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货币政策与债券市场稳定——抵押品渠道的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债券市场微观结构和流动性负反馈循环理论,利用中国人民银行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这一准自然实验,以及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日度数据,通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ARIMAX模型,探讨以抵押品为基础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在缓解债券市场风险,阻止下跌趋势蔓延方面的有效性和作用机制。本文发现,一方面,扩容政策能显著降低债券收益率,提振债券市场整体流动性和活跃度,进而遏制了负反馈机制下的“损失螺旋”;另一方面,扩容政策的实施也促进了宏观流动性向下传导,优化了债券市场流动性的总量和结构,进而遏制了负反馈机制下的“保证金螺旋”蔓延。这一结论解释了“中国化”制度背景下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稳定金融市场的内涵逻辑,增添了金融市场渠道传导的实证证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带来一些启示:作为市场最后的流动性提供者,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充分利用以抵押品为基础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在缓解特定局部风险时的准确和高效特点,通过灵活调整质押率更好地稳定市场。

科创板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传导机制研究

科创板股权激励制度的完善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提高,衡量科创板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创新绩效关乎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提升企业整体创新绩效,就必须利用好新模式下股权激励制度,厘清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的传导关系,探明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文章选取科创板首次推出新模式股权激励计划的乐鑫科技为案例,基于实体企业数据从制度环境、公司战略以及治理需求等方面分析其股权激励动因,探究“M-S-M”三路径的创新传导及协同机制,并从监管部门、公司以及科创板等维度提出了优化股权激励的措施。研究为监管部门制定科创板股权激励监管政策、企业进行股权激励实践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数据支持,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

心理传导机制下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体系优化建议

高新技术企业是激发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的突出代表,通过政策激励释放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至关重要。利用“供给—需求—环境”框架,围绕“企业培育—企业认定—企业高质量发展”全链条,全面梳理国家及地方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政策激励—企业需求”匹配模式,探索政企互动实施财税政策的有效机制,并进行政策优化的探究。根据期望理论,从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微观视角出发探讨在“需要—动机—行为”的心理传导机制作用下现有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体系对企业的诱导力,发现已有政策体系较为完整,但仍有结构性问题导致政策效价、期望值和兑现程度存在不足,建议加大政策优惠力度,注重政策实施的差异化,以及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以此最大限度提高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激励程度。

环境脆弱区“资源诅咒”效应及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

西北地区陷入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困境,亟需验证资源的丰裕度、资源产业依赖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及其传导机制,以此实现西北地区“资源-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选取中国西北地区五省30个地级市2006—2020年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以探寻“资源诅咒”存在性为基础,通过提出资源依赖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的有条件“资源诅咒”假说,研究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依赖度进行区分,选取资源依赖度作为解释变量展开对“资源诅咒”命题的研究,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基准模型和传导机制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显示,我国西北地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其资源依赖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物质资本投入水平对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作用,并且对曲线拐点的负向作用明显,即对规避“资源诅咒”无明显的作用且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资源诅咒”的发生;就业增长率、科学技术投入水平、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和曲线拐点的影响尚不显著,而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传导机制估计结果显示,西北地区“资源诅咒”现象暂未表现出对制造业和对外贸易显著的挤出效应,可能与地区政策支持和发展阶段有关,但资源依赖度对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负向影响不容忽视。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加强西北地区社会先行资本建设,改善西北地区区位不利带来的影响;2)进行大量资金投入的同时注重对人才的吸引,避免人才流失;3)促进社会产业结构和产业内部发展机制的转型升级。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加重的社会——教育传导机制与治理路径

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越来越依赖学校教育获得,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将竞争集中在普通学校教育体系内的优质资源,社会公平诉求又将选拔标准单一化为书本可测知识成绩的排名,不可避免出现考试难度越来越大、学习进度越来越超前、时间越来越长、负担越来越重的后果。过重课业负担对学习韧性和身心健康的影响令人担忧。减轻过重课业负担是一场持久战,需要继续强化“双减”治理、明确长期可持续学习的价值导向、重构多样化教育体系以及推动主要劳动力市场选人机制转型,进而走出“治理—恶化—再治理—再恶化”的莫比乌斯循环。

