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作为道德如何可能——休谟与罗尔斯正义的道德根据思想比较探析

休谟与罗尔斯都是在非形而上学的背景下回答正义的道德根据问题的。一致的正义环境假定构成他们正义论的出发点,情感主义的理性观是他们根本的思维方式。通过对他们正义论的道德根据的追问,可以发现两种正义论的内在关联和不同的局限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对同情和正义感在正义论中的地位的澄清与确定。通过对正义环境假设的适当修改不但可以较好地回答正义的道德根据问题,而且可以明了两种正义论的一致性。休谟和罗尔斯的正义论各有侧重,但可以互相补充,体现了西方非形而上学正义论发展进程中可以互为环节的两种解释方式。

休谟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的比较分析——基于《人性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哲学的奥秘在于人。活跃于18世纪的休谟在《人性论》中围绕人的知性、情感和道德,建立起关于人性科学的一般原则。他根据经验观察的方法,论述情感自然主义,遵循怀疑主义的实践,呈现出丰富的人学思想。百年之后,19世纪的马克思从现实的生活出发,遵循辩证思维,阐释“现实的人”,强调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将人性放置在社会、实践、世界和历史的维度上,实现了对人性丰富的、具体的、动态的考察,实现了对休谟人性原则的现实超越。二位哲学家在人性思想的发展逻辑上形成了递进式的解构。

休谟道德观视角下道德情感对大学生社交行为的影响研究

在当代社会,大学生的社交能力已成为其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受性格、人生经历、社交经验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大学生在社交场合存在被动、不自信甚至交流恐惧等问题。休谟的情感主义道德观重视情感在道德判断和行为中的作用,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新的视角,即道德情感可以影响大学生的社交行为。基于此,阐述了休谟的道德观的相关内容,分析了情感主义道德观与道德情感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论述了道德情感对大学生社交行为的影响,提出了利用道德情感教育提升大学生社交主动性的措施。

麦金太尔对休谟问题的历史主义诊断及其困难

休谟问题的实质是“是”与“应当”间的鸿沟问题。关于这一问题,麦金太尔曾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做了独特的分析。他认为,“是”与“应当”的鸿沟是现代道德哲学研究脱离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框架和功能性解释的后果。解决休谟问题,需要回归亚里士多德传统,采纳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目的论架构和功能性解释,回归传统共同体生活,在集体实践中重获“善”的规定。然而,麦金太尔的功能性解释过分依赖传统,对于现代道德形态的历史合理性并不能提供充分说明,由此,道德评价与非道德评价的界限将变得模糊,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筹划空间将受到限制,道德的崇高性亦将难以得到说明。

休谟品味论:艺术界定的“灰空间”

艺术的定义作为一个基本的艺术理论问题,一直处于艺术界的争论中心。文章分析了对于“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的三种态度,即肯定、否定和约定。前二者可被视为硬性规定,而将艺术作为一种约定形式又失去了一定的基准。与之相对应的是休谟提出的“品味的标准”,将其作为一种协调人们各种态度的规律,从而为艺术的定义和界定提供了一种软硬性共存兼顾的界定标准。

休谟正义哲学中的法律行为理论——兼论私法规则之治的思考进路

以正义规则为核心的休谟正义哲学,常被认为是一种财产权理论或德性论,但同时也是一种法治理论。从静态的占有稳定之规则,再到动态的财产基于同意移转以及许诺的履行之规则,其间的思考进路与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理论如出一辙,体现的是私法意义上的规则之治,背后支撑的是人类利己的天性。难以自觉遵守正义法则乃人类天性使然,因而需公权力保障强制实施。私益为公权之行使提供正当性理据,公权之最终目的亦须回归至私益,狭义上的公益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加广泛的私益。私法为“里”,公法为“表”,休谟的法治,即为一种通过公法形式实现私法目的的私法之治。

浅析康德因果关系理论对休谟问题的解决

康德的因果关系理论直接来源于对休谟问题的回答,然而对于“康德的因果关系理论是否成功解决了休谟问题?”这件事情,学术界尚未形成定论。在笔者看来,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的否定是基于他的客观主义(即认为真理的对象是独立于人的客观世界)与经验主义(感官知觉是知识的唯一可靠的来源)的预设,在这种预设的前提下,证明因果关系的推理无法获得普遍必然性。而康德否定了休谟的预设,也改变了特殊因果性的概念内涵,反之以一种现象主义与先验论的立场来论证了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

