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治史方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既坚持与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相联系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其中也包括20世纪以来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治学方法。这两者的结合,一方面增强了史学研究的效能,另一方面也充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本身。

探索冯纪忠先生中国传统园林史观与现代景观结合——以牛首山核心区景观设计为例

文章首先对冯纪忠先生的中国传统园林史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其次对研究成果中“形、情、理、神、意”五个发展层面进行分析,最后结合实际项目案例,探索冯纪忠先生中国传统园林史观与现代景观设计的结合。

论译者主体性的程度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从中国传统译史谈起

意识形态的制约作用是永恒的,即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反抗主流意识形态之时,依然摆脱不掉它的操纵。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存在程度差异性。通过分析中国传统译史上的典型译例,可以发现:一方面译者翻译行为摆脱不掉意识形态的操纵,另一方面译者总是发挥一定程度的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程度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制约等文化因素存在关联性。

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生活史序言

一般来说,道德生活与伦理思想、道德理论的关系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但它们之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而且不断地进行着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中国古代伦理生活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从科学的社会发展史出发,坚持中国的古代社会从远古到清朝末,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社会形态的论断,并以此作为"主要经线",以家庭婚姻道德、政治行政道德、社会行业及不同阶层的道德为"主要纬线",围绕着一定时期人们的行为准则及道德规范这个核心,来构筑理论框架,努力展现我国古代道德生活的原貌和它的历史演变,揭示出其中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

发扬重史传统 普及历史知识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论古不及埃及,号称五千年,其实不过四千多年。但是,从重视历史来说,堪称世界之冠。有纪年可考的,已近三千年,而且历代相继,连绵不绝。悠久的历史化为现实的传统。传统之所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就在于它虽源于“死”的历史,却仍“活”在当代人的心中。

义利之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义利关系及其当代审视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义利关系是备受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处理义利关系的不同主张在《国语》、《左传》已现端倪。在漫长的处理义利关系的实践和思考中,形成了义之至上、利之优先及义利相和三种处理义利关系的不同模式。任何一种模式都程度不同的为现代人处理义利关系提供了相关智慧。

春秋时期的重史传统

春秋时期形成了浓厚的重史传统,它主要表现在在历史中追求不朽;讲史活动盛行一时;从先人格谚、典籍中寻找证据;史家“直书”精神高度自觉及历史典籍的大量积累。它对于开创我国的重史传统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洛阳伽蓝记》对先秦两汉史传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洛阳伽蓝记》人物传记扩展了传统地记人物志的容量,全书涉及人物众多,几乎可以构成一幅北魏社会众生图,反映了北魏王朝兴衰的历史。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作者将人物形象置于北朝深广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综合运用先秦以来史传文学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并通过典型事例展现人物独特文化气质,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呈现出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文化信念;在"正文子注"体例下创造性地运用《史记》人物"互见法"安排传记情节,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丰满;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于史传叙事的活泼灵动之中,凸现出史家的春秋大义与批判精神。

“尚史”传统对红学的影响

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文件”来处理的史学阐释观念与方法 ,在红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是明清以来红学研究的基本倾向 ,这是理解红学争论的一把钥匙。

中国传统村落史研究现状与趋势--兼论“广州古村落史研究”论纲

传统村落史研究是村落基础理论或者建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关于传统村落史的研究一直是建筑史学界研究的薄弱领域。本文以"广州古村落史研究"课题为契机,结合时代的发展需求,从学理层面和应用层面分析了传统村落史研究的重要性。一方面,通过对国外关于村落的四种研究范式的解读、国内多学科参与村落研究的现状分析,以及对广州传统村落史的个案研究特点之总结,并从研究视野、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层面分析了中国传统村落史向区域性、复合性、综合性的研究趋势的转变;另一方面,兼论"广州古村落史研究"论纲,为该课题的深化和拓展研究提供宏观的研究思路。

