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士绅到新式出版人——以科举制度的废除为中心

言论机关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士大夫的"清议"传统,这给士绅阶层介入新式出版业提供了文化上的依据。科举的废除斩断了士绅阶层"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的生存模式,并由此逐渐发展出一种专业化的思路,新式出版业成为士绅阶层转型之后的首选。在"清议"传统和专业化思路的影响下,新式出版人在启蒙和商业两方面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这给当下出版业以有益的启示。

传统士绅与次生治理：旧基层社会治理形态的新考察

传统士绅属于非正式权力。一方面,"皇权不下县"为其生长供给了制度性空间;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解释的占优则是其权威获取的重要文化资源禀赋。士绅的浮沉深受国家结构、制度变迁影响,存续之命运并不是自主选择的,而是外部国家权力嵌入所致。新中国建立后,具有全面强制意义的人民公社制度体系完全消解了士绅的依附土壤,士绅由此走向消亡。在长期的"王权主义"框架下,士绅建构起的互嵌型官民共治形态为基层秩序的生产提供了一个治理机制。总结传统士绅在国家治理中的行动逻辑,"次生治理"或许是一个理论解释框架。

传统士绅集团的分化与晚清政权根基的瓦解

士绅集团在传统社会中具有鲜明的特性、独特的地位和重要的作用。他们作为君权政治体系支持者、官僚系统输入者、地方政务协助者和基层稳定维护者,是专制王权体系的中坚力量。然而,面对晚清"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士绅集团走向分化。他们由"旧绅"变为"新绅",由士绅变为权绅,由缙绅变为绅商,由乡绅变为城绅,由"明绅"变为"劣绅",最终蜕变为反对专制王权的强大力量,挖空了王权政治的统治根基。

新旧嬗变:清末民初传统士绅的国家认同——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

清末民初风云变幻,士绅作为重要社群,与社会变动同步转型。近代山西士绅刘大鹏是社会激荡浪潮中的传统坚守者,一朝"国破",不得已成新国之民,为新国之官。清末民初国家鼎革之际,传统士绅何去何从?以刘大鹏为例,通过所作《退想斋日记》可以看到士绅眼中的社会百态,也反映了士绅自身的思想,更彰显了其对国家的认同观,以及当时传统士绅的两面形象。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确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传统乡贤文化探微——以宣统年间江苏士绅与地方自治为例

宣统年间,江苏士绅参与地方自治是特定历史时代下的必然,其中亦不乏少数劣绅的干扰与敬而远之的贤良之士。士绅通过参与地方自治发挥出了新的历史作用,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同时,在不自觉中成为国家治理地方社会的助推者,其参与的地方自治对传统社会秩序,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在当代中国,我们仍需发挥传统士绅亦即乡贤的社会中介作用,弘扬其社会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努力实现传统乡贤文化的自觉、自信与自用,以助于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体系。

传统乡村士绅的“嬗变”与“疏离”——以辛亥前后江浙地区的“毁学”事件为例

20世纪初,科举废除使新学教育在全国获得很大发展,同时也导致乡村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教育冲突日益激烈。清末十年,"毁学"事件在江浙各地乡村屡屡发生,几有遍及全国之势。作为地方精英新旧矛盾激化的产物,辛亥前后"毁学"事件既严重阻碍了近代新式教育的普及发展,同时也加速了传统士绅阶层的嬗变过程,使其与中央政府渐行渐远,并最终走向了清王朝的对立面。

近代地方精英群体的养成机制初探——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科举废除后,近代地方社会精英群体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士绅凭借旧时功名,新式精英依靠学堂学历,跻身于地方政权建设中。地方精英养成机制呈现出多元化、过渡化的特征,并伴生劣质化的特征。

近代上海出版人的汇聚、构成及影响

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中心,这一中心地位一方面来源于其覆盖性影响,另一方面因其对近代出版业品格的塑造。太平天国运动从人才、市场、理念等多个方面为上海近代文化市场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东南地区的传统士绅为避难而汇聚上海租界谋求新的出路,新兴出版业成为一个主要选择。而在出版业领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9世纪90年代科举正途出身的士绅阶层,特别是像张元济、汪康年这样从传统士绅阶层分化出来的知识精英。不同于1843年上海开埠后较早参与出版业的口岸知识分子,以谋生为主要取向,传统士绅将历来的家国情怀注入新兴出版业,以启迪民智作为追求,不仅改变了当时上海出版业的格局,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品格。

