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溯源的虚假危机信息传播主体识别与动机叙事方法研究

[目的/意义]虚假危机信息类型复杂,利益牵扯甚广,传播动机较为分散与隐蔽,有必要从溯源角度进行主体识别与动机叙事研究。[方法/过程]首先,在确定文本情感值、实体数、时序率、聚类簇与重叠量5个识别要素的基础上,设计深度隐晦语义理解、虚假危机信息判别、关联主体锁定与主体确证流程实现虚假危机信息传播主体识别功能,并通过画像对特征予以暴露。然后,以事理图谱为底座,在意图理解基础上构建动机叙事模型。最后,将两种方法糅合后开发自适应可视化操作界面以提升应用效率。[结果/结论]以“5·23卡塔尔立场声明”事件信息为例开展实证,结果表明此研究方法能够识别煽动型、造势型、转化型、侦查型与钳制型5种传播主体,动机分别集中在意见价值共鸣、宣扬自身力量、破除信息壁垒与渗透官方作业等方面。方法对比实验表明,文本设计较于其他方法具有更佳性能,然而仍有优化余地,如主体特征暴露与动机叙事粒度还有待提升。

“在场”与“虚置”:智能时代传播主体的内涵嬗变

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传播内容从单一的信息转变为多元化的媒介产品,传播对象由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主体转变为智媒场域中集生产者、传播者和接收者于一身的用户主体。传播主体的行为转向和身份转向不仅导致主导权迁移,智能传播的虚拟性和具身性更是将传播主体从主动的“在场”转向“虚置”。面对人机共存所带来的主体地位的挑战,传播主体既要了解智能机器的算法思维和认知方式,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和集体智慧,还要平衡人与机器的关系,发展人的主体性需求。

新闻传播主体的多维对话及其行为策略

新闻生产与传播就是新闻记者代表新闻媒体与社会事实信息之间发生的一场“对话”,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对话是一种相对于传统单向报道而言的双向交流方式。在当下的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传播主体间的对话主要分布和建构在新闻传播主体与事实主体对话、新闻传播主体与新闻当事人主体对话、新闻传播主体与文本主体对话、新闻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对话、新闻传播主体与智能机器人主体对话等五个层面,并逐渐形成了五个基本格局。在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主体间的对话主要体现为跨语境对话、跨文化对话、跨时空对话、跨媒介对话、跨文本对话等多种形式与新型形态上。

AI是传播主体吗?人机传播的兴起及超越传播本体论的限度

过去十年间,新媒介领域最为深刻的变化便是AI进入传播秩序。作为对新现象的回应,人机传播范式强调AI作为传播主体而非仅仅是中介工具。在梳理当前传播研究人类中心论、机器中心论和人机关系论三类主流观点的基础上,发现传播研究面临难以将AI归类为传播主体的困境。而人机传播能够为传播研究突破其本体论限度,将AI从中介提升至传播主体的位置提供可能。在如何构成传播主体这一问题上,计算机社会行动者路径发现,人机之间能够发展出特定的人机社交脚本,并且,系统性脚本会反过来作用于人际传播。由此,AI与人实际构成他异关系,成为新传播秩序中的传播主体。人机传播为传播研究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本体论限度提供了可能的进路,亦为传播观念的间性论转向提供了有力的起点。

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主体的变化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活力,新媒体时代已经全面来临。新媒体在人们生产生活中得到推广应用,与此同时,新闻传播及新闻传播主体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推动新闻传播主体的良性发展,成为新闻行业有待研究解决的一项重大问题。本文基于新媒体及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特征,分析了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主体的变化,提出了促进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主体良性发展的对策,以供参考。

视频社会化时代浙江古道影像传播主体身份、动机及行为的嬗变研究

随着短视频逐步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全场景,视频社会化时代到来。新型媒介环境下古道传播活跃,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如何正确认识传播主体的变化,并根据不同传播主体的特点科学构建古道影像传播的模型体系,是今后古道传承乃至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文章采用数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选取抖音、小红书、“爱优腾”等多个平台上包括十大经典古道、十大人文古道、十大风情古道在内的30个具有代表性的浙江古道的相关影像作品展开调研,从主体身份、传播动机和行为模式三方面纵向比较浙江古道影像传播主体在传统电视时代与短视频时代的差异,并探究变化的原因及影响。文章研究发现:视频社会化时代浙江古道影像传播主体从专业人士、主流媒体机构为主转变为以个人自媒体为主要力量,“意见领袖”拥有极高的话语权;以文化教育为主的传播动机增添了浓厚的商业意味;传播模式由自上而下的线性传播发展为更多元互动的SICAS模型。根据传播主体特点提出增强政府部门统筹意识、发挥自媒体达人领头羊作用、采用奖励机制提升普通民众作品质量的建议,旨在为古道影像传播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推动古道传承年轻化、新颖化,赓续古道文明,助力乡村振兴。

