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三重变奏——基于对“实践”与“劳动”概念内在关系的考察

作为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核心要素,“实践”与“劳动”之间包含三重逻辑关系,即融合联结、积极扬弃与全面解放。与之相应,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呈现为一个“现实主体性—革命主体性—社会主体性”的三位一体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以人的实践和劳动为核心的现实主体性原则为革命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的科学论证奠定了哲学基础;马克思对革命主体性的分析则表明无产阶级必然通过实践从劳动关系中解放自身;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社会主体将依托共产主义的建设性实践实现自由劳动的全面解放与升华。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既批判地扎根于现实,又超越地朝向未来。

论智能时代的学生主体性及其培育

如何培养学生合理使用技术并与之共生的能力,同时警惕学生被机器异化而丧失主体性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智能时代,人机协同的教学境遇促发学生主体性的后人类转向,使之呈现出增强扩展、隐性让渡、虚化延展与封闭趋同的新特点。教学作为学生主体性发展与培育的重要活动,遭遇着何以为教的知识困境、人师角色的缺失困境、虚实空间的错位困境及教学艺术的遁隐困境。培育学生主体性需要从课程知识的重新厘定、人师角色的回归进化、虚实空间的精准定位以及教学技术与教学艺术的调和等方面来纾解这些困境。

整体性教学设计:多元模式解析与建构

“整体性教学设计”是教学设计世纪转型中出现的一种思潮,也就是在整体论框架下考察“教学设计”。其特点是以整体任务为依托,指向现实生活和职业领域中的综合能力培养的有序教学设计,达到帮助学习者运用综合能去解决实际生活或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该文从问题设计、解决方法和设计过程等方面来解读当代国际四种整体性教学设计——综合学习设计模式、首要教学原理、认知学徒模式、基于目标场景模式的共通基础。我们希望从代表性的模式和理论中汲取基础的处方性要素,提出自己的整体性教学设计模式框架。

网络环境下人的主体性异化及其回归——基于麦克卢汉“媒介延伸论”的反思

从“媒介是人的延伸”“人是媒介的延伸”两个维度诠释麦克卢汉“媒介延伸论”,蕴含人和媒介谁是主体的问题。表面上看,问题难以在网络环境下获得确切的解答,而事实却证明,人是相对于网络媒介在生成意义和价值意义上的主体。可是,作为主体的人却呈现出主体性异化的三种表现:人被网络媒介“绑架”;主体的信息传播权失衡;网络主体的道德失范。据此提出相应的回归策略:人的主体性挺立应当从生成主体性和价值主体性两个方面来考虑;异化的个人主体性必须受到制约,方案是个人主体性的延伸;人的道德主体性的规范既要在现实实践中尝试解决,也要探索理论上的方法。

基层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及实现路径

农村基层妇联组织不仅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人群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支撑之一。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时代背景下,要站在治理的角度去审视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从治理来看,基层妇联是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是治理组织和服务组织。基层妇联具有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政治需要和现实需要,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主体性功能。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不仅是由妇联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决定的,也是由党的帮手和助手功能决定的。基层妇联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组织、动员、宣传和凝聚群众的优势,在乡村治理中可以发挥组织动员、服务群众、民情枢纽、协商议事等作用,提高乡村治理的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和共治化。通过组织体系“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以及成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建构,是妇联发挥基层治理功能的可行路径。

以总体性把握和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性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突出特征和理论本质,在逻辑上表现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两个结合”的遵循,在理论上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优化,在实践中突出全局性主动的品格。具言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底蕴,回应了国内外安全局势的现实且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安全思想;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论述丰富了国家安全的领域,对共同安全的关注提升了国家安全的国际视野和战略高度,对虚拟安全的重视使国家安全的场域空间更加全面完整;通过法治体系建设奠定总体性格局,通过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国家安全教育制度主动应对风险与挑战。

译者主体性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影响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是连接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翻译是一种传达作者原意的过程,导致译者个人的主体性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译者主体性话题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在众多翻译过程中,译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阅读、理解还是表达,都能明显感受到译者对整个翻译活动的主要支持。该文探讨了译者主体性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重要性和影响。随着主体性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到译者作为主体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译者的主体性给文学作品翻译带来了挑战,同时也使得翻译作品更具活力和多样性。

