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体育法》的宪法基础及其展开

2022年6月24日通过,202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体育法》,是对1995年颁布实施的旧《体育法》的全面修订。新《体育法》以宪法精神为指引,以宪法原则和规范为遵循,坚持依宪立法、科学立法原则,将宪法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精神贯穿于《体育法》修改全过程。宪法是新《体育法》制度构建的根本法基础,新《体育法》是对宪法意涵的丰富与展开。新《体育法》在立法目的的规定上更加集中、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宪法根据”的要求;新《体育法》通过规定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实现了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体育立法上的转化;新《体育法》以宪法关于公民权利条款为基础,在保障公民体育权利方面有较为明显的进步;新《体育法》以宪法规定的“共享”理念为指导,细化了体育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与措施;新《体育法》通过规定推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落实宪法关于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保护人民健康的国家发展目标。

《体育法》司法适用:从实证到法理的考察——面向良法善治的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

通过对150篇法院适用《体育法》裁判文书的时间序列、案件类型、援引条款以及审理程序、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目前我国适用《体育法》案例总体数量较少但呈逐年增长态势;民事案件占绝大多数;法律条款援引不均衡,司法与仲裁管辖争议成焦点;绝大多数案件未进入法院实体审理程序。对此我们不仅要从现象中具体描述“现状是什么”,更要从法理高度深度挖掘现状“为什么是这样”。事实上这里既有法制定层面上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不完善的立法瑕疵问题,亦存在法实施层面上“同案不同判”和司法纠纷“闭环”解决的司法公正彰显不够问题。虽然2023年新《体育法》试图回应并克服这些弊端,但仍不足以适应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的新要求。未来应树立体育立法与司法联动的整体体育法治观,在立法层面根据新《体育法》及时制定相应制度的细化规则,完善配套制度,提升立法操作性;在司法层面及时出台针对性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探索增设专门的体育法院或法庭,提升司法公正性,以体育立法和司法的双向重塑推动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的行稳致远。

理解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问题检视与实践进路——基于150份适用《体育法》裁判文书的分析

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和体育法治建设的“思想交汇”和“实践交集”,通过对司法场域中150篇援引《体育法》的司法裁判文书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公开的体育司法案例数量总体偏少且民事案件居多;程序性条款援引居多,司法与仲裁管辖成争议焦点。对此不仅要从现象中具体描述“现状是什么”,更要从法理高度挖掘现状“为什么是这样”以及“未来怎么办”,这背后同我国体育立法精细性、系统性不足,审判人员适用法律有偏差,多元化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密切相关。虽然新《体育法》试图回应并克服这些弊端,但仍难以适应并满足中国体育法治现代化的新要求。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应是现代体育法治规范体系、现代体育行政执法体系、现代体育司法治理体系和现代体育行业自治体系的系统建构。最高司法机关应及时出台相关涉及体育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加强体育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探索设立专门的体育法庭或涉体审判法官工作室。

新《体育法》下《体育市场条例》起草的逻辑起点、框架体系及要点透视

随着新《体育法》的颁布实施,如何进行配套性立法成为当前实践中完善体育法律规范体系的重点问题。为解决在全国范围内体育市场所面临的秩序混乱和发展迟缓两大现实问题,实现培育促进体育市场繁荣与规范体育市场管理两大立法目的,对起草制定《体育市场条例》的立法依据进行全面分析,从“市场相关主体与市场重点领域相结合”的分章思路以及“统筹兼顾与秉要执本相结合”的内容编排角度论证《体育市场条例》框架体例与规范内容设计上的立法理路及其合理性。对《体育市场条例》作为配套性立法、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相关要点进行具体说明,以实现起草制定《体育市场条例》的最优方案。

新《体育法》第92条“体育仲裁受案范围”探析

新《体育法》第9章第92条规定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这是启动体育仲裁程序的先决条件。研究认为从新《体育法》颁布前5年的司法判例看,体育仲裁机构设立势在必行,但从立法意图和现实需要均可论证此机构具有补位属性。由体育纠纷救济的司法实践可知,针对非平等主体间具备“体育特殊性”的纠纷,已有民商事仲裁、劳动仲裁和诉讼体系均无法全面发挥作用,需要体育仲裁机构介入才能妥善处理。“问题导向”系体育仲裁坚持的价值选择,处罚类纠纷、注册交流类纠纷和其他竞技体育纠纷共同构成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未来需要细化3大领域的具体适用标准。结合域外经验,建议降低受案范围条款的立法位阶,将体育仲裁机构受理纠纷的具体类型置于《体育仲裁规则》或《体育仲裁当事人指引手册》中,建立“立法-规则-指引”相协调的受案范围体系,以期体育仲裁机构更灵活处理体育实践中的纠纷。