面向国际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主体、内容与实践探究——评《汉语国际教育视域下的跨文化传播》

《汉语国际教育视域下的跨文化传播》一书通过对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和实践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现代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以及具体的实践方法和策略,为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笔者在开展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需求分析理论的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研究”(项目编号:15Q073)过程中研读了该书。该书不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传播问题,而且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上也呈现出较高的内在逻辑性和一致性。

中国“自媒”环境内国学传播主体的动机及行为

国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其传播历史已超过两千年。媒介环境的改变会导致人类的意图目标、行为逻辑的改变。在古代中国“纸媒”环境中,国学传播活动的主体是知识精英。在现代中国的“自媒”环境中,国学传播活动的主体是全体网络用户。对比二者的身份、动机、态度和行为模式,可以发现后者在国学传播活动中的心理动机变得更为复杂,失去了崇敬的态度,偏重于物质获益,其信息处理模式中真正有益于学术进步的行为所占比例偏小。如此的动机和行为均不利于国学的继承与创新。“自媒”环境给予普通大众话语权利,但学术是专业小众化的,二者之间的矛盾目前还无法利用媒介来解决。人类任何一种科学研究的学术性传播,都存在无功利的精神探索与追求物质利益的自媒传播间的悖论,需要人们清醒的认识,而不是只为传播表象的繁荣欢呼。

文化教学中汉语教师作为传播主体的课堂话语意识建构

课堂话语意识是教师以教学目标为导向,围绕教学活动进行的动态思维过程。汉语教师的课堂话语意识主要通过课堂话语实现,课堂话语主要分为教学管理类话语和知识讲授类话语,课堂话语的输出会影响到汉语教师的文化教学与传播活动的效果。《中国概况》课堂中的文化教学与传播活动受教师、学生和教学环境等因素影响,要求汉语教师增强自身作为传播主体的话语意识。汉语教师可以从知识、技能、观念三个层面,增强文化传播的话语意识,教学机构应建立健全的评教机制、开设系列示范课程并组织教学研讨活动,促进和完善汉语教师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话语意识建构。

有声语言传播主体角色的嬗变——基于《国潮舞步》的媒介分析

这是一个传统媒体、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时代,众多传统电视媒体争相借新媒体小屏直播创造更多优质内容完成跨屏传播。在此过程中,以大屏新闻主播为代表的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在具身性传播实践中所扮演的媒介角色发生嬗变。有声语言传播主体角色嬗变的具体表征是什么?其角色嬗变背后又蕴含哪些传播深意?本文试从理论、实践两方面展开探析。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传播的新变化——基于传播主体视角的考察

本文从政府传播主体的视角出发,归纳论述了新媒体环境下顶层政府组织、基层政府组织、顶层政府个体、基层政府个体在政府传播方面发生的新变化,据此提出政府传播需要更新的三个理念:即尊重网络传播规律顺势而为、保持开放包容的传播心态、从传播技巧转向对线下治理的重视。

新媒体环境下城市形象传播主体行为特点

城市化进程风靡云蒸,城市形象成为城市品牌化的标志,是城市发展"软实力"的综合体现,城市形象传播已经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我国的城市形象推广从山东威海开始,各传播主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断以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凸显城市吸引力,以提升城市品牌竞争力。如今新媒体环境下,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倾力加盟,城市形象传播更是如虎添翼,传播效果立竿见影.

论智能传播时代的传播主体与主体认知

智能传播是人工智能技术催生的全新传播现象。有鉴于智能技术工具性与心灵性兼具的复合属性,以及后现代哲学在人类主体性消解问题上给予的认知空间,一方面,智能机器以前所未有的自动化模式,极大提高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效率;另一方面,其以特殊的主体形式,改变智能传播的主体结构与主体认知。在传播实践中,智能机器展现出自主性、创造性与意向性的主体特征,可以被视为拟传播主体。但是,基于本质主义的主体哲学理论,其也具有非实践性、技术逻辑与单一需求的自身特点。机器主体可能偏离人类主体的发展路径,发展出具有技术逻辑的独特主体性,进而导致传播失控危机。在机器主体的冲击下,人类主体需要进一步反思自身的主体特性。同时,以机器主体为重要参照物,在人机共生、协同进化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人类主体性并建构主导性。

