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休日月时例中的详与略

《公羊》学者何休从详与略的角度对《春秋》的日月时例作了大量的阐发。何休基于二元对立的思维,对日、月、时这三个要素作两两对待,即日、月相对,日为详,月为略;月、时相对,月为详,时为略。何休从日月时的详略轻重出发,阐发蕴含其中的褒贬大义,但何休并没有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来阐明褒贬,即并不是详书日月以示褒,略书就意味着贬;其实有很多情况,日月时的详略表明的是褒、贬程度的浅深。也正因为日月时的详略在意义的阐发上具有程度上的深浅轻重等的变化关系,因此能很好地与其三世进化说相结合,从而具有王道进化的意义。而随着三世的演进,王道的逐渐实现,日月时的详略轻重的差异渐趋消弥,从而完成了它的王道进化的使命。

董仲舒与何休的学术渊源

董仲舒与何休之差异,素不为学者重视。然而到了晚清,龚自珍与魏源等开始强调董、何之间的差异,并着力发挥了董仲舒的思想,且对何休多有批评。然而依据史书关于胡毋生与董仲舒学术传承的记载,以及何休对两汉春秋学的批评,表明何休的学术实出于胡毋生,而非董仲舒。最后,结合对《春秋》中所载逄丑父一事的评论,凸显了何休与董仲舒在解经上的差异。

论何休《公羊解诂》的历史哲学

何休在其《公羊解诂》中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世,并把它们作为历史的缩影,认为历史应该是由“衰乱”、经“升平”,最终达到“大平”目标的进步过程,三世在时间上是前后连续的,在空间上是内外扩展的,最终目标是天下一统、人类大同。“一统”论与“张三世”、“异内外”相结合,进一步论证了历史在空间中延展和时间上延续的统一。一统之能够实现,关键在于它是发乎本性的,即以仁爱之心,由内而外,自近至远,推己及人,将仁政在空间上从“本国”推广到“诸夏”并最终扩展到“天下”,在时间上从“衰乱”世推进到“升平”世,并最终推向“大平”世。何休的历史观是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历史哲学。

汉代儒家的民族观——以贾谊、董仲舒、何休为中心

贾谊民族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术,是儒家传统的"修文德"、"来远人"、"怀柔"四夷的民族思想的应用,但其中也参杂了法家"术"的成分;董仲舒继承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思想,并从大一统思想出发,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但这并不等于各民族完全平等,华夷仍有亲疏贵贱之分,这是与他的阴阳五行说相辅相成的;何休主张的"夷狄进至于爵",其前提实际上就是"用夏变夷"。

何休历史哲学理论探析

儒家历史哲学理论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主导形态。何休作为东汉时期最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他关于历史发展的特征、规律之认识同样系统而深刻，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在于将《公羊》“张三世”说与“通三统”观点加以新的整合与融会，首次提出了以“衰乱——升平——太平”为中心内容的社会发展模式，强调“大一统”“夷夏一体”、“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为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

何休对公羊“三世”说的理论构建

“三世”说作为公羊学的一种系统的历史发展学说,是东汉公羊家何休在公羊先师《春秋》“三世”说的理论基础上,经过系统阐发之后而最终构建起来的。何休的“三世”说以“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来解说公羊先师的《春秋》“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从而肯定了社会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衰乱到太平、从野蛮到文明的不断发展和不断进步的过程。何休的“三世”说与公羊“三统”说、“异内外”说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由此构成为一个系统的“三科九旨”公羊学术思想体系。

何休“人事与灾异”“二类”说论略

“人事与灾异”之“二类”说 ,是何休通过对《春秋》的归纳和阐发而提出的一种天人学说。这一学说从思想渊源和内涵而言 ,继承和发展了先儒特别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家言灾异而重人事的思想 ;从表述形式而言 ,则是受到了东汉社会普遍援引谶纬以说灾异的时代风气的影响 ,从而具有浓厚的谶纬色彩 ;从精神实质而言 ,则是为了阐明人的行为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同时借助于天的意志对人类历史与现实政治作出批判 。

公羊“三统”说与何休“《春秋》王鲁”论

“三统说”与“三世说”一样，都是《公羊》学派观察与解释历史演变以及动因的基本理论内容，属于《公羊》学派历史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公羊》家通过它来说明历史上各个朝代兴衰更替的内在关系，描述社会嬗递的逻辑脉络以及具体表现，为人们理解纷繁复杂的历史变易现象...

