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福保对医学体制化的贡献

晚清民国时期,医书翻译家丁福保从日本考察医学归来后,为中国医学体制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创办或主编的医学报刊是当时中医药界的知名刊物,也是医界人士必备的参考书;他创立的医学会在民国时期运营时间最久,并为晚清中国输入了大量西医知识;他建立的虹桥疗养院是上海滩首屈一指的肺病治疗康复机构,开创了我国防治肺结核病的先河。

近代中西方科学体制化比较研究——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中央研究院之比较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进步的重要标志。中西方科学文化既有显著的差别,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体制化的过程亦是如此。从两者发展历程为例,分析中国科学体制化进程中两者的共同点和根本差别,分析中国科学体制化进程留给我们的启示。

研究诚信的体制化——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及其启示

科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愈来愈引起各界关注。在此背景下,研究诚信的体制化显得至关重要。作为应对此类问题的专门机构,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的成立背景、早期发展和主要工作对我国相关领域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揭示研究诚信和研究伦理的体制化趋势。

科学体制化的文化诉求与文化冲突——论科学的功利性与自主性

近代科学的体制化是"实验型"科学知识生产制度及其意义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也是科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不断被重新发现的过程。要深刻理解近代以来科学与文化的关系,必须从这个影响深远的历史进程出发。"求真知"的科研文化和"致实用"的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共同构成了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必要条件。但在这两个文化要素之间存在着冲突,具体表现为科学的"功利性"和"自主性"之间的摩擦与对抗。

中国科学社与科学体制化——纪念中国科学社创办90周年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它表现为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专业科研机构的创建、进行科学交流的专业科学社团的产生、科学交流会议的召开、科学出版物的创办、科学奖励机制以及科学教育的专门化和职业化等方面。以此而论,中国科学社在发展时期可以说满足了科学体制化的条件,是中国科学体制化的重要里程碑。

关于创造力、创新与体制化的教育——兼析中美阶段性教育制度设计理念的差异

虽然很难为创造力与创新给出精确的定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不难直观地体验到其存在。创造力、创新与体制化的教育间存在一个悖论:常规性的创造力和创新往往离不开对既有知识的理解和把握,然而,局限于既有知识的刻板规训又往往会抑制非常规性的创造力和革命性的创新。因此,根据人的成长规律和特征,在不同教育阶段有针对性地拓展学生想象力、陶冶其审美情趣、呵护其好奇心和求知激情,继而培养其独立精神、理性地反思和批判意识,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摆脱这一悖论。中美比较研究表明,我国的创造和创新活力匮乏在教育领域中的主要症结所在,或许就是阶段性教育制度设计理念存在的偏差。

“非虚构”与“体制化”——“非虚构写作”对谈

作为近些年来极为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非虚构写作”可谓方兴未艾,备受关注。在创作方面,从《人民文学》《收获》到《当代》《花城》《钟山》,诸多重要文学期刊都纷纷开设了“非虚构”或与此相关的写作专栏,推出了一大批颇受热议的文学作品;在研究方面,一些活跃的中青年批评家或学者,也在不断发表各种评论和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跟踪研究这一文学现象,形成了不少重要成果。但是,随着创作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已看到,“非虚构”写作在强调“真实感”和“现场感”的同时,逐渐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姿态。

“组织起来”的革命文艺——论陕甘宁边区文艺机构的体制化生成

在陕甘宁边区文艺发展进程中,“组织起来”作为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革命话语,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文艺机构的体制化生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时革命文艺(陕甘宁边区文艺、解放区文艺)乃至20世纪中国文艺的创造形态和生成传播。立足于原始文献史料,对中国文艺协会、边区文协、边区文委等文化机构的建立和转型进行梳理,发现在特定社会生存空间和历史—文化语境中,各文艺机构通过整合文化资源,开展文化工作,实践党的意志,完成了身份转变,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建构和党的意识形态传播。

中国教育利益体制化格局及其社会根源和危害——兼对我国公共教育政策本质的反思

当前,教育利益体制化已经成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以教育利益体制化为本质的教育公共政策,有可能直接引发严重的教育后果、经济后果甚至是令人担忧的政治后果。只有坚持教育利益国民化,才可能有一个前瞻性和全局性的、公平和谐的、真正代表国家根本利益的公共教育政策安排。

