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冯至《伍子胥》的诗化叙事特色

冯至兼有诗才、史才和文才,这使得《伍子胥》既是小说,也是诗,更是哲学。《伍子胥》是冯至小说创作的代表作,诗化叙事是其典型的艺术特色。小说的人物话语与视角设定、空间设置与意境营造等叙述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既体现了《伍子胥》诗化叙事的显在特征,也是解析其诗化叙事艺术效果生成机制的重要途径。《伍子胥》在冯至创作的叙事性作品中独具一格,既不同于其早期的叙事诗,也不同于同期创作的《杜甫传》,这既表现在形式体制、创作目的等方面,更表现在话语形态和生命体验等层面。在中国现代小说史诗化叙事潮流中,《伍子胥》在抒情笔调、历史书写、人文内涵等方面保持着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哲学思考。

论郧阳“伍子胥堰”的历史逻辑与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价值

“伍子胥堰”是春秋时期以伍子胥为代表的伍氏先贤接续创建的杰出农耕文明成果,是兼具科学性与价值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物质遗产与精神遗产特质的灌溉工程杰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和人文价值。探讨其形成的历史逻辑,发掘其丰富内涵,阐释其审美内蕴,有利于彰显其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价值意蕴。

冯至历史小说《伍子胥》的空间诗性

冯至的历史小说《伍子胥》的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从诗化叙事、哲理小说和“复仇”或“抉择”主题等三个方面展开,但其空间诗性亦即以空间进行艺术架构的特征及其功能却很少被研究者们关注。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对《伍子胥》的空间诗性进行研究,可以揭示小说在叙事动力、空间赋义与主题表达等方面的艺术机制。空间在叙事结构上推动了叙事前进,成为《伍子胥》故事情节的发生器;溧水、江上、坟墓、集市等空间意象,使小说具有乌托邦、反乌托邦、异托邦等多重空间意蕴;相比于研究者们通常所认为的“复仇”或“抉择”主题,《伍子胥》的空间叙事中显现的主题则是生命漂泊中的孤独,而这也与冯至在抗战中颠沛流离的个人生命体验形成镜像关系。空间诗性,是《伍子胥》区别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历史小说的重要特征,也是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之中具有独树一帜的地位的重要因素。

“诗意”的去留:冯至《伍子胥》版本流变与作家心路辙轨

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40多年时间里,冯至小说《伍子胥》多次发表和出版,从而形成了诸种不同的版本。其中,1946年文生本、1955年“诗文选”本和1985年选集本之间的文本异动最为复杂。文生本体现出一种诗意和现实性相互杂糅的状态,其是20世纪40年代历史语境下冯至逐渐抛弃玄思而转向现实的结果;“诗文选”本大量删改了《伍子胥》中涉及感觉和沉思的内容,客观上淡化了小说的诗意,其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冯至按照政治要求改造自我的决心;选集本剔除了渗透在“诗文选”本中的政治话语,重新恢复了一部分文生本中被删改的内容,在客观上保留了小说的诗意,其体现了新时期话语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言说的排斥,是冯至再次否定“旧我”的结果。

冯至小说《伍子胥》的“史传”传统表达

冯至在诗歌、小说及传记领域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留学德国的经历以及对德国文学的深入研究,使得人们更多关注其作品与德国文学之间的联系。然而,冯至的小说《伍子胥》却深度融入了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精神。这种传统精神的体现,是冯至对杜甫生平进行研究并在精神层面寻求共鸣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从敦煌卷子《伍子胥变文》看唐代民间“忠”伦理

敦煌卷子《伍子胥变文》是根据伍子胥故事改编的一篇民间文学作品,在唐代传唱度极高,反映出唐代民众的某些伦理价值观念。通过研究《伍子胥变文》,我们可以了解唐代对于“忠”真正的伦理价值取向,并发现唐代民间所倡导的“忠”的独特之处,有助于推进敦煌学和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

