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地方活力:国际传播中心建设的重点、难点和关键

2023年,各地国际传播中心挂牌成立加速,标志着从中央到地方的矩阵式、立体化大外宣格局进一步完善。国际传播中心建设重点包括渠道建设、内容生产、智库服务、人文交流和品牌塑造等五个方面。同时应认识到,国际传播中心建设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双重挑战,既要解决地方实践的复杂问题,也要直面与中央媒体相似的困境。应把握人才培养、媒体融合、技术应用、平台渠道和资源整合等多个关键要素,协同发力,让世界读懂中国,实现地方国际传播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西安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大跨斜幕墙支承结构设计

西安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大跨斜幕墙支承采用竖向张弦桁架结构体系,结构造型独特新颖。对其结构选型和受力特点进行了重点介绍。采用MIDAS Gen软件建立有限元模型,进行非线性静力及抗震分析计算,同时采用ANSYS软件对考虑几何与材料双重非线性的结构整体稳定性进行了详细分析,探讨了安全系数取值等。分析结果及实际使用效果表明,幕墙支承满足正常使用的各项要求,并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

地方智慧与全球视野: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路径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在新时代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2023年,多地启动国际传播中心建设,在国际传播新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步伐明显提速,且下沉趋势明显,同时面临地方媒体规模有限、文化壁垒仍存、资源整合力度不足等挑战与阻碍。新征程上,面对复杂的国际传播格局,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应树立全球视野,将打造战略型、创新型、联动型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作为重点任务,加快媒体业态融合,整合资源力量,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让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传播得更远更广,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地方智慧。

“双层空间”背景下侵犯著作权罪的双轨制归责路径探寻——基于“复制中心”与“传播中心”理念的并立选择

自网络著作权犯罪产生以来,学界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争论从未休止。诚然,由于司法解释和立法的相应调整,这种争论近年来有所沉寂,但关于网络著作权犯罪的规制困境并未完全消除。在著作权侵权同时作用于传统社会与网络社会的“双重空间”背景下,应当立足网络空间著作权保护的实际需求并采取“复制中心”和“传播中心”并立的规制理念,通过在传统社会形态下采用“复制中心论”而在网络空间内采用“传播中心论”,最终实现不同场域下保护理念的双轨制运行。通过将该罪营利目的的“利”实质解释为利益、修正不同场域下犯罪数额双轨制认定规则以及确立以提起公诉为时间节点、以IP地址为点击量认定补充标准等措施,最终形成兼顾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传统场域与网络场域的侵犯著作权罪的双轨制归责路径。

新时代中欧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初探——以五洲传播中心中欧文化国际传播实践为例

当前,中欧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处于重要窗口期,为对外塑造国家形象带来了难得机遇。五洲传播中心作为多语种、综合性、全媒体的国际文化传播机构,已与欧洲近百家传媒机构合作,取得良好的中欧文化国际传播实践成效。实践证明,要创新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创新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创新拓展中欧文化国际传播朋友圈,对欧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地方叙事、国家站位、全球视野: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战略定位与差异化路径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研究通过对我国13家代表性地域的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进行访谈,分析了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在区域国际传播过程中对自身定位及其差异化发展路径的探索。研究发现,地方国际传播中心通过将地方特色与全球视野相结合,主要发挥四大功能:阐释国家发展理念、服务对外传播工作、传播区域形象、助推经济合作。各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要重点依托国家战略定位与区位优势,打造独特IP;发挥本省和平台主体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展。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现状、问题与展望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是向世界展现多元、立体中国形象的平台。当前我国已成立了不少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覆盖全国大部分区域。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已探索出一些发展路径与经验,也存在发展瓶颈与问题。提升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传播力、影响力,应从战略传播出发,优化区域布局;从内容特色出发,培养关键意见领袖;从运营机制出发,激发创新活力,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功能定位、建设难题与中小城市的战略选择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是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功能定位高度集成,与国外地方国际传播实践相比具有制度优势,也存在值得我国中小城市反思的建设难题。中小城市不宜复制省级和大城市国际传播中心,而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探索“小而精”、市场化、区域联动的战略路径。

以智慧全媒体平台赋媒介未来之力——省级国际传播中心的时代机遇

2023年是广电领域多家省级国际传播中心集中成立的一年。可以预见,2024年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将持续全面发展,这有助于我国打造更为细化和垂类的传播策略和产品体系,实现多地区、多国别、一群一策的精准国际传播。但也必须认识到,省级媒体面对的是与国家级国际传播机构和媒体同样的外部境遇。年轻的省级国际传播中心普遍面临着传播内容同质化严重、传播资源有限、主体单位在互联网时代失语、国际舆论环境恶化等内外双重压力。以打造智慧全媒体平台为目标、掌握自主可控的自有平台为目的,集中区域内的全要素力量搭建智慧省级国际传播交流平台,可成为省级传统主流媒体逆转经营困境的突破点,并帮助地方在国际交流与竞争中获取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成就。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路径:战略协同、系统升级与情感再造

