政治环境、源远流长的儒学传统、持续增长的穆斯林人口、"经汉两通"人才的推动密不可分。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云南学派的"述作并重""中阿并授""回儒兼修"等学术经验值得关注。

伊儒会通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反思

伊儒会通是指主要于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学者运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来阐释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规,并主动进行文明对话和互通互鉴的文化活动,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文章从宗教话语体系、哲学体系、对话互鉴、三大认同等方面,论述了伊儒会通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以及存在的历史局限,并在当今时代下如何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伊儒会通所承载的文化精神提出了一些反思和建议。

马坚对“伊儒会通”的继承与发扬

“伊儒会通”是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与中国儒家交流与融合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和影响。本文首先回顾了明清时期“伊儒会通”的形成与发展,继而详细梳理了穆斯林学者马坚对这种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文章认为,与明清穆斯林译著家相比,马坚的贡献在于将全部《古兰经》翻译成汉语并出版,进一步推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发展。

以儒诠经:伊儒会通的成功典范

中华文明是一个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体系,"伊儒会通"是中华文明交流互鉴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以儒诠经是伊儒会通的实践路径和成功典范。在中华大地上,伊儒会通之所以成功,以儒诠经之所以可能,不但跟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有关,亦跟伊斯兰教积极适应中国社会、努力融入中国文化、认可认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因此形成的在地化、本土化、民族化文化遗产,为新时代宗教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伊儒会通”的典范——以舍起灵和刘智对术语fanā’汉译为例

术语fanā’是波斯苏非贾米的神秘主义文学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昭元秘诀》中,舍起灵选择'浑化'来翻译fanā’;略晚于舍起灵的刘智在《真境昭微》中选用'克'字翻译,而在《天方性理》中却采用了'浑化'。本文通过'浑化'和'克'的案例实证研究,揭示两位穆斯林译者对'浑化'和'克'的选择一方面借鉴了宋明理学的经注传统,另一方面又构建出具有中国伊斯兰哲学特色的术语和概念,成为'伊儒会通'的成功典范。

马启西对伊儒会通思想的阐释与实践

伊儒会通是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界发起的将伊斯兰文化与儒学为主的本土文化相会通的文化自觉活动。刘智、王岱舆等思想家及其译著成果,不仅在思想文化中,也在民间化、日常化的信众生活中,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清末民初,马启西在继承刘智等思想的同时,以阐释宗教功修道德内涵为切入点,通过诗联创作和语录教诲等方式,推动了伊儒会通思想的通俗化,丰富了伊儒会通思想的内容与表现形式,使之在普通信众中落地生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实践为激发伊斯兰教中国化内在动力、彰显宗教人士作为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主体性和创新伊斯兰教中国化路径提供了借鉴。

浅论伊儒会通——以王岱舆、刘智为观察点

从明末至清末,中国伊斯兰教界发起了一场以译撰为特点,以会通儒家与伊斯兰教为内容的自觉文化活动,期间涌现了许多思想家,而王岱舆、刘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王岱舆首开了会通活动,而刘智则将会通活动推向了最高潮,他们的著作,无论在会通立场、会通方法、乃至理论体系构建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为同时代乃至后代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明清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的时代诠释与当代价值

明清时期,以王岱與、马注、刘智、马德新等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的伊儒会通活动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历史经验。历史地看,宗教中国化的程度与宗教典籍阐释的中国化水平和深度紧密相关。伊斯兰教汉文典籍在新时代伊斯兰教中国化工作中产生实际引导力与广泛影响力,关键在于重视伊斯兰教汉文典籍在建构中国特色伊斯兰教阐释体系中的重要价值,通过时代化、通俗化的诠释,使其融入我国伊斯兰教高质量解经讲经之中,引导普通信众认知、认同,并转化为自觉实践。

《清真指南》伊儒文化会通研究

以《清真指南》原文为依据,结合伊儒文化相关理论及清代相关文献,对《清真指南》伊儒会通的政策背景、会通方法、会通性质进行研究,认为伊儒会通是与清初王朝文化政策相适应的会通,是"以虚控实"的会通,是伊儒文化的"融通"而非"融合",伊儒会通对伊斯兰教如何中国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从《真境昭微》看伊斯兰教与儒学的会通

《真境昭微》是刘智对贾米的波斯文伊斯兰苏非主义著作《拉瓦一哈》的汉文译作。本文对照《真境昭微》与波斯文《拉瓦一哈》,分析刘智在保持伊斯兰思想特色如强调本体论、宇宙论与人的主体状态的密切关联、重视宗教与哲学、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互补关系的同时,如何吸收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并使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有机融合。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文化融合传统--以山东学派为例

山东学派是极具中国化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流派。杨仲明提出的“义以穆为主,文以孔为用”的理念,高度总结和概括了山东学派“伊儒会通”的文化融合传统,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山东学派经师的文化生活之中。山东学派经师穿衣挂幛的求学生活、传道授业的讲学经历与经外五艺的业余爱好充分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涵养伊斯兰教教义礼仪的可能性,这对于当代我国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真境昭微》看苏非功修论

本文旨在通过对刘智所译《真境昭微》前十二章之内容的研究,构建其苏非功修论的哲学架构。一方面,运用文献分析法,依据中、英译本进行比较分析,由此得出刘智翻译之特点;另一方面,运用哲学分析法,系统阐释苏非功修论。首先,通过文本分析,考察刘智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伊儒会通"之特点;同时,梳理《真境昭微》一书之主旨。其次,通过对前十二章之哲学分析,从功修之目的与方法;本体论、宇宙论之必要性;认识论之可能性;功修之次第与境界等方面,系统阐释书中之苏非功修论。最后,对于其功修论之特点予以概括、总结,并以此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借鉴。

《来复铭》新解

《来复铭》是目前所知最早由宗教学者所撰写的汉文伊斯兰教碑文,自碑文披露以来颇受学界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对其内容从伊儒会通的角度给予新的解读,认为《来复铭》主旨在于运用儒学话语论述苏非哲学的"来复"理论,堪称"伊儒会通"的先驱。

明清时期汉文伊斯兰教文献中的盘古与伏羲

盘古、伏羲本是中国上古神话人物,其形象、身份屡经构建,最终进入历史。明清时期王岱舆、刘智、马注、蓝煦、马安礼等穆斯林学者普遍将二者与伊斯兰文化中的阿丹、雅伏西对应,经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碑刻广泛传播。学者创造性地将具有中华文明起源意义的盘古、伏羲纳入伊斯兰文化的谱系,打通了异质文明之间的壁垒,其基本知识源于中世纪穆斯林史家关于努海第三子雅伏西后裔迁徙至中国的论述。对于伏羲的认识,激发了刘智、蓝煦等借用易学话语构建中国伊斯兰思想体系,是伊儒会通的关键一步,丰富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内涵。

从伊斯兰教传统看刘智:宋儒性理学简析

“性”是刘智本体论中的重要概念,既关联到宋儒性理学,亦借鉴伊斯兰教思想传统。本文从刘智著作中的“物”概念、先天理化中的“知能演化”过程和尽性归真论等角度,分析性在刘智建构的汉文伊斯兰思想体系中的含义和作用,以此得出的结论是,性是真主自身的主体性在被造世界中的显现,或多或少处于潜隐状态,人生的意义则在于使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