基层维稳的行动逻辑:从体制化运行到社会化运行

基层维稳应当实现从体制化运行到社会化运行的行动逻辑演进,这种演进为构建多元共治型的基层维稳运行机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在体制化基层维稳运行的行动逻辑中,以体制内的资源为维稳支撑、以体制内的评价为维稳向度及以体制内的管控为维稳手段,强调对维稳对象的控制、对上级机关的负责、忽视公众的有效参与与价值选择。然而,在对立的、庞杂的、高度不确定性的基层维稳环境中,体制化的基层维稳运行在处理现实稳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必然预示着基层政府与民众间的冲突与对立,社会化的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由此产生。该运行机制重构了基层政府与民众间的关系,通过吸纳整合体制外资源、建立社会化的维稳评价机制及重视基层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使多元共治、协同化的治理理念成为社会化基层维稳的行动逻辑。

归国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建筑学的体制化

归国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建筑学体制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创办了中国高等建筑教育事业,传播和发展了西方近代建筑学,并在中国建筑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同时,他们在教学和研究中培养出了中国自己的建筑学专业人才,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论延安文学和体制化文学在打通现当代文学史中的特殊意义

在当前的文学史书写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仍处于一种合而不通的状态,这其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首先要充分认识现代性在百年中国文学语境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性与阶段性的特点。在这一前提下,正确理解延安文学和体制化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及其特殊的文学史意义,是整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关键所在。

文学研究:走向体制化的学科知识

在现代性的分解式理性的作用下,文学研究从古典知识的整一性结构中走向现代学科化知识,进而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获得了一个合法化地位。1904年的癸卯学制、1930年代大学的课程设置、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1980年代的文学主体性讨论以及1990年代的学术体制化,是中国的文学研究发展成为一种体制化学科知识的几次重大事件。

198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及其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趋势明显。这一趋势是主流环保组织实力不断壮大的产物,也是顺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趋向保守这一形势的结果。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主要体现为环保组织自身建设的加强,环保组织间长效合作机制的建立及环保组织斗争方式的改变。主流环保组织加强了同政府及公司的合作,主张以合作为基础的"第三条道路"。主流环保运动的体制化有利于扩大其社会影响,美国民众的环保意识、美国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及美国的环境政策都因此而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环保运动的体制化也使它在结构、制度和指导思想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从而限制了环保运动向纵深发展。

1916年《国家公园局组织法》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的体制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国家公园不断建立的同时,美国内政部主导下的国家公园管理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一些民间保护主义者、联邦政府官员等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必须设立专门行政机构来改进国家公园管理模式。于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国会于1916年通过了《国家公园局组织法》。该法宣告了专门服务于国家公园管理的联邦政府机构——国家公园局的诞生,确立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的使命和基本原则,为国家公园体系化发展和全国性管理政策的形成奠定了法律基础,标志着美国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初步确立。

2O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

２０世纪前半期是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其重要的标志是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产生了几十个至上百个科学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初步奠定了我国现代科学体制化的基础。中国科学研究机构的产生是同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的。该文从社会科技意识的增强、领导者的组织领导作用、人才资源的保证、经济方面的支持等四个方面来讨论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

19世纪德国的科学体制化

１９世纪德国的科学体制化樊春良科学的体制化是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１９世纪德国的科学体制化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革。它是现代科学体制化的“原型”，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对这一课题做深入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在有关...

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缕析——兼与西方国家的比较

从晚清时期西方科学的传入,到以中国科学社为首的民间科学社团的陆续建立,再到中央研究院等官办研究机构的诞生,中国科学的体制化逐渐形成。中国科学的体制化是包括广大留学生在内的新知识群体“扩散和移植”的结果,因此与欧美诸国有着相似的一面,带有一些模伤的痕迹。但不可否认,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又有着自己的特征,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体制化农村发展模式:“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三农”问题解决得妥当、及时与否 ,直接影响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成效 ,所以 ,理论界都在为“三农”问题寻求妥善解决之策。其实 ,只有将农村、农民、农业融为一体 ,通盘考虑 ,全局把握体制化农村发展模式才是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突破口 ,是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原动力。探寻适合我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 ,更为科学、富有实效的体制化最佳农村发展模式至关重要。

学术·体制·学者——论体制化时代的学术研究与学者“情怀”

时代的"体制化",在带给人、社会组织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孕伏着潜在的破坏力。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对于培育学术共同体,促进学术领域的扩展、研究主题的深化和质量的提升,均产生了无可替代的积极影响。但是,体制所固有的"非人格化"力量,也有可能凌驾于人的尊严与价值之上,成为阻碍学术向更高水平攀升的负面力量。当前学术研究中所谓"思想"与"学问"、"职业"与"志业"的分化,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体制化所造成的学术与生活、学术与生命的隔离。克服学术的"体制化困境",一方面需要进行更为缜密的制度设计,在学术体制内部寻求体制变革的力量;另一方面则需要克服"体制决定论",重建学术共同体的学者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