传播主体实现本体知识建构与思维创新的认知机制

为应对21世纪人文与科学交叉、学科走向交叉融通与协同增益的新趋势,满足知识生产主体与知识消费主体的高新复合性价值需求,人文学报的编辑作为传播主体,亟需采用认知路径提升思维建构水平与价值判断能力。其中,首先需要借助具身体验来扩展和深化感性经验与本体知识;其次需要借助具身预演来整合形而下—形而中—形而上概念范畴,贯通表象—概象—意象思维三元时空;再次需要借助具身映射来建构理智感、美感、道德感相统一的本体意识系统,借此提升自己的理念创新能力与意象转化能力。

对新媒体语境下传播主体的三点考量

新媒体语境下,传播主体形成了"三元"的类型结构,即职业新闻传播主体、民众个体传播主体和非职业、非民众个体的组织(群体)传播主体的共在结构。传播主体具有强大的融合作用、强大的交互性和优越的经济效能等特质。传播主体应具备新闻自觉,推动传播秩序的理性创建;传播主体应摒弃"猎奇心态",恪守新闻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基本原则,主动远离"围观者姿态",明确责任意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杜绝"唱衰心态",树立大局意识。

公众理解科学视角下科学传播主体社会责任研究——基于《人民日报》、《南方周末》关于转基因报道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公众理解科学理论为研究基础,以文献收集法、典型抽样调查法和最小二乘回归计量模型(OLS)为主要研究方法,对《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2003—2014共12年间关于转基因的相关报道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显示科学新闻的报道受到科学传播主体的影响较大,尤其政府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主导意见十分明显,科学家和媒体形成舆论倾向,另一方面由于自身职业素质和责任的不明确,导致科学传播未能落到实处,未能将科学技术知识通过合适的渠道传播到社会与公众之中,使得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出现"反转"潮。由此分析科学传播主体未履行责任的原因,找出问题的症结,通过各个科学传播主体的协作配合来解决中国科学传播现今所面临的问题,实现科学传播的顺利进行和公众科学素质的整体提高。

论“延安文学”传播的媒介生态特征——以传播主体与受众分析为中心

延安文学传播的媒介生态构成了中外文学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文化(文学)现象。延安文学传播的政治文化生态与媒介生态的构建与形成,使文学成为战争环境中充分发挥宣教作用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一特性不仅充分体现了意识形态机器的强大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延安文学的生产和生存状态,也决定了延安文学传播的鲜明特点:文学构体的不平衡与多元接受中的多层次受众群体;传播者的多重身份定位和角色转换的融合;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交融互动的集体创作模式。对于"延安文学"传播的媒介生态特征的分析,可以揭示出这一历史时段的社会文化系统中与文学关系密切、对文学传播产生直接影响的诸种要素,在剖析要素产生制约作用和致效功能的基础上,探寻延安文学的历史本真。而对延安时期传播媒介生态的审视,也有助于我们超越特定的时空获得关于一个时代的启示与反思,有益于我们反观近年来的文学传播研究热中的误区,获得方法论的启示。

论传播主体与审美文化产品的价值定位

传播主体与审美文化产品的价值密切相关。观察许多文学、电影、音乐评奖以及审美文化产品传播的市场反应等现象后可以发现,传播主体的三个方面对审美文化产品的价值定位影响巨大:其一是传播主体的社会身份,即体制性的文化身份,市场化的文化身份和精英层的文化身份;其二是传播主体的价值诉求,这些价值涵盖审美文化产品的经济、政治、美学及历史文化价值;其三是传播主体的编码策略,即以消费社会的市场为导向,努力引导受众参与互动,积极扩大世界影响力。

SNS社区中传播主体的行为类型与角色研究

SNS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研究过程中,SNS的概念一直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文章立足广义的SNS,以其社区中的传播主体为研究对象,首先探讨了弱连接、属性数据等对社交关系的价值;其次对传播主体的行为进行分析,抽象出信息搜索行为、信息交互行为和信息扩散行为三种不同的行为类型。在此基础上,将传播主体划分为核心成员、骨干分子、活跃分子和边缘人物四种角色,并探讨了他们各自的行为特点和演化规律。

新媒体环境下危机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呈现

新媒体环境下,随着媒介的更新变革,危机传播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其中政府、媒体、公众三者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新变化。政府,从管理走向网络化治理;媒体,从把关到失控;公众:从被动到主动。这一危机传播格局的变化,使得危机传播应急机制得以重塑,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危机传播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