休谟政治哲学中的演化博弈论

如果人们早一些读懂休谟,政治哲学史或将改写。休谟政治哲学包含大量深刻洞见,却没有被认真对待。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休谟的科学倾向(试图建立道德与政治生活中的牛顿力学)所导致的理解困难是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学界试图以社会科学领域的新进展尤其是演化博弈论重新发掘休谟的政治哲学思想。以演化博弈论解读休谟的政治哲学,一方面可以使休谟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如惯例、财产权的起源等获得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演化博弈论可以为休谟的洞见提供坚实的证明。此外,在休谟对财产权的论述中,休谟认为财产权的效力来源于打破这一惯例所带来的不便。这实际上提示了一条跨越“是”与“应当”的途径——藉由对后果的反思建立规范性。换言之,休谟的文本之中即蕴含着打破“是”与“应当”区隔的线索。

价值理解的休谟进路

对西方近代以来价值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首推休谟。休谟在“是”与“应当”的区分中对于事实概念和价值概念的理解,成为现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对价值理解的范本。休谟认为从“是”无法推出“应当”,强调作为科学描述对象的事实与伦理价值二者截然不同。摩尔以“自然主义的谬误”表达了对将事实与价值混为一谈的批判,认为“善”或“善的”是不可定义的,所有定义都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摩尔的研究推进了当代哲学中在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下的价值理解。艾耶尔和史蒂文森则继承了摩尔的研究进路,将伦理价值的理解仅看成是伦理情感的表达和态度问题。价值冲突的表现就是态度的分歧。在史蒂文森那里,解决态度的分歧成为他的主要价值关注。

马克思对休谟正义观的批判与超越

从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史的演进过程来看,正义问题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追求公平与正义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休谟的正义观是基于人性是自私的这一抽象预设而展开的,旨在对市民社会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所存有的矛盾进行化解和补救。而马克思则是代替抽象的人性,将人视为具体的、历史的产物,其正义的产生是建立在现实历史基础之上的。休谟与马克思对正义的思考采取了两条不同的理论进路,前者企图确立能够保护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路径,而后者则是采取消灭物质匮乏对人的支配,寻求共产主义出路,努力实现人的自我变革。

基础规范对休谟问题的回应及其反思

近代之前实在法的正当性一直诉诸内容更高级的自然法来证成,近代以来以形而上学和神学为基础的自然法一度被斥为空谈,实在法开始向社会事实寻求正当性,但这一路径被休谟问题阻断。实证法学转而从法律本身寻求正当性,奥斯丁试图通过区分立法学和法理学来回避这一问题,凯尔森则选择直面休谟问题,提出具有康德色彩的基础规范来解决事实和价值之间不可通约的问题。凯尔森通过预设基础规范的最高效力来解决法律规范体系的效力来源问题,从形式上避免了休谟问题的诘难,然而基础规范之内容取决于构成特定秩序之事实,用事实决定之内容作为形式之鉴别标准,很难说从根本上解决了休谟问题。在限定的时空条件下,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来论证法的正当性,从而化解休谟问题,或许是更具有建设意义的次优选择。

现代人如何彼此同情?--以休谟与卢梭的同情观为焦点

在关于自我与他人如何合群共存的探讨中,休谟和卢梭提供了两种内在一致且可协同生效的同情方案。作为典型的现代理论家,他们对同情的关注和这种关注对道德情感的共同倚重体现了现代伦理生活对人性与道德的内向探索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从这些共同的问题意识出发,两种世俗化且平等化的同情观着意强调了现代人能够基于自然的心灵内在构造而发挥道德情感的力量,葆有同情这种自然美德并坚持一种关照人类、超越立场和利益的普遍主义式同情姿态。进一步就具体的同情机制而言,休谟式同情体现为对一切苦乐感受和赞责评价的“同感共鸣”,卢梭式同情体现为对他人痛苦的“设身处地”,前者着眼于悲悯而冷静的旁观,后者着眼于自顾却热情的行动,它们共同导向了正义问题,有待当代阐释者甄别两种同情观的转型意味并由此探索如何借助同情改善社会。

论休谟主义理由观的“主体性事实”概念

当代元伦理学家在规范性研究方面,呈现出了从“语义分析”到“事实描述”的研究转向。其中,帕菲特作为非自然主义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规范性事实并不等同于在规范性意义上具有重要性的事实。但在这一区分下,种种具有规范重要性的事实何以重要?事实何以提供真正能够激发我们行动的实践理由?这些问题仍需更具体的说明。为了回应这些问题,引入和聚焦“主体性事实”这一概念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不仅有助于澄清一种休谟主义的规范性理由观,而且还将说明:休谟主义理论如何可以像外在主义那样捕捉到规范性理由之“客观性”,同时解决“事实何以提供理由”这一实践难题。