海商法与体育法交错视野下的帆船运动碰撞责任分析

作为海商法与体育法的交集领域,帆船运动碰撞事故的侵权责任认定实质是海商法维护航行安全与体育法倡导体育自治的冲突与协调,主要涉及三个层面的三组关系:一是责任类型层面,帆船运动碰撞事故如果符合船舶碰撞的构成要件,同样属于海商法意义上的船舶碰撞,应当优先适用船舶碰撞法;二是责任成立层面,技术型纠纷通常可以优先适用《帆船竞赛规则》,但基于价值取向、法律效力、意思自治等方面的原因,通过法院诉讼解决的责任型纠纷应当优先适用《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三是责任免除层面,帆船运动碰撞事故适用自甘风险规则时,应以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为中心,综合考虑航海活动的海上特殊风险、船舶财产损害的严重程度、是否构成品行不端等因素,从严认定重大过失。

新时代以法治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逻辑证成、实践困境与体育法法典化构想

建设体育强国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体育法治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由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共同推动,三重逻辑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并共生驱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为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进行良法善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然而,我国体育法律规范体系在规范基础、权责配置、救济途径、衔接机制等方面还有待完善,体育法治的真正实现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为此,可以通过编纂体育法典整合体育规范体系、优化权责配置、化解体育纠纷以及实现与国内外规则的衔接。目前我国已经具备编纂体育法典的成熟条件,国家立法机关可选择更新策略编纂体育法典,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体育法视域下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法治研究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首次将体育消费纳入其中,强调体育消费法治建设的重要性,为体育消费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体育法通过新增系列法律条例为体育消费发展赋予法治形态、提供路线指引和多维度法治保障。然而,体育消费市场仍面临一系列法治挑战,体育用品、健身休闲、赛事活动等体育消费主要业态均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体育用品质量问题、健身服务预付式消费问题、赛事活动安全风险问题等。研究认为,面对多样性、复杂性和交叉性的体育消费法治问题,需以体育法为引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体育消费法治保障体系、实施体系、监督体系和评估体系;从居民体育消费需求出发,加快解决体育消费市场中的突出问题和新兴问题;以创新为驱动,为促进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加强体育法治队伍建设,培养现代化交叉型体育法治人才。

从权力到权利:新《体育法》的理念遵循

原《体育法》存在较多公权力管控条款,行政色彩较浓,体育权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虚置化现象。随着社会治理理念的变迁以及体育职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立法滞后性问题凸显。新《体育法》积极回应行政改革的要求以及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公民的权利诉求,对行政权力与公民体育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增加了诸多体现公民体育权利的条款,注重“权利本位”,强调以社会为中心的多元主体治理;同时,新《体育法》重新整合了现有的行政权力管控条款,明确了行政权力对体育事业干预的界限,突出了政府的引导、服务和监管职能,为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体育赛事视听信息设权路径反思与法益体系保护—基于《体育法》第52条第2款的法教义学解读

《体育法》新增第52条第2款是否有意创设权利来保护体育赛事视听信息,学界对此尚存争议。现有设权论据之所以存在缺陷,表面上是因为设权逻辑不周延,实际上是形式上的设权期待与实质上薄弱的设权基础存在差距所致。《体育法》的基本法属性以及体系构造很难为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预留充足的设权空间,相比之下,《体育法》确认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法益保护更具优势。结合《体育法》对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有关行为、主体和客体的态度,能够推定《体育法》第52条第2款的立法意图是确认法益保护而非创设权利。明确以《体育法》为基础法的规范统筹地位,构建体系协调的法律适用位阶,贯彻价值多元下实质正义的领域法规范体系,能够为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法益保护提供科学的指引,也为未来《体育法》的完善指明了方向。

贯彻落实《体育法》,提升政府治理效能: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监管策略研究

对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的具体表现。研究表明,体育行政部门开展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监管工作面临概念混淆以及监管能力不足、标准不清、流程不畅、监督不力等问题。在“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体育行政部门需完善“专职化”的监管运行机制和“清单式”的权责边界以提升监管能力,制定“多线程”的人员培训和认定体系“、多主体”的场地标准共创机制“、多层级”的赛事活动等级制度,以改进监管标准,加强全流程监管,构建“一站式”数字服务端口,引入“契约式”告知承诺制度以优化监管流程,培育“一体化”协同执法监督机制和“系统化”体育社会监督机制以加强执法监督,从而达成贯彻落实《体育法》监管要求的目标。

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属性论证与权利保护以新修订的《体育法》为视角

在体育赛事转播领域,关于转播权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在司法实践领域往往体现为赛事节目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下定义的作品。新修订的《体育法》在第52条对于转播权的保护规则进行了明确,但在转播权具体的性质定义方面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引。基于“知识产权说”“物权说”“合同契约说”及“商品化权说”不能精准定位和解释该权利,进而导致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保护暴露诸多问题,存在立法、司法、民众意识等领域不同程度的缺位。对此,应将体育赛事转播权纳入民事法益的范畴,并给予适度的法律保护,以在权利与利益之间寻找平衡,也确保了民事权利体系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同时规范体育赛事转播合同、维护公共领域的利益。