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战略传播体系支撑,身为系统地基的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是重点发力方向。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采用系统论视角,在服务全国战略传播大局的定位下,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着力平衡区位传播与全国布局、地方性传播与全球化融入关系,围绕“传播交流+社会服务+理论研究”的复合功能,形成了理性能力培育、感性情感认同两类发展路径。前者关注“硬件+软件”的传播能力系统升级,加快推进平台化基础建设、地方性话语创新;后者聚焦情感的双向流动与群体共鸣,呼吁“地方感”重塑与共同体意识构建,以情感代入赢得价值认同。地方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性复杂工程,不能固守既有思路。未来,各机构应遵循“战略目标选择—路径落地优化—传播效能评估”动态流程,以发展眼光调整建设路径,切实推动国际传播提质升级。

战略传播探索: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定位、要素与路径

作为中国战略传播体系的中介节点,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发展水平深刻影响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其需要“硬件”和“软件”的双重支撑。借助大数据技术,抓取实践案例发现,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深耕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门户网站、IP形象资源库、社交媒体账号矩阵、App客户端一体化平台;运用全球化理论,通过放大文化内在交集、推动合作传播、强化传受互动、挖掘视听话语潜力等方式,凝聚话语共同体。然而,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依旧存在粗放式发展的问题,应从制定区域国别特色发展战略、完善央地协同互补模式、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本土文脉符号的全球化表达、构建传播效果评估体系、夯实全球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予以改进。

现阶段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业务建设的主要挑战与发展策略

地方国际传播主要指由地方政府、机构、高校、媒体、企业等组织开展的国际传播,包括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随着媒介技术变革和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地方在开展国际传播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当前,地方国际传播正在蓬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仍存在一些不足。地方国际传播需要在主体、层次、场景、模式和功能等方面提质升级,同时在业务规划和发展中注重国际传播场景多样化、国际传播形态多层化、国际传播结构多维化,不断提升传播效能和效果。

地方主流媒体国际传播中心建设的主要模式、难点与趋势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成为主流媒体面临的紧迫任务。通过建设国际传播中心,主流媒体可以实现影响力的提质升级,这也是主流媒体推进深度融合的重要抓手。本文通过分析国际传播中心的建设模式、特点和发展趋势,探讨国际传播中心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并对其发展方向和挑战进行了展望。

地方主流媒体加强区域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路径探析——以济南国际传播中心为例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声音、中国故事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和重视。尽管近年来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有了大幅提升,但国际传播工作仍面临重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济南国际传播中心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构建多维传播矩阵,以内容创新为引领,注重挖掘济南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生动鲜活的故事和深入浅出的解读,助力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的创新路径——以长江国际传播中心为例

城市国际形象是全球视野下对城市整体印象的综合体现和评价,是衡量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长江国际传播中心作为武汉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的创新实践基地,通过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传播形式四个方面的创新实践,探索出武汉在城市形象国际传播方面的创新路径,凸显武汉城市核心竞争力,充分展示荆楚文化独特魅力,推动武汉更好走向世界。

从地方到全球: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对外传播的“跨级突破”刍议

近年来,地方媒体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本文尝试论述地方媒体从“地方到全球”的“跨级突破”路径,从时局逻辑、技术逻辑、认知逻辑三个维度,阐释了该路径的理论逻辑,并结合我国当前出色的地方对外传播具体案例,归纳出基于话语突破、平台突破、受众突破的三条实践路径,旨在为地方媒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

对构建“传播中心理论”的再思考

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关于构建"传播中心理论"的争论曾引起诸多著名传播学者的关注,也影响了对传播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认知。所谓"传播中心理论"是指统摄传播的所有过程,将传播现象进行普遍意义上归纳和揭示的传播理论。文章对其产生的历史进行溯源,指出构建"传播中心理论"的难处即范式的不同,在分析传播理论缺乏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传播中心理论"存在的问题,认为这是传播领域研究逐渐地"内眷化"和"窄化"的表现。

九华山佛教传播中心与文化特质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九华山佛教起源于5世纪初,唐中期成为地藏菩萨道场,中经唐末五代及宋元时期的曲折发展,至明清时形成为我国佛教重要传播中心之一,与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并列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九华山佛教在文化特质上表现为地藏信仰、禅净兼修和三教交融的同时并存。该传播中心的形成对丰富皖江佛教的内涵、延续安徽佛教的命脉、促成安徽地域文化儒道佛鼎立格局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请伊恩莱特”——专访五洲传播中心国际部主任井水清

自2003年以来，五洲传播中心与国际媒体一起，共同制作，播出了200余小时的合拍纪录片，向全球电视观众介绍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历史文明，科研技术，以及自然地理，节目到达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