论雅斯贝尔斯大学教育思想的整体性

整体性是雅斯贝尔斯大学教育思想的根本特征。雅斯贝尔斯反思了当时德国大学教育的弊病—整体性缺失:教育构成的“支离破碎”,专业教育与精神教育的分离,职业教育与精神交往的分离,职业训练、整全人的教化和科学研究三者的相互分离。基于此,他构建了大学教育思想五维度的思想体系,涉及大学理念的整体性、大学使命的整体性、大学教育目的的整体性、大学教育内容的整体性、大学育人格局的整体性。雅斯贝尔斯的大学教育思想具有整体性的特征,表现为关联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研究雅斯贝尔斯大学教育思想的整体性,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深入地理解和把握雅斯贝尔斯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神实质,形成整体性的大学教育观念。

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探析

卢卡奇提出总体性辩证法的主要动机在于应对第二国际思潮带来的理论危机。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现象对总体性的消解,卢卡奇强调了超越物化的重要性,并主张重新确立总体性原则,即在总体性辩证法的引导下,恢复无产阶级的整体意识,从而有效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体现了一种动态的辩证关系,通过将社会历史中孤立的事物普遍联系起来,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相统一,是具体的、强调人的主体性的辩证法。尽管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在强调主体作用时存在一定夸大的倾向,并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有一定误读,但时至今日,深入探讨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仍然对我们理解当代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的主体性

现代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现代化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转折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质是资本逻辑的现代化。资本统治一切,使人丧失了现实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质是以人为中心。人既是价值主体,又是实践主体。人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扬人的主体性,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

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整体性权益保护的构建与反思

个人数据立法保护,既包括与隐私权相关的个体性保护,也包含与数据权益相联的整体性保护。个人数据价值的特殊分布和实现途径使得法律体系设计必须要考虑经济效率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平衡。当数据集合成为平台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数字资源时,数据主体有限理性、个人数据的公共利益属性以及知情同意框架在大数据时代的局限,应得到关注。个人数据保护进路需构建整体性权益保护思维,有利于保护平台经过处理后产生的信息。整体性权益保护思维有利于兼顾个人数据治理体系中公私交融的现象,对于平台的不正当利用行为能够予以合理规制,实现社会效率最大化。

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师生主体性的缺失风险与复归策略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教育主体在与数字化技术的碰撞下面临主体性缺失的风险。文章从主体性概念的哲学探究出发,解析出师生主体性缺失与技术异化问题的内隐与外显现象。师生主体性缺失自然地发生于教学活动中,内隐且难以觉察;技术异化现象具有外显性,代替主体性缺失暴露在观察者的视野之内。基于视角主义理论,从“人”“教育”和“技术”的三重视角和两两关系审视技术异化现象,构建“三位一体”异化关系分析结构。究其异化原因,追溯至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形而上学根基,通过链式逻辑分别演化出“有机体—环境”和“主客体依存对立”的存在模式,进而衍生出技术意向性和技术不当使用的归因实体。对主体性缺失的现象及原因进行深入剖析,提出主动遵循数字技术的意向性逻辑、借由发展实践修复师生主体性的缺失、超越原有建构模式以回归师生主体性本身的复归策略,以期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筑牢师生主体性根基。

生物安全情报治理碎片化困境及破解路径: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

[目的/意义]生物安全为国家安全治理带来新挑战。情报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耳目、尖兵,发挥着战略性作用。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生物安全,需要发挥情报的支撑作用,必须尽快完善生物安全情报治理体系。生物安全情报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同样面临碎片化困境。整体性治理理论是有效应对国家治理碎片化的利器,也有助于解决生物安全情报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从而在实践层面上有效提升生物安全情报治理效能。[方法/过程]通过剖析生物安全情报治理在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价值碎片化、治理信息碎片化上的困境,文章构建了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生物安全情报治理的理论模型,探索破解生物安全情报治理碎片化困境的路径。[结果/结论]在生物安全情报治理中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不仅有助于推进生物安全情报治理功能整合与治理效能提升,也有助于提高国家生物安全防御能力。

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整体性的国家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战略