正义与人性——休谟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一种比较

休谟和罗尔斯拒斥形而上学,都认为可以从正义的主客观环境导引出正义原则。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基本相同,这种相同成为理解他们的正义论的重要线索。休谟认为自利是建立正义的原初动机,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构成人们遵从正义的道德约束力;罗尔斯设想无知之幕中的代表者以追求最大基本善为动力寻求最合理的正义原则,以理性化的道德情感解释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虽然这两种正义论对人性的具体解释存在不一致,但都采用了类似的自利-道德情感的思维框架。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既定客观条件下的人性分析得出规范性的正义原则,简单化地处理影响人性和正义的客观因素,导致了两种正义论的共同的局限性。

商业、正义与现代文明——论休谟商业观的现代性意义

“商业”是理解休谟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不可忽视的核心构成。休谟强调财产权是一个社会的基础,确立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规则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商业”的繁荣,从而带来公共效用的积累和社会美德的增长。以财产权及其正义规则为内在要求的“商业”,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进而形塑了“现代”道德世界和政治世界。从对商业的讨论可以发现,休谟的正义理论并非一种纯粹的财产权理论,而是一种正义如何促进公共美德和塑造现代制度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深刻说明,也是一种为现代商业文明提供多层次辩护的道德与政治理论体系。

论休谟式随附之为一种强制阐释

形而上学家试图对于这个世界是什么以及之为何提供一种“形而上学解释”,在力求其理论和经典物理学相拟合的同时,也会援引科学实践与科学结论来作为自己的预设或者佐证自己的立场。哲学家大卫·刘易斯的休谟式随附工程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在强制阐释的框架内来审视,休谟式随附是一种强制(动机)阐释,其错误根源在于认为一种好的理论必须是“还原”的。通过因果功能主义径路的指引,人们可以探寻哲学研究的另一种可能。

评《休谟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亚当·斯密因其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被后世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领军者和经济学伦理奠基者。与斯密同为苏格兰启蒙学派创始人的休谟,其经济伦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斯密经济思想的成型,其经济伦理思想也是自由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休谟的经济伦理思想首先肯定了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正当性,并强调人的自私天性、有限慷慨、资源稀缺等三重因素,是驱使人们遵循经济伦理规则的动力来源,经济伦理思想以一种社会的调节器角色普遍存在,这显然是斯密著名理论“看不见的手”的同义表达。休谟的经济伦理思想涉及多个方面,产权、货币、商贸以及赋税、人口、技艺等,其中产权理论是休谟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休谟对经济学最为突出的贡献。

弃俗求雅之辩:从休谟趣味理论到现代中国美育的矛盾与反思

尽管高雅与通俗在审美中无法形成明确的等级划分,但在当前中国的部分美育观点中,依然存在着过度强调“弃俗求雅”的趋势,这无疑将人们的审美趣味进行了分级。这种提法和休谟的理论同出一辙,后者在现代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因此,文章从休谟的美学思想出发,结合现代学者观点和中国文化语境,重新审视美育理论中的趣味问题。美育的功能目的在于完善感性,它能让人们欣赏不同的事物,扩大自身的欣赏领域。过度强调美育可以帮助人们鉴定雅俗,可以培养高雅的审美趣味,这既是旧时美育思想的残留,也有精英文化的烙印。这种做法无疑强化了社会权力等级差异,并把美育简单化、片面化甚至功利化了,与美育原初的目的相悖。

论休谟的经验保守主义政治思想

大卫·休谟是18世纪英国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在政治领域,休谟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与哲学交织的政治思想,对西方政治体制构建影响深远。休谟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对自然状态下的逻辑演进以及自然法理念下的社会契约论进行了批判,基于人性为政府制度设计提出了著名的“无赖假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章通过对休谟政治思想的论述与分析,理解与把握休谟政治思想的内涵与价值。

休谟的人格同一性之谜

休谟在《人性论》附录中承认,当他运用自己的知觉理论去探讨人格同一性问题时,得出的结论是很有缺陷的。具体来说,有两条原则之间存在不一致,但休谟并没有直接陈述原则的不一致之处。很多哲学家先后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都没有抓住休谟的两条原则的冲突之处。通过考量一些解释的共同缺陷,我们发现休谟人格同一性解释的关键问题在于他过于狭隘的本体论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