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春夫与鲁迅文学在日本的翻译与出版——内山书店搭起的中国文学外译之桥

1931年4月5日佐藤春夫致内山完造信函证实了一段重要史实:在内山完造的推动下,佐藤春夫与增田涉相互协作,致力于鲁迅作品在日本的推介与翻译。其合作以增田涉撰写《鲁迅传》为始,共同推进了一系列鲁迅作品的译介出版工作。鲁迅生前就已在日本文坛产生了影响力,其中佐藤和增田师徒二人功不可没。他们携手翻译的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以及在鲁迅去世后共同参与的改造社版《大鲁迅全集》,是鲁迅文学得以“活在日本”的源头活水。

佐藤春夫的中国观论考

佐藤春夫在他近50年的创作生涯中扮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作为文学家著述甚丰,而且对我国文人郁达夫影响颇深;作为"国策文人",也写下了大量为"皇军圣战"击鼓助威的作品。由于资料的匮乏,过去对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前者,后者几乎无人顾及。近年来学界虽偶有论者言及佐藤的小说《亚细亚之子》,但由于没有汉译本和第一手史料等原因,致使一些想当然造成的谬误不断出现。本文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旨在还原佐藤春夫及其"大东亚共荣"构想以历史的真实。

鲁迅与佐藤春夫——两位作家间的互译与交往

佐藤春夫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造诣颇深,对鲁迅时代的中国也十分关注。鲁迅和周作人的《现代日本小说集》收录了同时代15位日本作家的30篇短篇小说,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近代日本文学的文集,有佐藤春夫的随笔、小说4篇。这4篇作品选自《幻灯》《美的城市》《阿绢与其兄弟》这3本短篇集。20世纪30年代,佐藤春夫在日本展开了对鲁迅的介绍,为《鲁迅传》的登载竭尽全力,并亲自翻译了鲁迅短篇小说《故乡》。佐藤春夫与增田涉共同翻译的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畅销约十万部。佐藤春夫虽亲自翻译的仅有《故乡》和《孤独者》2篇,但是由日本的代表作家编译的文库无疑对鲁迅在日本广泛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鲁迅晚年所赠佐藤春夫的《北平笺谱》可谓是两大文豪过往交际的精美见证。

佐藤春夫与田汉的情感错位——有关中日文人交往的个案考察

日本近现代文人之中,像佐藤春夫这样从对中国古代经典文化的"文学关怀"发展到对同时代中国政治表示出特别关注、并创作出大量相关作品的文学家实属罕见。佐藤春夫除了对我国经典汉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之外,跟我国五四新文学家郁达夫、田汉、郭沫若、徐志摩、周作人、甚至包括文坛巨擘鲁迅等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关系。过去国内的研究由于资料匮乏,其实大多只涉及到郁达夫,而其他皆有待史料的发掘或考证。本文旨在澄清和揭示佐藤春夫与我国现代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卓越的剧坛领袖和国歌歌词作者田汉之间的关系。

从佐藤春夫的《星》看近代日本的中国想象

佐藤春夫的中国题材作品《星》是以中国闽南地区的民间传说"陈三五娘"为框架改编而成的,该作不仅寄寓了佐藤春夫个人的情感体验,同时也阐发了他的"东洋"美学。文章通过《星》与"陈三五娘"故事原型的比较分析发现,该作对"陈三五娘"故事做出3处改动,从中可见,第一、佐藤春夫的中国趣味仅仅是他的亚洲意识的载体;第二、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成为他的中国观的认知基础;第三、他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西方近代主义的认知模式评价中国、判断价值优劣。由此可见,"中国"在近代日本历史上被严重地符号化乃至意识形态化,成为近代日本知识人试图对抗西方文明入侵,实现自我认同的手段和工具。

论《沉沦》的创作源泉——兼论郁达夫对佐藤春夫文学思想的接受与修正

郁达夫《沉沦》的创作源泉是:(1)日本浪漫主义作家佐藤春夫对郁达夫早期文学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2)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对郁达夫的《沉沦》在文学创作方法上产生了影响;(3)郁达夫的人生经历与留日生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4)郁达夫在精神与物质上的失衡使他产生了创作上的冲动。

1921年的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中日文学史上的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断片

1921年是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相识的前一年,是已经成名的佐藤春夫的休整期,却是郁达夫从一名学生到作家的重要转型期,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成立的时期。两人在这一年的文学活动和生活状态,展示了日本文化对创造社的影响,更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日文学界的种种状况。

日语中“风流”一词的语义溯源——以佐藤春夫的《“风流”论》为中心

日本近代文人佐藤春夫随着人生阅历、艺术体验的加深,他对个体生命的颓废性越挖越深,将目光转向日本传统美学"风流"一词的内涵阐释。他站在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度,在东方人特有的美学观照下,将唯美的趣味与颓废的情绪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总结出日本人的"风流"观。本文试图就佐藤春夫的《"风流"论》进行阐述,并结合他的论述具体解析"风流"一词在日本文学、美学传统中的语义流变。

佐藤春夫与创造社作家们的恩怨

日本现代文学大家佐藤春夫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跟我国创造社作家为主的一批青年文学者有过交往。这段文人交往既在两国现代文坛史上留下了佳话,同时又提出了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文学究竟应该表现什么?文学家的立场应该在哪里?本文旨在揭示日本侵华战争大背景下的该段文人交往史实,同时探讨中日两国作家"国民立场"与"文人立场"的冲突。