构建一套整体性的农产品供给保障战略,是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从“生存型”“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的需要,是避免不同品类农产品保障任务相互冲突、顾此失彼的需要,是利用农产品品类间功能替代关系扩大政策选择空间的需要,是设置合理精准任务目标引导保供政策实施的需要。构建国家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战略应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聚焦国家食物营养安全,根据不同农产品品类的功能作用差异,建立分层次的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体系,聚焦重点品类,强化要素支撑,完善市场机制,优化进口布局,保障重要农产品充足、持续、稳价、高效供给。

全面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进路

习近平文化思想理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进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世界文明进步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内在主线,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清醒的现实精神与敏锐的未来意识确证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实现的光辉灿烂的华丽蝶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构成了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命题,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坚守与权变的辩证统一,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真正成为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支撑和精神引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离不开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场域,亲邻善仁、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的交流互鉴中实现了延续发展,并变得愈发璀璨丰盈、熠熠生辉。总之,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有机统一中全面理解和积极拓展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中国进路。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总体性呈现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的核心概念,要从更悠远的历史纵深、更宽阔的时代视野、更美好的未来图景的协调贯通中加以总体性呈现。中华文化主体性以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为立基之本,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现实关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为核心命题,由此确立了本土化定位的基本依据。中华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确立了高度的主体自觉,在深化“第二个结合”的理解中坚定了强烈的文化自信,在推进全体人民精神富有的历程中找准了明确的价值目标,由此明确了现代化追求的内生动力。中华文化主体性渗透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根本原则,蕴含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彰显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明前景,由此展现了全球化发展的开放胸怀。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传统赓续发展、精神独立自主和文明交流互鉴三方面贯通融合、有机统一的充分彰显。

短视频平台中农村女性的实践主体性建构研究

快手类短视频平台的兴起,给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主体行动、人际交往、日常生活等带来多种改变,为农村女性重新建构自己的主体性提供了机会。从实践主体性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农村女性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线上,农村女性的实践主体性主要表现为自我呈现与自我消费;线下,农村女性的实践主体性主要表现为自我组织与关系重建。线上与线下围绕快手,既内外有别,又相互影响,互相强化。但是,农村女性的主体性依然面临社区情理难以改变的问题,在公共领域的呈现依然十分有限,对乡村公共生活的参与也明显不足。乡村振兴、乡土重建需要重建女性群体与村庄公共生活的关联。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整体性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整体,集中体现为其立场观点方法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一个整体,集中体现为“六个必须坚持”的整体性。“六个必须坚持”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整体统一和整体发展。“六个必须坚持”将唯物辩证法同唯物史观统一起来,将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原创性经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统一起来,深化了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要将“六个必须坚持”整体运用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征程中。

村治的“私”化:激发村民主体性的基础逻辑——基于水城区积分制实践的社会学阐释

当前乡村社会面临内生性治理力量式微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内生治理主体缺位、村民主体性缺失,由此阻碍治理有效乃至乡村振兴目标的推进。水城区的“诚信积分制”从村民主体视角出发,以清晰化逻辑将村级“公务”具象化为个体层面的“私务”,基于村民“私”的行动逻辑与家本位观念,人为构造出个人行为与自身、家庭成员及全村利益关联的行为责任连带机制,由此驱动村民的公共参与行为。同时,在物质利益和面子心理的关联下,村民的行动单位逐渐由家户之“小私”朝着乡村社会之“大私”演进,制度建构的连带公共治理义务被内化为村民的自发参与行为,现代村落共同体日渐生成,村庄有效治理目标逐步达成。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主体性建构

文化主体性是跨文化视域中民族文化自我意识的集中彰显,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展现了面向民族文化的整体图景。历史和现实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同文化主体性建构具有深刻关联。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践履塑造着文化主体性:在封建社会中文化主体性以文化基本精神的潜在形式呈现,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实现了从内隐到外显的变革,同时在拓展叙事空间的意义上将文化主体性建构推向新的高度。另一方面,文化主体性给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能动力量:文化主体性强化着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自我意识,夯实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同时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行动策略上,新时代继续推进文化主体性建构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和文化主体性同向而行的关系,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丰富文化主体性所展开的经济社会基础;深化“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彰显文化主体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