《伍子胥列传》与《说鱄诸伍员吹箫》的比较研究

伍子胥复仇故事自春秋末期开始出现,至两汉、唐、宋、元、明、清皆有流传,版本不一,思想各异。《伍子胥列传》与《说鱄诸伍员吹箫》是其中较负盛名的两篇,司马迁以史学家并文学家的手法贯注其中,既考证详实又创作高妙,以正史的姿态给伍子胥形象以官方定位,李寿卿则以下层文人的热情对其进行改编,以杂剧为体,将伍子胥故事敷衍为侠义恩仇的民间故事。两者一雅一俗,并行于世,共同塑造了一个悲壮慷慨的复仇英雄形象。

论《伍子胥列传》与《伍员吹箫》对伍子胥故事的不同演绎

伍子胥的故事是中国古代众多复仇故事中情节最为波澜壮阔者之一。记录描写此故事的作品很多,其中司马迁的《伍子胥列传》和李寿卿的《伍员吹箫》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演绎方式。司马迁的《伍子胥列传》第一次将伍子胥故事的整体脉络进行了梳理,并且渗透了司马迁本人特有的观念和情感取向,作品突出伍子胥的复仇精神以及忠言直谏的高尚品格。《伍员吹箫》以杂剧特有的舞台表演方式和戏曲语言方式向观众展现了伍子胥复仇以及报恩的故事,突出伍子胥知恩图报的侠义精神。两部作品在伍子胥故事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唐诗中的伍子胥信仰与传说

以唐代文学中的诗歌为主,就伍子胥及其相关之信仰与传说(伍子胥庙、钱塘江涛、罗剎石),做更深层次的探讨,企图呈现出伍子胥在唐代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

《伍子胥变文》与唐代的血亲复仇

《伍子胥变文》在情节上对唐前史籍特别是《吴越春秋》多有因袭,但在复仇行为等细节上,它又大胆虚构,突破了伍子胥故事在以往流传中所形成的注重史实的模式。这些变化是与唐代血亲复仇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在唐代政府对私自复仇的严厉打击以及社会主流观念倡导理性复仇的压抑下,民间浓厚的复仇意识在文学上的反映,其文学史意义值得注意。

从伍子胥图咏论《天问》创作时地问题

《天问》为屈原"呵壁问天"的产物,具有"图咏"或咏史性质,其结尾部分有四个韵段隐括伍子胥叛楚投吴以及辅佐吴王阖庐伐楚入郢的武功,是《天问》神话和历史传说系列的最后故事。与此相对,《天问》对楚史的"图咏"只限于令尹子文降生以及堵敖被弑两件事,为楚国秽史。由此可见王逸所谓《天问》是屈原面对"楚先王之宗庙及公卿祠堂"壁画而作,不能令人信服。楚先王宗庙壁画应当图绘楚国神话和英雄传说,这是起码常识,而《天问》作为兴亡史诗截止春秋末期伍子胥故事,丝毫未涉及战国时事。现代学者认为《天问》是屈原在楚怀王时期流放汉北所见壁画,缺失基本证据。本文对伍子胥图咏本事以及"白蜺婴茀,胡为此堂"以及吴国先史的考证,证明此"堂"是春秋末期吴国神殿遗存,图绘夏商周三代兴亡往事均隐含了吴国本位的历史观。《天问》是屈原晚期被楚顷襄王流放陵阳(今安徽省池州地区)的九年之间,见到春秋吴国神殿遗存壁画"呵而问天"的产物,从而填补了屈原"陵阳九年"楚辞创作的空白。

