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的“出世”与“入世”——兼谈新文学作家“儒道合一”的文化人格

何其芳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他早期的诗文创作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出世”态度十分明显。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他又由“出世”转为“入世”,积极投身于全民族的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就是学界所关注的“何其芳现象”。其实所谓的“何其芳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新文学现象,它所反映的问题本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观问题,而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都在自觉坚守的文化人格问题,即:“出世”与“入世”这两种传统文化因素,形成了他们文化人格中可以互相调节且可以自由转换的内在机制,并根据其自身的生存环境不断地进行切换,进而使自己始终都能够保持一种心态平衡。

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以何其芳奔赴延安的动因为考察对象

中国现代作家因人生阅历以及创作经验的不同,在奔赴延安前心态各异。洞悉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有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现代作家文学道路嬗变的脉络和原因。在艾青、丁玲、萧军等奔赴延安的中国现代作家中,何其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追求报告文学写作,想通过奔赴抗战前线收集资料撰写报告文学,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另一种是追求进步的心态与精神。这种体现是他抗战前作品中蕴含着“激进力量”和追求进步的热情。再加上吴伯箫、杨吉甫等革命友人的影响,加速了何其芳奔赴延安的过程。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中。这也说明,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新诗内外的声音意味——以延安时期的“朗诵诗人”何其芳为中心

在1940年前后的延安朗诵诗运动中,何其芳及其新诗的多重声音意味有助于打破曾有的“何其芳现象”从文学到政治的二元对立观点,因此值得探寻:首先,其以《叫喊》为代表的诸多延安诗作充满声音意象,夹杂了何其芳在“明朗”政治色调之下的痛苦与困惑;其次,诗人在鲁艺晚会上以川话进行诗朗诵的方言策略,也因其曾有的“京派”体验彰显了其思想的多重内涵和复杂震荡;最后,在何其芳抵延前后,其朗诵诗理论构想的悖反,以及《夜歌》初版最终呈现的内部语言结构,都诠释了诗人关于文学理想的隐在姿态。

奈瓦尔“牵着龙虾”走进中国——奈瓦尔与何其芳之缘

从文学译介史和学术研究史的角度看,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诗人奈瓦尔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逐渐被中国读者所认知,而实际情况是,20世纪30年代,“奈瓦尔”早已借中国现当代诗人何其芳之“缘”走进中国:其悲凉凄惨的人生经历和离经叛道的人格写照被纳入中国现代诗歌之中,并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中的重要意象———“牵着龙虾走在大街上”的诗人形象———进入现代诗歌的“流通市场”,成为特立独行却无力与社会抗争的“浪漫诗人”的典型写照。两位诗人相似的艺术旨趣,与其说是巧合,毋宁说是何其芳对奈瓦尔的一种“不露痕迹”的学习。奈瓦尔对何其芳的影响,不仅仅是普通诗人之间创作技巧方面的影响,更是精神境界和人生选择方面的重要影响,尽管这种影响表现为接受方有意的“抗拒”和“摈弃”。

晚年心事与诗情勃发——论何其芳的写诗、译诗与编诗实践(1959—1977)

在何其芳疾病缠身、政治受挫的晚年,他毅然爆发无限的诗情,倡导建立中国现代的格律诗。他努力创作了一批新诗,同时还写就诸多的旧体诗,并更为积极地译诗与编选诗集。这些或公开或未公开的诗艺实践,集中展现了何其芳的晚年心事。在写诗与评诗、新诗与旧诗、新诗与民歌以及外文与译文之间的悖论,导致其内在缠绕着深刻的苦闷与焦虑。不过,在始终如一的革命政治追求下,何其芳力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虽然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在思想解放下整合独具特色的诗艺主张,彰显了诗人革命家坚定的生命理想与高度自觉的文化精神。

诗化与造境——何其芳1930年代小说、戏剧综论

作为1930年代文学场域的代表性作家,何其芳在其小说、戏剧作品中呈现的诗化风格成为其标志性的文学姿态。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何其芳1930年代的小说、戏剧创作凝练为青春主题的书写形态,他将诗歌写作中的美学意象铺陈为短篇历史小说《王子猷》的诗意化历史情调,以诗作《预言》入小说的尝试丰富了何其芳的文学体验。戏剧《夏夜》在空间造境上以现实生活的时空为背景,着力构建“心灵的语言”,也为何其芳1930年代的文学探索提供了经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浮世绘》则延续了何其芳唯美的写作气质,又在反思自我与时代的关系上有所突破。

革命知识分子的“快乐”与“温情”:何其芳《夜歌》的听觉叙事

何其芳的诗集《夜歌》呈现了其初至延安时期“心境”的多重变奏,通过“听觉叙事”的角度和方式,讲述了他如何通过延安生活中所体会到的“快乐”和“温情”,克服长久以来的“寂寞”情绪,以及因繁杂的事务性工作而产生的“疲倦”之感,获得身心的全面安顿。前者来源于“相信人类有着美好未来”的乐观情绪,在延安高昂热烈的“歌唱”氛围中得以表达;后者则产生自“同志爱”,作为一种新型的“情感结构”,流淌于革命知识分子彼此间平等坦诚的“谈说”之中。何其芳带着这些宝贵经验成为一名“快乐的说教者”,给更多的延安青年以精神的鼓励和调适。