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传导机制的县域村庄分类实践——以陕西省绥德县为例

村庄分类是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和实用性村庄规划的重要衔接环节,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要前提。本文根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传导机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村庄共性分类的基础上,深化出能体现地方个性的实用性村庄分类方案,以保证村庄分类要求在符合从上至下一致性的同时贴合地方实际情况。本研究将村庄分类工作按照主客观因素的参与程度分为初步分类和互馈调整两大阶段。通过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县域村庄分类实践,构建了村庄分类工作框架,以期为县域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村庄分类工作提供参考。

通货膨胀传导机制识别与通胀分型治理

采用时变Granger因果检验明确中国历次典型通胀时期下的通货膨胀传导机制与通胀成本负担状况,并基于反事实模拟给出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治理方略。研究结果显示:(1)2012年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基本都是全局性通胀,而在2012年后,通货膨胀则具有典型的结构性特征;(2)治理全局性通胀只需盯住通胀源头和成本终端,而治理结构性通胀则应关注疏通通胀传导链条;(3)当下的通货紧缩是一轮由最终消费端发起的全局性通缩,但由于此轮通缩中只存在价格逆向传导链条,导致其仍有演化为结构性通缩的可能;(4)面对结构性通货紧缩,中央银行应采取适度盯住生产端价格指数的方式予以治理,这不仅有利于事前化解可能出现的产业链断裂风险,而且也能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增长空间。

国土空间规划传导机制构建及湛江实践

当前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之间、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之间的传导机制尚不明晰,尝试分析规划传导机制存在的现状问题,吸收学习国内相关城市实践经验,结合湛江具体情况,构建纵向、横向、实施层面的多向立体传导机制,以期为其他城市的规划建设提供借鉴。

新时代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基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考察

如何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是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议题。现有关于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研究过于关注工具理性,忽视了其背后的价值理性和内涵本质,尤其是缺乏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分析。引入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基于“价值性—工具性”二维矩阵所构建的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具体表现为第三次分配通过发挥文化、制度和主体三个层面的示范、刺激和众创效应来实现共同富裕。在文化层面,第三次分配能够发挥示范效应,通过培育慈善文化、倡导民间互助、培育共享理念等推动共同富裕,映射出第三次分配的价值属性;在制度层面,第三次分配能够发挥刺激效应,通过优化税收制度、慈善服务制度、三个层次分配衔接制度推动共同富裕,彰显出第三次分配的工具属性;在主体层面,第三次分配能够发挥众创效应,通过协同机制、互助机制、互嵌机制推动共同富裕,体现兼具价值与工具的双重属性。

创新型城市试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准自然实验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但目前基于微观企业层面、采取定量方法对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战略选择的相关研究缺乏。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为给中国进一步推动企业利用制度优势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从制度层面的视角,以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研究对象,利用Python软件对2004—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年报关键词进行文本挖掘,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运用多时点的双重差分(DID)模型考察创新型城市试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相较于非试点城市,试点城市内的企业更加易于开展数字化转型,且这一政策效果在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而且,创新型城市试点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科技人才集聚和优化创新环境(硬环境和软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据此,提出进一步总结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的经验、因企制宜地采用差别化的激励扶持政策,以及重视资金、人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传导渠道等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和传导机制研究