江南社会与翁同龢的乡居生活(1872—1874)

梳理翁同龢1872—1874年在籍丁忧的日记,立足于日常生活史的考察,无不留下他借助书楼居所、园林寺院、古玩书摊等故乡常熟多元化的文化场域进行交往、交流的身影与心影。赖以传统血缘、地缘和学缘基础之上,乡居期间的翁同龢为自身构建了一个集聚乡邦文人绅士的文化交往空间。

干部驻村制度化的政治逻辑

新时代的干部驻村工作模式不仅源于中国站起来的革命实践,还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作经验的提升。干部驻村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和乡村建设的重要工作机制,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代表型政党保持代表性的内在需要,又符合中国近代以来发展道路的特有动力,并对传统乡村士绅产生部分替代作用。只要需要和动力不竭,干部驻村就会保持下去,并不断根据代表型政党领导国家的阶段性目标和乡村发展的新需要而呈现多样的面貌。

再造地方:清末民初文人的地方实践与文学书写

受"爱国必自爱乡始"时代思潮与"士绅传统"的影响,清末民初文人将再造地方作为再造中国的起点,广泛参与了地方政治的革新、地方社会的改良和地方文化的建构,并通过文学介入其中。人们通过自上而下的推行,向地方社会推行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内核的西方文化,却导致了"士绅传统"主导的地方秩序的瓦解。之后的文人群体被迫离乡进城,只能以"侨寓"的身份书写关于地方的乡愁。

近代“国立”高校体育课的建立和变迁——以北京大学为考察中心

民国肇始,新成立的教育部希望通过"军国民"式的体育课养成积极捍卫共和的新国民,但多数北大学生对体育课并不积极。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国立高校强制开展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军事体育,这种做法引发了北大学生的不满和反抗。具体考察1936年之前的北大体育课的建立、开展和变迁情况,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北大体育的认知,还有助于我们从体育这一特殊的角度更加立体地理解近代青年精英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过程。

山东谘议局议员简析

议员是谘议局之根本,考察谘议局议员情况,可以更直观的了解谘议局及其成立后的发展态势。通过对议员年龄、出身和地域的分析,可以看到议员大多数由传统士绅当选,思想上具有保守性;而正值当年的年龄和外来先进思潮的影响,又使他们具有开化、进步的一面。适逢其会,他们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领路人。保守和开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个性特征,使议员成为新旧冲突的矛盾体,也成为社会转型期的典型代表。

传续与突围: 近代知识分子身份重构的双重理路——基于定县实验的个案考察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之势日盛,加之科举制废除,传统士绅的职业继替遭遇“现代性危机”,“到民间去”成为重塑自我角色和身份秩序的新出路,一个身兼“过渡性身份”的社会知识团体渐成雏形。基于此背景,定县实验开创了知识分子与民间相结合的探索进路。他们一方面与传统士绅在“学而优则仕”的政治依附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上有着无法割断的“历史延续性”,另一方面又通过知识结构、身份地位,以及实践方法等路径进行创造性突围,最终形成集“介入旁观者、致用知识担当者及民族再造者”等角色为一身的新精英群体。通过传续与突围双重理路的共同作用,促发了传统士绅的退场,促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型和登场,显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实践性和过渡性等特征,“在民间”成为重构这一群体身份的重要尝试。

江南社会与翁同龢的乡居生活(1872-1874)

结合翁同龢1872—1874年在籍丁忧的日记梳理,立足于日常生活史的考察,无不留下了他借助书楼居所、园林寺院、古玩书摊等故乡常熟多元化的文化场域,进行交往、交流的身影与心影。赖以传统的血缘、地缘和学缘基础之上,乡居期间的翁同龢为自身构建了一个集聚乡邦文人绅士的文化交往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