“我歌唱延安”:关于“青年何其芳”

何其芳的“延安道路”具有独异性,也具有知识青年成长进程中显现的共通性和相近性。在“文学何其芳”和“政治何其芳”作为区隔和分野的现有逻辑判断下,应该说何其芳深处延安语境中青年主体的身份认知和文化心理被遮蔽掉了,“青年何其芳”对延安的歌唱呈映出青年个体的成长趋向。文艺整风前,作为青年的何其芳,其创作活动体现“自述性”的个人色彩,创设文本隐含着其小资产阶级思想被加以改造的痕迹,青年主体的抒情和“青年何其芳”的成长诉求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在《我歌唱延安》和《夜歌》的写作中,可以看到“青年何其芳”的前行进程,即政治的、艺术的、思想的和心理的相关因素都应被纳入到革命伦理的考察范畴内。“青年何其芳”的终点是走向“革命何其芳”。

对“何其芳现象”的思考

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何其芳是一个典型式的人物。“何其芳现象”不仅仅是简单的“思想进步,创作退步”的问题,应该多角度地看待它。本文从文学写作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性格的视角对“何其芳现象”进行辨析。

何其芳早年佚诗《招》及其他

何其芳是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他的作品的搜集整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00年蓝棣之先生编辑了《何其芳全集》,但全集难全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笔者在资料查找过程中,发现了何其芳发表在《西湖文苑》上的早期佚诗《招》并对《招》的艺术特色作了简要分析。还发现了何其芳抗战期间创作的歌词《追悼左权同志》,以及其他几篇全集未收录的诗文、书信等。

何其芳诗歌与“何其芳现象”

何其芳初登诗坛时的诗歌有着赤子般的情怀,用孩子的眼光和心灵写成的诗,没有被"他者"异化,具有重要美学价值。1938年到延安后,诗歌创作发生了变化。1942年后,何其芳转型,却始终绕不开文学的追求,并且在文学艺术上不断进行探索,不断总结反思。分析有着一定普遍性的"何其芳现象",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简单归结为"思想进步、艺术退步"。

选本数据与“何其芳现象”重审

通过梳理、考察194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文学选本收录何其芳诗歌的情况,我们从选本维度探寻出何其芳前后期诗歌的传播轨迹与阶段特征。在选本里,何其芳的前后期诗歌都受到了选家的青睐,这与学界所提出的"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何其芳现象"似不吻合。文化思潮、阅读语境、审美期待以及诗学建构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致使关于何其芳诗歌的阅读焦点过于分散,何其芳诗歌的"经典作品"尚未遴选出来。大半个世纪里,何其芳诗歌的选本收录数据为重新审视"何其芳现象"提供了新的依据。

近二十年何其芳研究述论

近二十年来，学界对何其芳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这些成果包括深入分析“何其芳现象”，重新认识“独语体”，重新评价《画梦录》、《预言》等作品的思想内容以及科学总结何其芳文艺理论等几个方面。梳理何其芳研究的新成就有着重要意义。

“过客”与“独语者”——鲁迅《野草》和何其芳《画梦录》比较研究

《野草》和《画梦录》分别是鲁迅和何其芳具有重要意义的散文诗作品。他们在思想上具有相同的精神特质 ,就是知识分子在革命低潮期找不到出路的孤独和彷徨。但是二者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同时 。

作为“黏合剂”的“现代格律诗”理论——兼谈对“何其芳现象”的再思考

在20世纪50年代,疏于诗歌创作的何其芳提出了"现代格律诗"理论。此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疏导潜意识层面的"诗人何其芳"与意识层面的"主流价值观的文艺代言人何其芳"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心灵苦痛,将诗人处于分裂中的人格暂时粘合起来。而此观点的"无关痛痒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一些颇具艺术个性却不合主流价值观的诗歌作了隐秘的辩护。

何其芳现代格律诗论的三个要点评析

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论包含三个主要观点。他的这些观点既有合理性又有局限性。其主要的局限在于:只讲究诗行的顿数规律,却忽略了诗行的顿歇规律。对于何氏的理论,我们应着重在这后一点上加以发展。

从“意象”到“象征”:30年代汉语象征诗学的拓展——以废名、卞之琳、何其芳的诗歌创作为例

从汉语诗学的整体发展状况来看,30年代的诗学理论侧重于主“智”,主“智”的诗学强调创作主体对于其对象的自主性“构建”活动,它可以人为地通过对语词的排列、组合或中断、省略,来营造一种需要智力活动参与的诗学形态与氛围,以使接受者通过对这一特定形态与氛围的智力性“赏玩”来“体味”其间的奥妙。主“智”的诗学携带着汉语诗学浓郁的文人传统,这就形成了一种力求使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能进一步趋于“融和”的发展路向,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以后汉语诗歌的基本精神面貌及其发展形态。