论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的关系

日本唯美主义大家佐藤春夫与郁达夫关系密切。一方面他们交往甚笃;一方面郁达夫在接受佐藤春夫影响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变异和转化,使其成为郁达夫文学创作的重要养料。

1920—1930年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认识和书写——以作家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石川达三为例

1920至1930年代是日本大正、昭和前期,是日本知识分子来华旅行、访问、交际和实地调查的高峰期。以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石川达三为代表的日本作家通过实地踏察,创写各类作品,来展示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识。其中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憧憬和兴趣,也有对近代中国社会貌态的不实记录、丑化、污蔑和敌视情绪,美化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造成误解和负面影响。正确认识和评价这类作品,既是对中日近代历史问题的正视,也是带动接下来的中日关系走向真正的睦邻友好的关键所在。

佐藤春夫旅台文学作品叙事视角研究——以《雾社》《旅人》《女诫扇绮谭》为例

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旅台返日后创作的《旅人》《雾社》及《女诫扇绮谭》等作品,以多重叙事视角,深刻地描述了殖民地台湾的多元面貌,展现了佐藤春夫在政治、文化影响下摇摆不定、矛盾重重的文学创作观。

论佐藤春夫作品的美学归宿

"物哀"是贯穿于日本民族艺术趣味和审美情绪的重要观念,也是众所公认的日本文学最为独特和普遍显现的美学特征。佐藤春夫是日本大正时期著名的唯美文学流派作家,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游走于"物哀"与西方"世纪末"的颓废美之间,探寻和追索人生、命运的意义。在经历了长期的艺术磨砺后,他将"物哀"这一日本文学的美学根本与西方颓废主义人生意识进行了结合,在弘扬和发展日本传统美学的同时,也为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找到了终极归宿。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马伟业“五四”时期，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刚一面世，便令人惊讶不已，就连他的留日同学都不无迷惑地说“中国哪有这一种体裁？”①此后他的创作的每次变化，都使人频生困惑。从抒情的《沉沦》到写实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再到荒诞的《十三夜》，人们很...

佐藤春夫未竟之行与王家祥小说的布农族传统领域

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的随笔《雾社》(1925年)、台湾当代小说家王家祥的历史小说《关于拉马达仙仙与拉荷阿雷:一本被遗忘的人类学笔记》(1992年),以及日本人类学家森丑之助(1877—1926年)的高山纪行文献,三者间具有互文与辩证关系,借此说明"森丑之助"在佐藤春夫的台湾纪行作品中,如何形成殖民主义批判的文化符号,台湾当代文本又是如何对理蕃调查文献与新研究成果重新翻译、诠释、再次脉络化,将帝国文本变异为后殖民文本资源。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与佐藤春夫的影响

在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外来文学的养分是多元的,其中就包括日本文学的影响。在日本作家中,影响痕迹最为深刻的就是佐藤春夫。在将近20年的岁月中,他们有过一段十分密切的交往。虽然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佐藤春夫暴露反华面目,郁达夫与之反目为仇,表现出一位进步作家毫不妥协的民族气节,但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与这位日本作家已经形成了无法割断的渊源。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交往转向原因之考析

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出现过诸多相互赏识、互帮互助的国际朋友,郁达夫与佐藤春夫就是其中的一对。然而,二者的交往传奇不在于友情多深厚,而是后来的分道扬镳甚至是发文声讨。梳理这一时期的相关材料,考察决裂原因,影响其友谊发生转向的原因有三种:间接原因是大时代背景的变化;根本原因是政治倾向相左;直接原因——小说《亚细亚之子》的发表。

多才多情的诗圣——“佐藤春夫”

“佐藤春夫”1892年生于^ゎかせまけん“和歌山県”一个世代为医的家庭。他父亲很喜欢文学，特别是狂歌，虽然如此父亲还是希望自己的长子也能子承父业当一名医生，可春夫却认定自己要走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文学。所以上中学时他就是个“问题学生”了，

佐藤春夫与郁达夫唯美主义小说比较

佐藤春夫是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唯美主义小说名家。他的文学作品中孤独感伤的情调、主人公清高的性格和归隐情绪深深打动了郁达夫,郁达夫的唯美主义小说创作无疑受到了佐藤春夫的影响。两人的唯美小说整体上都具有忧郁、孤独、颓废、感伤的世纪末情调;均有毫无掩饰的性暴露描写;均有对大自然的伟大赞美;均运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但由于作家所受传统文化和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郁达夫对佐藤春夫的唯美小说有了突破,他不像佐藤春夫用一种超然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而是在对祖国孱弱的感触下,深入现代人忧郁苦闷的内心世界,将笔锋指向罪恶的社会,赋予了作品深刻的社会内涵。

昭和前期日本作家的杭州游记研究——以佐藤春夫、武田泰淳、中谷孝雄为中心

本文以昭和前期的日本作家佐藤春夫、武田泰淳、中谷孝雄为中心,具体分析了他们游记中的杭州形象。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让日本作家对杭州的观感大不相同,但他们都创造出将理想杭州与现实杭州对立起来的杭州形象。这种对理想杭州的赞美随着近现代中日关系的恶化而减弱,而对现实杭州的蔑视却越来越显著。但是,无论因喜爱而美化,还是因厌恶而丑化当时杭州的人和景,其实都是对现实杭州的一种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