《新体育法》背景下退役运动员再就业的法律保障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自2023年1月1日正式施行,在新修订的第46、47条规定中进一步明确了有关退役运动员的各种政策优惠与制度保障,并从法律层面确保了退役运动员的劳动合法权益。面对运动员退役后谋生技能不足、技能与专业素质失衡、就业难等一系列问题,仍需寻找给予退役运动员就业优待的理论依据,使其成为相应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促使退役运动员职业转型的制度保障更加系统化、全面化,为培养更多优秀的竞技健儿提供强大的后盾支持。

韩国电子竞技法案对我国体育法修订的镜鉴与启示

运用文献资料、比较分析、逻辑分析等方法,对韩国电子竞技法案的立法情况和立法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分析其对中国《体育法》修改的可借鉴之处。研究认为,韩国电子竞技法案立法的特征存在:优先推动游戏研发产业发展,优先推动职业电竞赛事发展,优先推动电竞产业国际化发展,优先推动电竞产业规范化发展等经验;对电子竞技的定义存在局限性,电子竞技的认知及规划存在局限性,电子竞技的配套设施存在局限性,电子竞技的选股存在局限性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体育立法应该:优化我国电子竞技法顶层设计,明晰其主体内涵;建立健全相关治理体系,推动电子竞技规范化、系统化发展。这些措施有助于解决电子竞技领域的法律挑战,同时促进电子竞技的发展和推广,为我国电子竞技事业的繁荣提供了战略性的指导。

美国大学体育法学课程检析及启示

20世纪以来,美国体育产业逐步兴起,体育纠纷随之增加,体育法得到关注和发展,并逐渐形成相对完整的体育法律体系。相应的,美国大部分法学院开设了体育法课程,培养专业人才,以回应体育法实践需求。本文介绍了美国体育法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概况,收集整理了近200所美国法学院体育法教学及科研的信息,从学科名称、课程内容、授课教授职级、学分设置等方面进行了检索,并结合我国体育人才培养的现状加以分析,以期对我国体育法学科的建设有所对照。

新《体育法》背景下高职高专院校体育运动队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新《体育法》的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国体育法治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它将学校组建运动队等体育训练组织纳入法律保障,学校体育运动队作为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将对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团队冲突作为深刻影响体育运动队比赛和训练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是一直被忽略的问题。本文通过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案例研究法对新旧《体育法》中关于体育运动队的表述进行了对比,对高职高专院校体育运动队中团队冲突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从信任水平的视角探索了对团队冲突的影响。研究表明,要重视队员间信任水平的干预作用,充分发挥队员间信任水平的调节作用,加强队友间沟通,尽可能的避免比赛和训练过程中的关系冲突,合理地利用任务冲突的积极作用,以实现体育运动队的最大团队绩效,保证体育运动队高质量发展。 。

法解释学视角下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总则解读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新法”)总则是归纳抽象出来的一般性法律规范,对新法其他章节具有统辖效力,准确解读其核心要义对于贯彻落实新法十分重要。采用法解释学方法,结合与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总则内容的比较,从体育立法目的与工作方针、公民的体育权利、公民体育权利的保障、体育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对外体育交往5个方面对新法总则15个条款进行整体性、综合性解读,并从法律规范体系、执政党规范体系、国家政策规范体系和社会规范体系等角度探究新法总则的法理依据。

体育特殊性、问题导向与中国实践:体育法学的研究进路

中国体育法学在近40年的发展中,研究力量逐步加强,学术共同体逐渐形成,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研究范畴逐步确定。其经验在于研究内容的应世性、研究队伍的统合性和学术组织的引领性。中国体育法学研究走过的是一条从简单套用、搬用移植、立法至上到特色发掘的道路,目前仍然处于学科培育期。体育法学研究下一步应关注体育特殊性、从体育规则入手、以问题为导向、以中国体育实践为出发点、关注研究队伍和方法的复合性,实现体育法学的新发展。

智慧体育法治建设:机遇与挑战

大数据环境下,智慧法治与体育深度融合,延伸了体育法治建设的广度与深度,并催生了体育法治的新形态——智慧体育法治。智慧体育法治作为综合性与立体型的工程,涵盖了体育立法、体育行政、体育司法等领域。当前,我国智慧体育法治尚面临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数据流通不畅以及人才匮乏等问题。未来,应直面科技的挑战,科学合理地运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促进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体育法》修订研究述评及展望——兼谈我国体育法治形态与价值

基于文献资料、规范研究以及逻辑分析方法,对我国现行《体育法》修改的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我国体育法治形态与价值。研究认为:《体育法》修改的研究体现了当前我国的体育法治形态,即以形式法治研究为原点,现有研究实现了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理念的转变,兼具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种形态,并没有完成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跨越。实现体育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推进树立实质法治理念,实行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综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