实现经济均衡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探讨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基于2012—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计算数字经济指数和区域协调指数,并选取人力和资本流动作为中介变量,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作用的研究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而且在促进区域之间协调发展方面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地区存在强烈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区域异质性;机制分析揭示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人力和资本流动来影响区域的协调发展。因此,要积极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持续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打造统一开放且高效的人力和资本市场;实施精准匹配政策以促进人力和资本向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但目前发展水平相对欠缺的地区流动;鼓励地方政府之间加强深入合作,共享数字化的成果和经验;强化空间规划和治理对于应对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发展的异质性,以促进人力与资本的流动和精确匹配,形成互补优势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冷链风险及风险传导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冷链物流的市场规模持续上涨,精准识别冷链过程中的风险影响因素并对其进行评价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而研究冷链各环节风险传导机制尤为重要。以“冷链风险”“风险传导机制”为关键词,检索了CNKI和WOS公开发表的文献,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对比分析。冷链风险研究方面,学者们通过区分引发因子的差异,对冷链风险进行分类;冷链风险因素识别方法主要集中于文献调研、专家经验、流程图分析等定量分析法,风险因素筛选不准确,风险评价体系不完整;冷链风险评价方法目前主要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种,定性分析具有主观局限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定量方法会越来越普遍。风险传导机制研究方面,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金融、社会、项目建设及供应链方面,冷链风险传导机制的研究未见公开发表文献,但随着冷链物流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该领域会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府际关系视角下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河长制”的溯源性考察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政策创新不仅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能,也为党和国家持续深化改革、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宝贵的地方经验。作为地方政策创新扩散的典例,“河长制”在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实现了“地方创新—区域扩散—国家政策”的跃升,历经了扩散启动、传导升级、稳定辐散的传导过程。结构形塑关系,关系主导行为。地方政府间纵横衔接、条块互动的组织结构,形塑了政府组织系统内部条与条、块与块、条与块的多元关系,主导各级地方政府的行为及其变化。在地方政府竞争、学习、强制、模仿等驱动政策创新的行为作用下,基于不同的府际关系形成了地方政府政策创新传导的“先行—跟进“”首倡—移植“”吸纳—推广“”领导—执行”四重机制。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国内在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传导效果差异在政策实践方面存在观点不一的情况。文章采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相对有效性。结果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通过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共同传导政策信号和发挥作用,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较弱,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信贷渠道是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渠道,货币渠道虽然稳定发挥作用但相对于信贷渠道效果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和传导机制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创新创业的主体力量。然而,它们普遍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利用数字技术,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对中小企业创新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潜能,应完善相关政策和措施,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文章就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与分析,针对数字普惠金融精准高效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提出建议。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对债市影响的研究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逐渐由数量型转变为价格型,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有效传导对经济稳定至关重要。本文梳理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演变过程,回顾了2004年以来货币政策对债券市场的影响机制,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在传导时短端与长端市场利率短期偏离政策利率的原因,最后对未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建设进行展望并提出优化建议。

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向建筑企业传导机制研究——以HD房地产公司财务危机波及建筑企业为例

在房地产持续调控的背景下,大量的房地产企业因为“高杠杆”经营模式接连陷入财务危机,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不断蔓延,与其存在紧密上下游关系的建筑企业更是深受其害。如何防范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向建筑企业传导,已成为建筑企业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文章从建筑企业的角度出发,以房地产企业HD公司财务风险传导至建筑企业为例,对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向建筑企业传导的机制进行研究,有效识别、分析财务风险传导要素及形成原因,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以期为建筑企业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基于利率市场化背景

我国自2015年以来基本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核心中介变量,正逐步发挥引导资金市场化流转与配置于实体经济的作用。同时,我国正在全面推进数量型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变,利率水平变动与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过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选取2015年1月至2022年6月的LPR、CPI以及金融结构等数据,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进行全面分析,实证研究发现政策利率对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传导较为通畅,我国通过货币政策实施,能够较好地通过利率渠道传导至实体经济,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债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基于利率市场化与货币政策转型的双重视角

构建Nelson-Siegel模型拟合国债利率期限结构曲线的水平因子、斜率因子和曲率因子,在此基础上构建TVP-VAR模型,探究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基于国债利率期限结构曲线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研究利率市场化对传导有效性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国债水平因子作用相同,但对斜率因子作用不同,通过斜率因子对金融市场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传导和通过水平因子的传导都具有相反的作用,说明政策利率通过国债斜率因子的传导仍存有阻塞;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仍能发挥一定作用,但传导有效性也逐渐减弱,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逐渐增强,但仍有局限性。对此,应该进一步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更好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定价基准作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梗阻,并加快货币政策转型。

人口流动与城市就业的内在传导机制和影响

分析人口流动对城市就业市场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揭示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人口流动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影响工资水平和就业结构等方式直接影响城市就业市场;同时,人口流动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和公共政策调整等方式间接影响城市就业市场。优化人口流动政策,提高就业机会,加强大众服务,以促进人口流动与城市就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