《伍子胥变文》与《伍员吹箫》杂剧比较

伍员是中国古代久负盛名、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春秋战国以来,载录伍员事迹的史传稗说代不乏籍,敷衍伍员故事的文学作品更是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伍子胥变文》与杂剧《伍员吹箫》就是以伍员故事为题材创作的说唱和戏曲文学作品。《伍子胥变文》是唐代敦煌文学敷衍这一题材的唯一作品,《伍员吹箫》是谱叙这一题材最有深刻思想意蕴、最富艺术感染力的现存杂剧。这两部作品虽都以春秋时期楚国伍员替父兄报仇的历史事实为素材,却由于作品文本体式与作者思想倾向、艺术功力的不同,在创作方面也呈现出了显著区别与悬殊差异。比较它们的异同,对深入认识和准确评价中国俗文学在唐元时代的演变发展具有弥足珍贵的作用和不可忽视的意义。

从《伍子胥列传》看司马迁的史料会通与创新

以《伍子胥列传》为例,结合相关传世文献和出土楚简,具体探讨司马迁对材料的会通与创新。会通体现为对伍子胥叙事史料的采用和有关思想营养的吸纳。创新表现为四点:将伍子胥的复仇、忠直放在春秋末年的时代背景之下;自觉注重历史人物的个性和心理动力的分析;有意夸大有关史料;浓重的悲剧宿命色彩。

文学史中伍子胥复仇故事情节的形成——以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伍子胥故事简为依据

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伍子胥故事简,详述伍子胥复仇的经过与细节,比《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的记载更加完整,很多情节可与《史记》《越绝书》相印证,这说明至迟在西汉文、景帝时期,伍子胥复仇故事的主体情节已经基本形成,成为中古以后文学史上以伍子胥复仇为主题的众多文学作品的情节来源。伍子胥复仇故事情节在西汉初期基本形成,与战国时期的忠孝观及汉人的血亲复仇思想密切相关。秦汉以后,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与君权的加重,伍子胥勇于复父仇以抗君就显得难能可贵,同时汉代血亲复仇观念的强化,使伍子胥复仇故事在西汉初期形成较为完整的情节,其符合时代的认同,也体现了社会思想变化。

论《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形象塑造

《吴越春秋》中的伍子胥形象塑造 ,具有空前性和原创性 :作者将历史上一员练兵战将 ,通过对史料的踵事增华和民间传说的融化 ,运用旁见侧出、对比烘染等多侧面的描写手法 ,塑造成一位文武双全、忠孝节烈集于一身的神化英雄 ,成为后世伍子胥艺术形象的范本和演义类小说军师形象之祖形。

张家山汉墓古竹书《盖庐》与《伍子胥兵法》

江陵张家山西汉初年墓葬所出古竹书《盖庐》 ,是托名伍子胥的古兵法著作。该书与《汉书·艺文志》中兵技巧家的《伍子胥》1 0篇无关 ,而可能是同书著录的杂家《伍子胥》8篇中的一篇。

《伍子胥列传》的复仇意识及其内涵

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中流露出强烈的复仇意识,并借此诠释了自己的民主思想,批判了汉代的专制制度,通过一系列复仇人物的行为,展示了自己的君臣观及生命意识,同时又寄寓了对个人身世的无限感慨与悲愤。

《伍子胥变文》补校拾遗

有关伍子胥的讲唱文学作品,从《吴越春秋》开始,流传近两千年之久,而如果从我国的“荷马史诗”——《左传》(此书以史为干,丰富了生活细节而以文学手法表现之,左丘明为瞽史,是荷马一样的盲人)计起,则在两千三百年以上,它是我国文学作品中对于封建地主阶级伦理的基础“三纲”的第一条——“君为臣纲”否定最有力的一部作品。所以,它是我国民间文学史以至整个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研究它的产生、发展、演变,对于揭开我国讲唱文学早期历史与嬗变的真象,有着重要的意义。《伍子胥变文》同《敦煌变文集》中的其他作品一样,虽经王重民等先生的反复轮校,扫除不少阅读上的障碍。

《伍子胥变文》校读记五则

《伍子胥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的名篇,虽然为之校勘注释之书已然不少,但是"子胥告令军兵"、"君不索吾身命,由自予之"、"隈形即立"、"抽刀剑吼"等处之解释仍未能餍心切理,或者校注者漏释,或者当另作他解,文意方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