论中国共产党的重史传统与“四史”教育的精神基因

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一贯有重史且尤重近现代史的传统。从革命时期与全面建设时期的党史和革命史教育,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史和近现代史教育,再到新时代提出加强“四史”教育,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研究和教育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把握历史发展主流、注重现实关怀的重要特征。这两个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重史传统中的重要精神基因,也是开展“四史”教育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传统译论史在英语翻译中的应用策略

英语翻译的实践与理论是辩证对立且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为有效探析英语翻译的理论应用路径,必须从我国传统译论史层面出发,通过探寻不同时期的翻译理论及实践路径,明确英语翻译理论在实际翻译中的应用策略。现阶段,针对英语翻译的理论纷繁复杂,有从文化层面解析英语翻译的语境问题,有从篇章角度探析英语翻译的结构性与完整性。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何种理论作为主导理论依旧是学界主要探寻的问题,本文结合传统译论史的发展历程,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20世纪美国课程史研究的范式转换

借用库恩的范式及范式转换的理论考察了20世纪美国课程史研究中相继兴起的传统史、社会史和新文化史三种研究范式。不同范式之间并非取代关系;推动范式转换的内在因素是不同时期美国学校课程内涵的变化和课程理论的发展;范式转换的过程体现了美国课程史研究不断增强的学科理论自觉性与开放性。

另一种校史:文化校史

文化校史是不同于传统型校史的另一种校史写作形态。要写好文化校史,必须努力做到有故事、有理念、有文采,进而面向知名人物、面向经典事件、面向民间语文。在相当程度上,民间语文作为落实有故事、有理念、有文采的有效途径,特别值得重视。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大型课题而言,文化校史的写作形态将确保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在"内涵生产"的基础上找到良好的"传播策略"。

19世纪30年代在华西人眼中的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

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在华西人对中国国情的探研中，围绕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对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些突出特征和该增长方式停滞不变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论述。

从“正体”咏史到“变体”咏史——兼论咏史诗产生原因

狭义咏史是指作者直接歌咏历史题材,以寄寓思想感情,表达议论见解的一种诗歌类别。虽然咏史诗与用典和咏怀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它又具备和后两者不同的特点,我们应该加以区别。咏史诗的产生和我国重史的民族传统及文人尚古心理有关,同时又受乐府民歌创作实践的影响。从“正体”咏史到“变体”咏史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咏史诗从重客观铺陈到尚主观抒情的曲折发展历程。

寄情传统文化 乐事以为己任——读乔建中先生文集《乐事文心》有感

《乐事文心》是音乐学家乔建中先生的第四种个人文集,全书收录了他在中国音乐研究领域近十年间发表的文章四十余篇。作为一位多年来持续活跃于本学术领域的资深学者,近年来为传统音乐传承与保护、现当代民族器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学科史整理以及音乐地理学学科建设等方面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从某种程度而言能够体现出当下的学术热点,对学科发展现状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以文集中的诸篇音乐叙事文稿为依据,对其中所呈现出的学术成就进行学理层面的评述,并对激励作者保持旺盛学术生命力的精神信仰有所体悟。

财政学科历史性刍议

当前财政学科面临着一次学科重构或学科革命,学科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学科不再局促于经济学领域之下,而是正在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实现有机融合,而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新财政学"。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探讨以往研究有所忽略的财政学科历史性问题很有必要,历史性的融入将促使财政学成为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解释模型,而不再只是作为技术性分析工具而存在。把财政看作是国家的基本面向,我国财政学科建基应包括中国传统财政观念史的内容,建构财政史与财政学基础理论之间的联通关系,为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输送"来自历史深处"的思想和智慧,能够进一步促进该学科的理论创新。

“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和当代价值

“新革命史”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与传统革命史研究的对象一致,只是从新的视角,用新的方法重新审视革命史,以深刻揭示革命的复杂性和整体性。“新革命史”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一)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的互动关系;(二)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三)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四)加强区域和层级间关系的研究;(五)从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国革命以及开拓新的研究视点;(六)开拓新的研究视点。“新革命史”研究提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不仅推动中共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也给其他学科和其他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