何休公羊三世说及其解经方法

从公羊三世说的主要特征来看,在《公羊传》中仅有"异辞"和"自近者始"之说,其中所含渐进之义乃是三世说之肇端。何休在前人基础上,将小国大国以及内外、夏夷之空间远近与三个时段结合起来,并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采取了若干种方法,来证明和强调其公羊三世说理论。

论何休《春秋》王鲁说

《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欲当王之法,于是便产生《春秋》新王说。《春秋》以鲁为主,继而又产生《春秋》王鲁说。《春秋》新王说重在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而《春秋》王鲁说则突出了孔子作《春秋》的具体手段。董仲舒对《春秋》王鲁的观点作了较详尽的阐述,认为《春秋》是周之后的一新正统,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对《春秋》王鲁义理作了具体的阐释:褒贬诸侯,赞颂王化;褒内贬外,尊鲁拥王;王者当自正,恩信天下等。何休阐释《春秋》王鲁义理时有的是直承经传本意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则曲解了经传本意而随意发挥。

论何休对儒学发展的贡献

论何休对儒学发展的贡献陈其泰中国古代儒学具有繁富的内容，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学派身上，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就汉代形成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而言，即各具特色和风采，然而，由于东汉末年郑玄遍注儒家经典，主古文家说而兼采今文，实际上是把今文家说统一于古文之中...

孔广森与何休的经学之异

孔广森被有的学者视为清代第一位有《公羊》学著述的人物,但他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与何休的《公羊》学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之异就在于孔广森否定何休的王鲁说,自立三科九旨,没有对《公羊》学微言的阐发,只有《公羊》书法、大义的发明,从而使孔广森的经学著作虽以《公羊》命名,却对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推进。然而,孔广森的经学还是有其新内容,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体例特色

东汉经学家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是两汉今文经学派对《春秋》注解的集大成之作。它以"解诂"为名,而略于训诂,重于解说,基本体式是随着《公羊传》的行文对传文作出解读评判,以辨明《公羊》大义,大类上可以归入"传"体,但又是对"传"的再次注解。何休继承了公羊学的基本义例,又对之加以整合和创新,在解析《公羊》传文之外,也由传文出发,在解经文字中表达自己的现实观点。

何休《公羊解诂》质疑略说

何休的《公羊解诂》是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却也遭到了后世学者很多的批评。主要的批评路径有三条,一为订正训诂,一为据《穀梁》和《左传》批评《解诂》,一为依照自造之体系批评《解诂》。这里着重分析了后两种路径,指出了其中的方法论错误,并以为批评何休之学说,应当从其体系内部入手,发掘其中的义理失误问题,并举出两例,详加辨析。

何休对《公羊传》书法义例的改造与发展

何休所阐发的以三科九旨为代表的条例法则,使《公羊传》的书法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不断变化、进步的发展进程;他对《公羊传》书法的扩充,使《公羊》书法更为繁富、系统,并使其褒贬惩劝功能得到加强;他运用"属辞比事"这种方法探求《春秋》书法,并把书法的探求看成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推衍,从而使书法不断条例化。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训释讹误两例——兼论清代学者纠改之失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对《公羊传》字词的训释时有讹误,清代学者曾力加纠匡,但仍有纠而未安或正而不是者。本文以僖二年“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与襄二十六年“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为例,辨析何休训解中的讹误所在,同时指陈孔广森、何若瑶、俞樾、陈立、王闿运、皮锡瑞相关纠改的是非得失,最后提出新的解说,以求合乎经传本义。

何休“三世说”浅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重要思想之一。董仲舒将鲁十二公按照时间远近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在董说的基础上,何休将三世发展成为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社会由衰乱世向太平世发展的过程便是王化由鲁扩散到诸夏,再扩散至夷狄的过程。在《公羊解诂》中,何休将《春秋》众多书法纳入其三世说,如大夫卒日、大小国之别、夷夏之辨等。何休"三世说"深化了《春秋》王鲁、夷夏之辨等义理,促进了公羊学说的发展。

董仲舒《春秋》学之“异外内”--以何休为参照系

“异外内”之说,是两汉公羊学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由于两汉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仲舒之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公羊“异外内”说。何休的“异外内”说,在董仲舒那里大体已具。董仲舒的论说虽然语焉不详,但通过以何休为参照系,则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大体上说,董、何对“异外内”的理解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在对一些《春秋》经传具体文本的理解上,董、何虽然均以“外内”之辞言之,但其指向又颇有异趣。

何休“公羊三世说”二题

从思想源流及取径讲,何休＂公羊三世说＂既有对前代公羊学说的沿袭,又夹杂了许多谶纬的内容;从思想的社会基础来看,汉末的社会矛盾和清流思潮在其中更起到了激励作用,使之成为东汉末期儒家思想当中的一种最为独特的理论。

论何休灾异说

何休认为异先于事而灾后于事,异是警示而灾是惩罚。何休是以天人感应说为理论基础,以阴阳说为理论武器来解说灾异的,认为灾异是阴阳失衡或错位的结果。何休常借助对灾异的解说表现出对一统王权、君权的拥护,对僭王、弑君、强臣专权等行为多加谴责。何休的灾异说表现出浓郁的民本思想:一是对民生的关注,另一是对民声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